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商丘农军力量强盛永城数万人遭无端解散

中共商丘各级党组织成立后，商丘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党组织除积极领导城市群众斗争外，还着力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培训农运骨干，组建农民武装，领导农民起义。很快，商丘人民的革命斗争由自发转向自觉，商丘大地上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热潮。

商丘地区较早的农民协会，是1926年2月在睢县西陵寺区建立的区农民协会。

1925年冬，河南省农运负责人萧人鹄来到豫东。他首先在杞县开展农民运动，在中共杞县特支的领导下，筹备成立了杞县农民协会，并在1926年2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支持睢县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的决议案。

接着，睢县又在姬房李、杜土楼、李康河、阎土楼、王四黑、苗楼、马庄、郭河、罗庄等9个村庄建立了村农民协会，在花园丰乐乡建立了乡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6000多人。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中共睢县党组织先后选派郭景尧、苗子丰、王明伦等人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今后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培养了骨干力量。

其后，组建农民武装，领导农民起义，建立新生政权，成为商丘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和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标志。睢县和永城两地，就是农民武装建立、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地点。

睢县农民武装的组建经历自发产生、初步发展和大发展三个阶段。1924年，红枪会由山东曹州传入睢县。红枪会是带有某些迷信色彩的民间自发形成的农民武装力量，也被老百姓叫作红缨子会，很多仪式和义和团有相似之处。会员训练时，悬挂一面镜子代表神位，烧香叩头，咏咒念法，还把画符带在身上，以求辟邪灭妖，刀枪不入。

1925年年底至1926年年初，红枪会遍及雎县农村，编制达到18个团。1926年春，中共睢县党组织在组织农民协会的过程中，以红枪会为基础，建立了一支30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使睢县农民武装有了初步发展。

1927年3月，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萧人鹄和中共豫区委特派员张海峰来到豫东，并在杞县傅集召开杞县、睢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商讨组建农民武装的行动方案，决定改造红枪会，大力发展农民武装。

这次会议后，睢县农民武装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很快，武装队伍增至8000多人，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河南别动队第二路纵队睢县支队，下设联队。

在睢县组建农民武装的同时，中共永城县党支部也开始组建农民自卫军。

1927年3月，支部书记蒋一峰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与原太丘读书社的成员和倾向于革命的青年联系，通过他们教育和改造红枪会成立农民自卫军。永城9个区，每个区都派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永城全县改编红枪会四五万人，正式成立了永城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蒋一峰兼任总指挥，下辖四个军。随后。蒋一峰又在亳州东北的五马、崔庄、蔡大庄一带改编红枪会，组建了一个军。自卫军队员佩戴绣有红色“农”字的袖章，声势浩大。

1927年4月，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被北伐军击溃退居亳州。张海峰、周禾立与蒋一峰等商定，永城农民自卫军与亳州五马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联合，趁张部在亳州立足未稳，将其消灭。

为攻打亳州，还成立了豫东军委小组，进行了一番准备和部署。他们还通过关系，在张部内部策动一个连队起义，作为内应。

5月上旬的一天晚上，豫东军委小组带领数万农民自卫军向位于永城以西百里外的亳州进发。但由于途中队伍散乱，人员不断流失，当晚到达目的地后难以组军，只得改为次日攻打。没想到第二天部队集中时，已不足千人。攻打亳州的计划只好取消。

永城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泄气，他们认真总结攻打，决定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教育，克服组织纪律涣散的弱点，学习进行军事斗争的本领。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农民自卫军的素质得到提高。

这时，中共永城县支部抓住当时农民最关切的烟税问题，派人深入永城四乡发动群众，于1927年5月23日组织农民自卫军攻打永城县城，举行武装起义。

农民自卫军很快攻占了县城，接管了县政府的权力，宣布成立永城县治安委员会，周禾立任主任。治安委员会随即发布安民告示，并进驻县署办公。应广大农民的要求，治安委会宣布免除全年烟税，将县衙保存的烟税亩册全部焚烧。

同在1927年5月，中共睢县执委会决定利用北伐军进军河南的形势，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书记于秀民派人到各工作点传播北伐军即将攻打县城的消息，同时把一些宣传品在城内张贴。驻防县城的直系军阀薛传峰闻听消息后，撤防逃走，县知事张木越潜逃。睢县改由地方豪绅维持秩序。

5月26日，睢县农民自卫军攻克县城，起义成功。农民自卫军占领县城后，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睢县治安委员会。中共睢县执委会请开明士绅杜如珩任主任，下设政治处、军事武装司令部、秘书处、司法处、交际处、粮秣处等。

治安委员会同时发布《告人民书》，号召人民团结起来，遵守铁序，防止反动武装反扑。治安委员会打开监狱，释放受害群众;打开粮仓，救济贫苦人民，带领群众抄了劣绅孟继五的家，公开审判张木越逃走后自任县知事的马振祺，并将其处决。

一时间，广大群众扬眉吐气，一片欢腾。有人写诗赞曰:“革命大军进睢城，庶民闻讯尽欢腾。土豪劣绅末日到，军阀不再逞豪雄。”

睢县、永城农民武装的建立，开创了中共商丘党组织掌握枪杆子的时代。永城农民自卫军和睢县农民自卫军为配合北伐军进军河南，分别举行了大起义，把商丘地区第一次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但商丘人民还没有从兴奋中回过神来，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右倾投降路线的打击。

1927年6月初，武汉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率领的第二集团军打败了盘踞河南的北洋军阀，会师郑州。6月10日至11日，汪精卫、冯玉祥召开了郑州会议，决定停止北伐，命冯玉祥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驻防河南。

此时汪精卫已准备“清共”、反共，密令严查共产党机关。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又在徐州秘密会见蒋介石，两人商谈蒋汪合流和“清共”事宜。会后，河南就开始实行“清党”政策，全身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如此同时，永城国民党八区区长聂九如，纠集反动武装进攻永城县城，向新兴的永城治安委员会反扑，逼迫治安委员会交权。

在睢县，已投靠冯玉祥的原直系军阀寇英杰第九师何柯喜部进驻县城，逼退农民自卫军。国民党还诬篾“豫东别动队是土匪”，农民协会是包庇“土匪”的组织，明令通缉“杞睢暴动匪首吴殿祥、马集勋”,下令解散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

中共中央特派员张国焘来河南巡视，无端指责河南的农民运动“过火”，并命令取消治安委员会，解散农民自卫军。

就这样，永城、睢县建立不足一个月的新生人民政权——治安委员会，在内外压力下被取消，农民武装和农民协会被解散。

商丘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但它依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革命的火种遍播商丘大地，处于黑暗中的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这为以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积累了经验，奠定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