1932永城两次暴动失败，组织受重创后多年无大规模斗争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商丘革命进入低潮。以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代表的旧军阀与冯玉祥为代表的新军阀为争夺对商丘的控制而展开混战。这场混战从10月持续到了12月，北洋军阀政权垮台，国民党新军阀在商丘的统治确立。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趁机派出党务特派员，在各县建立国县党部，扩充其势力，在农村实行保甲制度，逮捕共产党人，商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共产党人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有人退党，有人投敌，有人隐蔽。所有党组织停止了活动，一些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些党员仍在坚持斗争。这时的商丘，正如河南省委贺克寒1928年5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豫东的整个组织现象，是非常松懈，并且极零散，无政治路线。”

1927年8月和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给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1928年5月河南省委重建，积极贯彻党的六大精神，明确了“争取群众”的总路线，把工作重点由发动武装起义转变到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斗争的方向上来，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这时，蒋一峰回到永城重新恢复了县委的活动，分别在县中、师范讲习所、女子师范、东关小学等单位发展党员，建立了新的党支部。接着，又相继建立了练土楼总支和小山子区委、薛湖区委，党员队伍日益壮大。1928年春，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永城县委成立，蒋一峰任书记。

永城县委下辖两个区委，一个总支，共19个支部，若干党小组。1928年年底，永城的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4人发展到30多人，到1929年12月，发展到200多人，比大革命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共永城县委派员打入永城县当局成立的黄色农民协会，掌控了领导权。共产党人利用黄色农协展开斗争。永城县委开办农协会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倾向革命的积极分子，在其中发展党员，还以永城县农协名义，控告土豪劣绅聂九如，使其被枪决，大大震慑了永城的恶霸势力。

但中共永城县委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以“共党嫌疑”的罪名，于1928年10月逮捕了蒋一峰，将其押解至开封。县委其他成员不得不转移外地，暂停活动。

蒋一峰被关押到开封大牢后，敌人对其软硬兼施。先用高官厚禄引诱，接着使尽酷刑，用老虎凳压断了他的腿。蒋一峰立场坚定，意志顽强，始终未暴露组织和同志。

因敌找不到真凭实据，在党组织营救下，蒋一峰在1929年6月被释放。他回到永城时，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老父看儿子遭那么大罪，劝他远离家乡，去外地织“洋袜子”谋生。蒋一峰没有同意，反还说服父亲，帮助开展了一些党组织活动。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在夏邑的活动是一片空白。1927年8月，中共杨集支部的建立，揭开了夏邑建立党组织的序幕。

党支部印制揭露汪老六罪行的标语传单、漫画，广贴街头，激发群众义愤。然后，串联商贩抗捐抗税，拒交汪老六的勒索，并暗中组织和发动苦主，在大街上公开围攻汪老六，当众揭发其罪行。汪老六吓得提心吊胆，不敢出门，不可一世的威风荡然无存。

杨集党支部秘密印发传单，通过农民协会组织群众，参加反流通券的斗争。在中共砀山县委的组织领导下，全县农民协会会员和部分农民在约定之日齐聚县城，围攻县政府，驻砀的国民党军基层官兵也参与了活动，终迫使砀山县当局不得不答复停止发放流通券，用法币兑换已发的流通券。

斗争胜利后，杨集党支部因工作出色，受到中共砀山县委的表扬。

在永城建立县委、夏邑建立杨集支部的同时，睢县、虞城、商丘县等地的共产党人也在积极恢复党的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商丘革命从低潮中慢慢复苏。

192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受盲动主义影响，将皖北、豫东和鲁西南三省接合部划为“暴动区”，派刚从绥远省委到河南工作的李醒潮到夏邑组建夏永虞中心县委，具体领导武装起义。商丘第一个地级党组织中共夏永虞中心县委得以秘密成立。

此时，豫东国民党驻军中建有中共商丘特支和夏邑特支，豫东警备旅旅长兼夏邑县长孙实，国民党杨虎城部驻夏邑师师长张振芳，方振武部驻虞城余亚农师政治部主任方策等人均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共河南省委为了建立红色区域，希望利用这些地下党员握有兵权的有利条件，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举行武装起义。

李醒潮与孙实接上关系后，秘密建立了夏永虞中心县委，并以夏邑县民运科副科长的身份作掩护，在夏永虞地区积极开展活动，恢复发展党组织，培训干部，筹建武装，准备发动暴动。

在夏永虞中心县委领导下，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组织红枪会进一步发展。夏邑县城还举办了200多人参加的政治训练班。一时间，夏永虞地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但时隔不久，形势突然逆转。国民党当局似乎觉察到孙实的活动，免除了他警备旅长和夏邑县长的职务，并将其从夏邑调任鹿邑；余亚农师和张振芳师也被一起调防山东，夏永虞地区的武装起义失去了基础。

1928年年底，中共河南省委遭到破坏，一时难以恢复，中共中央于1929年4月指示河南暂时取消省委组织。李醒潮因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夏邑。夏永虞地区的武装起义失去了领导者和组织者，为创建红色苏区而建立的中共夏永虞中心县委也因此于1929年6月撤销。

睢县县委的恢复经历曲折。

1927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错误地执行右倾路线，解散睢县县委，睢县党组织进入了艰难困苦的革命时期。192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重建后，着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1929年秋，中共开封市委组织部长吴芝圃因患病回乡治疗，到睢县找到党员苗泽生，传达省委关于恢复睢县党组织的指示。苗泽生与党员郭景尧和从外地回乡的党员姜朗山联系，在刘庄召开会议，秘密成立中共睢县第二届县委（地下），苗泽生任书记，郭景尧、姜朗山为委员。

姜朗山此前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由于睢县党组织被破坏，他一时没有与组织接上关系，就在家乡秘密开展农民运动。

他变卖家产，在刘庄创办刘庄小学，试图通过办教育，宣传群众，联络同志。在小学校门上，他自编了一副对联，表明了办学的亲旨。上联：昔日蔓草荒芜凋敝凄凉；下联：今朝人才荟萃庄严灿烂。横批：唤起民众。

中共睢县县委成立后，着手把流散各地的党员秘密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地下斗争。1929年领导教育界进行索薪斗争，迫使教育局长张连簧下台，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

虞城和商丘县党组织的恢复是从刘屯支部开始的。

刘屯位于陇海线杨集车站西北3公里，时属江苏砀山县。大革命失败后，该村中共党员訾景辰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回到家乡，在其老师刘尹斋的推荐下，担任了刘屯小学的校长。

1928年年初，訾景辰与中共徐州地委、砀山县委接上了关系。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以刘屯小学为阵地，宣传马列主义。

1928年3月起，他先后组织了读书会、学生会，又秘密成立青年会。暑假，中共徐州地委和砀山县委派共产党员彭伴平、戴雅茹、孙超风、朱维杨4人来刘屯小学任教，建立中共刘屯支部，訾景辰担任书记，隶属中共砀山县委。

支部成立后，他们在学校教唱进步歌曲，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并发展了第二批青年会会员。1928年年底，国民党砀山县党部获悉刘屯小学有共产党员活动，派人来校搜查，抓走了几个学生。訾景辰等人不得不转移别处，刘屯党支部停止了活动。

此时，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商丘县党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但党员们利用各种机会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秋，叶诚宪返回县城，与徐锦章、曹敏业等转入地下的党员取得联系，决定恢复党支部，叶诚宪任书记。不久，叶诚宪考入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支部便以简师为基地，领导全县教育界的斗争。

商丘县府曾议定师范学生每月津贴5元。但自9月到11月，3个月时间学生没有领到一分钱。县府还缩减教育经费，对教员工资减半，引起广大教师的不满。党支部研究后，决定领导师生进行教师索薪和师范学生要求补发津贴的罢课斗争。

党支部以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为骨干，到各校宣传鼓动，一时间全县形成罢课热潮。党支部组织简易师范学校数百名师生到县政府请愿，上街示威游行。县府被迫与师生协商谈判。叶诚宪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与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广大师生的巨大压力下，当局不得不答应学生和教员的要求，罢课斗争取得胜利。

但索薪罢课斗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当局便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下令速捕叶诚宪，还抄了他的家。叶诚宪设法逃脱虎口，到外地隐蔽，支部其他同志也转移到外地，中共商丘县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

从1927年8月到1929年12月，在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中，商丘各地不仅恢复了党组织，而且新建了支部、县委、中心县委，活动从范围大革命时期的永城、睢县、商丘三县，扩大到夏邑、虞城等县，商丘革命从低潮中开始复苏。

但随着李立三“左”倾错误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执行，商丘的共产党人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考验。

1930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影响到商丘。

1930年10月，中共永城县委在县城东北的秦双庙召开会议，布置了组织发动农民和学生在县城东关和中山市场进行“暴动”的任务。这场暴动，准确说就是集会和示威游行，参与人员在活动中燃放鞭炮，发放传单，高喊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反暴露了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身份，引起敌人的警觉，暴动随即失败。

之后永城县委又决定开展兵运，建立暴动武装。1930年年底，共产党员乔庆寰深入永城县保安大队，准备策反部队时不幸被捕，不久在开封遇难，时年31岁。他在牢房墙壁上写下了自挽诗，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移的气节。永城县积蓄的一批党员力量也遭到残酷镇压，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但共产党人依然没有气馁。从1931年春开始，商丘地区的共产党人又开始恢复重建行党组织作。可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王明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提出了更“左”的冒险主义，要求组织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后形成全国胜利。

1932年8月底，中共永城县委根据徐州特委指示，在秦双庙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要求共产党员不怕身份公开，积极大胆地带领群众收缴地主的枪支，参加武装暴动。

会议决定，分别到韩庄、陈楼和火神店，强行收缴地主豪绅和国民党联保处、团防局的枪支，同时收编土匪武装，壮大暴动力量。

1932年9月26日，永城县委成功组织了韩庄暴动。但在30日攻打火神店的暴动中，因力量薄弱，暴动失败，党组织遭受极大损失。

因为这两次的冒险暴动，刚刚燃起的革命火焰又变成星星之火，以致此后几年，永城乃至商丘都没有再建立起健全的党组织，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群众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