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谋定贞观的第一贤相，以谦和智慧撑起大唐治世的基石

导语：从隋末小吏到贞观宰辅，他为何能凭 “谋” 立足，成李世民最信任的 “管家”？

在初唐的名臣谱系中，房玄龄是个 “润物无声” 的存在 —— 他没有魏徵 “逆龙鳞” 的锋芒，没有李靖 “破强敌” 的战功，却以 “深谋远虑” 成为李世民倚重一生的左膀右臂；他是 “房谋杜断” 里的 “谋者”，凡军国大事，总能提前规划周全，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任宰相二十余年，把贞观朝的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被李世民称为 “大唐的‘萧何’”。他就是梁国公房玄龄，一位以 “稳”“谋”“谦” 诠释贤相本色的初唐重臣。今天，我们走进他的一生，看这位 “幕后谋主” 如何以低调智慧，撑起贞观盛世的根基。

一、隋末识主：乱世中的 “择主之明”

房玄龄出身清河房氏 —— 这是魏晋以来的北方望族，父亲房彦谦是隋朝泾阳县令，以清廉闻名。他自幼聪慧，博览经史，擅长书法与谋略，隋吏部侍郎高孝基曾评价他：“此子才器，非寻常之辈，将来必成伟器，只是需得遇明主。”

成年后，房玄龄以门荫入仕，任隋隰城县尉。彼时隋末乱世已现，隋炀帝滥用民力，各地起义频发，房玄龄看透隋朝将亡，却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慌乱 —— 他暗中观察天下势力，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李渊父子身上。公元 617 年，李渊率军攻占长安，房玄龄当即弃官，前往渭北投奔李世民。

两人初次见面，便有种 “相见恨晚” 的默契。房玄龄向李世民献上 “经营天下之策”：“今隋室倾颓，群雄并起，若欲平定天下，需先收民心、揽贤才，以关中为根基，再图四方。” 李世民听后大喜，当即任命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让他掌管文书与谋略。

这次 “择主”，是房玄龄一生的转折点。他不像魏徵那样 “三易其主”，而是一眼认准李世民 —— 不是因为李世民的 “皇子身份”，而是看中他 “礼贤下士、有济世之心”。后来房玄龄曾对人说：“我见天下诸公，唯有秦王能救百姓于水火，我愿以毕生之力辅佐。” 这份 “识主之明”，让他此后数十年，始终与李世民紧密绑定，成为其最信任的谋臣。

二、秦府伯乐：招揽贤才的 “智囊核心”

归附秦王府后，房玄龄的首要任务，是为李世民 “招揽天下贤才”—— 他深知，乱世之中，人才是平定天下的关键。每当李世民击败一股割据势力，房玄龄总是第一个进城，不是为了掠夺财物，而是为了寻找有才华的官员与谋士，哪怕对方曾是敌人，他也会倾力招揽。

最典型的是推荐杜如晦。当时李渊为削弱秦王府势力，将秦王府的谋士调往朝廷任职，杜如晦也在其中。房玄龄得知后，急向李世民进言：“杜如晦有王佐之才，若殿下只想镇守关中，或许用不上他；但殿下若想经营四方、夺取天下，非杜如晦不可！” 李世民恍然大悟，当即向李渊上奏，将杜如晦留在秦王府，这才有了后来 “房谋杜断” 的佳话。

除此之外，房玄龄还为李世民招揽了薛收、褚亮、李玄道等一批谋士，以及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武将。他不仅招揽人才，还善于 “用人所长”：知道薛收擅长文辞，就让他负责起草檄文；知道尉迟敬德勇猛，就推荐他统领精锐骑兵。在他的打理下，秦王府逐渐形成了 “谋士如云、猛将如雨” 的局面，成为李世民争夺天下的 “核心班底”。

在平定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房玄龄虽未亲自上阵杀敌，却始终是 “幕后谋主”：他为李世民制定作战计划，分析敌军弱点；他负责粮草调度，确保大军后勤；他还起草檄文，安抚占领区百姓。每次战后，李世民论功行赏，房玄龄总能排在前列，他却总是推辞：“功劳都是将士们在前线拼来的，我不过是纸上谈兵，不敢居功。” 这份谦和，让他在秦王府中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三、玄武定计：夺权关键时刻的 “谋局之深”

到了武德九年（626 年），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储位之争进入白热化，房玄龄成为玄武门之变的 “核心谋局者” 之一。当时李建成联合李元吉，多次设计陷害李世民，甚至计划在昆明池设宴谋杀他，李世民虽有反击之心，却仍在 “骨肉相残” 的顾虑中犹豫。

房玄龄与长孙无忌、杜如晦私下商议，认为 “此时若不行动，秦王必遭不测”。他首先收集李建成的罪证 —— 包括李建成与后宫嫔妃私通、挪用国库财物、勾结突厥等，为李世民 “先发制人” 提供正当理由；然后，他联络秦王府的旧部将领，确保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武将愿意出兵；最后，他与杜如晦共同制定政变细节：何时入宫、如何控制宫门、如何应对李渊的卫队，甚至连政变后的舆论安抚都提前规划好。

政变前一天，李建成以 “商议军情” 为由，召李世民入宫，想趁机下手。房玄龄得知后，急劝李世民：“殿下不可入宫！这是太子的诱杀之计，我们应提前发动政变，控制太极宫！” 正是这句话，让李世民最终下定决心。

玄武门之变当天，房玄龄虽未亲自入宫，却在秦王府坐镇指挥：他派人守住长安各城门，防止李建成的部下反扑；他起草 “讨逆檄文”，在政变成功后迅速传遍长安，安抚百姓；他还亲自前往李渊的寝宫，劝说李渊 “承认政变事实，立李世民为太子”。可以说，玄武门之变的成功，不仅靠尉迟敬德等武将的勇猛，更靠房玄龄 “谋局之深”—— 他提前想到了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用周密的计划一一化解。

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房玄龄被封为邢国公，任中书令（宰相），与杜如晦共同主持朝政。李世民对大臣说：“玄龄为我谋划政变，事无巨细，皆考虑周全，若没有他，我难成大事。”

四、贞观辅政：构建盛世的 “制度之基”

贞观年间，房玄龄的核心贡献，是为贞观之治构建了 “制度基石”。他与杜如晦搭档，一个 “谋” 一个 “断”，将隋末混乱的朝政梳理得井井有条。

在政治制度上，他主持完善了三省六部制 —— 明确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核诏令）、尚书省（执行诏令）的职责，强调 “三省相互制衡”，既避免了权臣专权，又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还制定了《唐六典》的雏形，规范了官员的职责与考核标准，让贞观朝的官场 “各司其职，鲜有推诿”。

在法律修订上，他与长孙无忌、魏徵等共同修订《唐律疏议》。这部法典以 “宽仁” 为原则，废除了隋朝的许多苛法，比如减少死刑条款，规定 “死刑需三复奏”（皇帝三次批准才能执行），体现了 “德主刑辅” 的治国理念。《唐律疏议》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影响了东亚各国数百年。

在人才选拔上，房玄龄主张 “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不看重出身，只看重能力，即使是寒门子弟，只要有才华，也能得到提拔。比如他推荐的马周，原本是个落魄文人，因才华被房玄龄发现，最终官至宰相；他还重视科举制度，增加进士科名额，让更多有学识的人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打破了贵族对官场的垄断。

房玄龄任宰相二十余年，始终保持着 “谦和谨慎” 的作风。他从不独断专行，遇到大事总是与其他宰相商议；他从不为自己或家人谋取私利，家里的房子简陋，甚至不如一些官员的府邸；他的子弟也多靠自己的能力入仕，从不用他的关系走后门。李世民曾想为房玄龄的儿子封官，房玄龄却婉言拒绝：“犬子资质平庸，若靠我的关系为官，恐难称职，还会让天下人笑话。”

五、房谋杜断：君臣相得与知己协作

提到房玄龄，就绕不开 “房谋杜断”—— 这对搭档的协作，是贞观朝最动人的 “职场佳话”。房玄龄善 “谋”，每次遇到大事，他总能提出三五个方案，却往往因 “各有利弊” 难以定夺；而杜如晦善 “断”，只需听一遍方案，就能选出最优路径，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比如平定王世充时，房玄龄提出 “围洛打援”“先攻外围”“劝降部将” 三个方案，犹豫不决；杜如晦到来后，分析军情，认为 “围洛打援” 最可行，最终李世民采纳，果然大胜。事后房玄龄笑着说：“若没有克明（杜如晦字），我这计谋再好，也难有定论。”

杜如晦去世后，房玄龄一度陷入 “无措”—— 遇到大事，他仍会提出多个方案，却没人能像杜如晦那样精准决断。李世民看在眼里，安慰他说：“克明虽逝，但你若有难决之事，可与魏徵、长孙无忌商议，他们也能为你分忧。” 即便如此，房玄龄仍时常怀念与杜如晦的协作，他曾对人说：“我与克明，虽非兄弟，却胜似兄弟，他懂我的谋，我懂他的断。”

除了与杜如晦的协作，房玄龄与李世民的 “君臣相得” 也堪称典范。李世民信任房玄龄，将朝政大权放心交给；房玄龄也始终忠于李世民，哪怕李世民犯错，他也会委婉劝谏。比如贞观十九年（645 年），李世民想亲征高句丽，房玄龄虽不赞同，却没有像魏徵那样当庭反驳，而是私下上疏：“陛下年事已高，亲征高句丽劳民伤财，若有不测，恐动摇社稷，不如派大将出征。” 虽未被李世民采纳，却体现了他 “忠而不直” 的劝谏智慧。

六、晚年与身后：贤相的终局与历史回响

房玄龄的晚年，身体日渐衰弱，却仍坚守在宰相岗位上。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他已病重卧床，仍牵挂着朝政 —— 他听说李世民要为自己修建豪华宫殿，便上疏劝谏 “戒奢以俭”；他担心自己死后，朝政无人打理，便向李世民推荐了褚遂良、高季辅等贤臣。

同年七月，房玄龄病逝，享年 70 岁。李世民悲痛不已，罢朝三日，追赠他为太尉、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下葬当天，李世民亲自送行，哭着说：“玄龄随我三十余年，出谋划策，打理朝政，从无差错，他是我大唐的‘萧何’，今他逝去，我失一臂矣！”

后来，李世民绘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房玄龄位列第五 —— 这个排名，不仅是对他功绩的认可，更是对他 “谦和低调” 性格的呼应：他从不在意排名高低，只在意是否能为大唐尽忠。

（图注：唐代宫廷画师绘制的房玄龄画像，他身着宰相官服，手持笏板，面容温和，眼神中透着智慧与沉稳，没有锋芒毕露，却尽显贤相风范，画像旁题有李世民的评语 “谋无遗策，谦以持身”，精准概括其一生）

后世对房玄龄的评价，多以 “贤相” 为核心 —— 他不像魏徵那样以 “谏” 闻名，却以 “稳” 守护着贞观治世；他不像李靖那样以 “功” 显赫，却以 “谋” 奠定了大唐的制度根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玄龄为相，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

他的影响，不仅在贞观一朝：后世的宰相，如宋朝的赵普、明朝的张居正，都以房玄龄为 “贤相标杆”；他参与制定的三省六部制、《唐律疏议》，更是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数百年，成为封建王朝的 “制度范本”。

结尾：如果没有 “房谋”，贞观之治会缺少根基吗？

房玄龄的一生，是 “谋” 与 “谦” 的交织 —— 他以深谋远虑为大唐构建制度，却以谦和低调守护君臣关系。有人说，如果没有房玄龄的 “谋”，贞观朝的制度会混乱无序，治世的根基难以稳固；也有人说，即使没有房玄龄，也会有其他谋士来完善制度，只是他恰好以 “稳” 与 “谦”，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如果你是房玄龄，在 “房谋杜断” 中，会如何平衡 “谋” 的周全与 “断” 的果断？你觉得房玄龄的 “谦和”，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为臣的智慧？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一起聊聊这位谋定贞观的第一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