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与祛魅：传记中的夏洛蒂·勃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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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谈论19世纪女性文学，夏洛蒂·勃朗特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她只活了39岁，但就是在这段并不算长的人生中，她以时间为线，以生命为轴，持续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包括《简·爱》《谢利》在内的经典名著。时至今日，她的人生与写作，俨然已是“经典中的经典”。无数人仰慕她的生平事迹，追随她的脚步，书写她的传奇人生；更多的人则将她的作品奉为圭臬，字斟句酌地研究考证，探寻她的人生与作品之间的关联。

画家里奇蒙笔下时年34岁的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

制造偶像：一部荒野女孩的浪漫成长史

在汗牛充栋的夏洛蒂传记中，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创作的《夏洛蒂·勃朗特传》绝对算得上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它出版于1857年，此时，距离夏洛蒂去世仅仅过去了两年时间。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盖斯凯尔夫人都有资格为夏洛蒂立传。她们生活在相同的年代，对彼时大行其道的哥特小说有着相似的感悟，却又深深地感受到父权制度对女性写作的禁锢。

“温柔”是盖斯凯尔夫人用来形容夏洛蒂的关键词，她也愿意用“温柔”的目光凝视她的这位朋友。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831年，夏洛蒂还是一个不满15岁的姑娘。她“文文静静、喜欢沉思”，几乎从未远离她从幼年起就居住的英国约克郡哈沃斯村。“她的手和脚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她的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中，那软软的感觉就好像我手里握的是一只鸟”。正是靠着这双柔软的小手，夏洛蒂撑起了这个家。在两个姐姐相继去世后，年幼的她成了家中的大女儿。她不仅熟练地完成了所有家务活，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还像早逝的母亲那样，始终关注弟弟妹妹的成长——和他们一起玩“文学想象性世界”的游戏，更带着他们在荒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

不过，盖斯凯尔夫人并不知道在夏洛蒂柔弱文静的外表下潜藏着多么激烈的情感。她与生俱来的对写作的执念，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如同火山爆发一般，把炽热的岩浆喷射到整个英伦三岛。1836年，20岁的夏洛蒂鼓起勇气给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写信，告诉他自己对写作的热爱。不久后，骚塞在回信中告诫这位未来的女作家，不要为了想象的快乐而忽略女性真正的责任：“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妇女的终生事业。她越是恪尽妇女的责任，就越没有时间从事于文学，哪怕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才艺或者一种消遣也没有时间。”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

即便如此，夏洛蒂并没有放弃她的文学梦——世界对她抱有多少偏见并不重要。反正，她做什么，不做什么，遵循的都是自己的心。“厌恶也好，受苦也好，从来都不能使她畏缩，不能阻止她走上她认为有责任走好的道路。”于是每天晚上九点，在父亲、姨妈睡觉后，她就和两个妹妹一起，“自由自在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像不安的野兽），谈论计划、打算，憧憬未来生活”。毋庸置疑，写作就是她们未来生活的全部。它就像一道光，照亮了那些注定要隐没在阴暗中的日子。到了1847年，夏洛蒂采用匿名写作的方式，用中性化的笔名“柯勒·贝尔”，出版了那本足以震撼整个男权世界的《简·爱》。

《简·爱》手稿，署名“柯勒·贝尔”

显然，盖斯凯尔夫人并不愿意接受这本书。在她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取得太多职业成就，因为最适合她们的位置只能是客厅、厨房、起居室。似乎是为了化解“柯勒·贝尔”胆大妄为的写作给她带来的不安，她不厌其烦地描写那些坐落在荒原上的阴暗小屋，仿佛不凸显约克郡“与世隔绝”的特性，就无法解释夏洛蒂的与众不同。甚至，她还不辞辛劳，动用大量笔墨为柯文桥牧师之女寄宿学校提供给学生的低劣饮食（1825年，八岁的夏洛蒂曾在这里短暂就读，并因此永远地失去了两位姐姐），做出貌似合乎情理的辩护，更有意无意地把夏洛蒂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塑造为性格怪异的暴君，除了对女儿大加苛责，他什么都不会。

为偶像祛魅：夏洛蒂·勃朗特的真实人生

或许，这就是盖斯凯尔夫人孜孜追求的“真实”。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真实”却未必令人满意。至少，在英国学者、文学评论家卢卡丝塔·米勒看来，《夏洛蒂·勃朗特传》从来不是“对夏洛蒂真实生活的天真誊写”。它的问世，反倒为夏洛蒂本该清晰的人生，添加上一层若有若无的面纱。而在后世诸多文学演绎、影视改编的推波助澜下，面纱变得越来越厚，最终形成了“勃朗特迷思”。

《夏洛蒂·勃朗特传》，[英]盖斯凯尔夫人 著，祝庆英 祝文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

大约是为了给愈演愈烈的“迷思”祛魅，米勒创作了《勃朗特迷思》一书。她借用后现代主义文学“元小说”的概念，将这部论著定义为“元传记”。所谓“元传记”，说到底就是传记的传记。这意味着，米勒并不需要细致入微地阐述夏洛蒂的生平往事。相反，她只需要从面前那些如小山一般厚厚垒起的夏洛蒂的传记中随手抽出一册，抽丝剥茧地加以解析，就足以破除历代文人、各种文本叠加在这位作家身上的迷雾。

以盖斯凯尔夫人为例，米勒相信，她并不真正了解夏洛蒂。在她看来，柯勒·贝尔的写作与夏洛蒂的人生，就像两条毫无交集的“平行的轨道”。一方面，她声称“柯勒·贝尔”式的写作多么粗俗，身为贤妻良母的她必须时刻警惕，与书中显而易见的离经叛道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可怜的单身小姐夏洛蒂糟糕的健康状况又常常唤起她强烈的保护欲——当她得知夏洛蒂就是柯勒·贝尔的时候，她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写作。如果不是遭受了太多身体与精神的重创，夏洛蒂大约不会写出如此令人不安的小说——“只有疾病和痛苦才能解释她作品中的激情”。

《勃朗特迷思》，[英]卢卡丝塔·米勒 著，白天明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

同样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盖斯凯尔夫人有意无意地提到了夏洛蒂对绘画的喜爱。“她用的是拉斐尔前派的那种精细工整的笔法，而不是拉斐尔前派的那种准确无疑的技巧，因为她凭想象而不是根据事物来画的。”这番话也可以用来评论这部传记。事实上，盖斯凯尔夫人并不像她宣称的那样，与夏洛蒂过从甚密。1850年，她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夏洛蒂。而在此之前，她对这位小姐一无所知，更别提要深入夏洛蒂的内心世界，探究她的人生观，甚至她创作的目的。

在夏洛蒂去世后，盖斯凯尔夫人接受帕特里克·勃朗特的邀请，着手撰写这部传记。她当然希望可以将自己讲述的一切都变成可信的现实。但偏偏，资料的匮乏阻止了她的脚步——几部手稿、若干日记、一些信件，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位作家的一生。而传记的写作又迫使她“不得不精确并尊重事实”。这对身为小说家的她来说，恰恰是最难的。于是，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动用自己“难以约束”的想象力，以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文笔，从自己的头脑里“创造”一个全新的夏洛蒂。

此时，再回过头去看《夏洛蒂·勃朗特传》，竟不免有了一点反讽的味道。仿佛一脚踏进了某个超现实语境下的乌托邦，谁都不知道书中记录的究竟是否确有其事，抑或只是某种美好的想象。1831年，盖斯凯尔夫人并不认识夏洛蒂，又如何能够将她像鸟一样柔软的小手，放进自己的掌心？——与其说这是传记，倒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虚构。就像这位夫人曾经写下的那些小说，很美、很浪漫，却掩饰不住骨子里的虚幻。

《呼啸山庄》插图

女性写作：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唯一的名字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夏洛蒂·勃朗特传》的价值。如果没有它的存在，21世纪的我们大约很难穿越时空，回到历史中去，亲眼见证彼时女性写作的力量。但不管是制造偶像，还是为偶像祛魅，在那个女性写作风起云涌的时代，夏洛蒂·勃朗特都不该是唯一的名字——早在1778年，英国女作家范妮·伯尼就以自己的作品拉开了女性写作的帷幕。彼时，有太多女作家像她一样持续不断地写作，却不幸被后世遗忘，成了时代的遗珠。

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作家？美国学者、女作家谢莉·德威斯的论著《不只是简·奥斯汀》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途径。从夏洛特·特纳·史密斯、玛丽·鲁滨逊，到戴娜·马洛克·克雷克，德威斯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七位女作家的人生小传。她既不刻意制造炫目的偶像光环，也不急于为被忽视的文学前辈鸣冤，而是绕开学术界通常以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为中心的议题，将目光投向更深更广的远方，恰如其分地还原那些撑起18、19世纪女性写作天空的中坚力量。

《呼啸山庄》插图

比如写作。在《夏洛蒂·勃朗特传》里，盖斯凯尔夫人常常提到写作。在她看来，家庭才是女性的一切，艺术（或者写作）不过是暂时的逃避：“当她们被小人国日常烦琐的照拂之箭压得太紧时，到艺术的隐蔽世界中寻求庇护是有益于健康的；这让她们远离病态……并用艺术的平静安抚她们。”德威斯的看法恰恰相反，她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写作并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简单调剂。相反，它早已超出了家庭的范畴，既是女性挣脱沉重命运枷锁的契机，更是对“低到尘埃里”的庸常生活的提升。

《不只是简·奥斯汀》，[美]谢莉·德威斯 著，史 敏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以夏洛特·特纳·史密斯为例。她生于1749年。在成为人妻之后，这位18世纪的女作家并没有像童话故事中所说的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她是称职的母亲，在20余年的婚姻生活中，育有12名子女。她也是“每位谎话连篇、行为不端的丈夫梦寐以求的好妻子”，无论生活给了她多少磨难（丈夫负债累累，以至被判入狱，之后更被迫离开家乡，逃亡法国），她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在丈夫身边，哪怕他带给她的是无止境的煎熬。

还好有了写作。为了偿付巨额债务，夏洛特在阴暗的牢房里开始了她的写作。1787年，她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余生奋力写作，从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某种程度上，她比夏洛蒂·勃朗特更有资格为彼时的女性代言。在那个女性写作被视为“生物变异”的年代，她敢于在公开出版的作品里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而不是半遮半掩地用虚构的笔名，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在她的小说《古堡孤女埃米琳》中有这样一位女性，面对那个被宠坏了的丈夫，她明明白白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有自己的思想，在可以通过诚实劳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我的思想从不退缩，这比那种男人……能带给我的好处强太多了！”

《简·爱》插图

这番话总是让人想起《简·爱》里那段著名的自白。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夏洛蒂当然不会知道夏洛特·特纳·史密斯的名字（哈沃斯的宅子里没有女作家的书）。但在多年以后，她们却站在了一起——本质上，她们的写作如出一辙，都是为各自时代的女性呐喊。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终其一生，她们“在消逝的光辉和日常的光线间穿行”，就算历经波折，也要葆有鲜明的个性，既不妥协，也不屈服，直至抵达创作的巅峰。而她们的名字，哪怕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值得被牢记，被仰望。

原标题：《造神与祛魅：传记中的夏洛蒂·勃朗特》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谷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