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一小职员透支公司100年工资被判死刑，两年后疾呼：我有发明

1992年1月的一个清晨，长江边升腾的雾气还没有散去，南京中院里却已经排起了旁听长队。被押上法庭的仲开龙，看上去更像是普通的外贸职员，而不是卷走百万巨款的被告。就在上个月，他的工资条上写着九十三块四毛；今天，公诉人列出的涉案金额却高达一百零一万余元，相当于公司整整一百年的工资支出。

往前拨回到1987年。彼时的江苏外贸系统正处在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尴尬阶段，制度缝隙多，监管薄弱，倒爷横行。二十一岁的仲开龙从江苏外贸学校毕业，被分到化工进出口公司包装样科。职位普通，却掌握着进口聚乙烯出入库和开票两枚要害印章。一次，他偶然发现上级科长擅自调拨货物而总部毫不知情，便意识到：制度空白就是机会。

机会很快被放大。1987年10月，他第一次私开五吨塑料粒子的调拨单给同学的哥哥夏某，要求现金结算。当晚，夏某拎着两包十八万元的旧钞钻进他位于虎踞北路的宿舍。厚厚两沓钱拍在桌面上，仲开龙心跳快得像鼓。自此以后，他与夏某、南通制桶厂等单位十度交易，三年间席卷现金七十余万元，存单和外币三十余万元。

巨额现金带来的并非满足，而是加速的欲望。为了掩饰收入来源，他在女友那里寄存了大额存单，又谎称弟弟开着承包厂在“资助”自己。1990年国庆前夕，因拒绝婚约、言语失态，女友怒而报警。检察院顺藤摸瓜，一路追到如皋老家，仅床底便搜出十五万元存单。面对数字证据，仲开龙在讯问室里只说了一句：“全是我干的。”

1992年2月，一审宣判死刑。宣判书递到号房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绝望，而是盯着监号墙上那张过期的月历出神。“还有多少天能用？”这是他反复问自己的问题。转到监狱二号房后，偶得一本《青年博览》，里面介绍了四键中文输入方案。读到“仍有改良空间”几个字，他突然想到：三键是否可行？

监管起初并不当回事，仲开龙却拿废信封演算码表，不眠不休，三个月列出五千余常用汉字三键编码草稿。一次点名时，管教人员随手翻了他的小册子，发现重码率显著低于当时通行方案，便报告监区。软件专业的浙江籍犯人也给出建议：“重码还可以再压。”仲开龙连夜调整，最终形成《全息中文码》报告两百余页。

1993年7月，最高法派人提审，带走全部草稿和样机演示。短暂的采访里，法官只问了一句：“编码确系你本人完成？”他答：“若有一字盗用，愿加一等罪。”对话不过十秒，却决定了生死。1994年1月14日，新判决送达：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理由之一是“在押期间完成具有独创性的中文信息处理发明，可供国家采用”。

逃过立即执行后，他被调到监狱图书室做登记员，白天核对书目，夜里继续修订码表。1996年，经信息产业部专家会审，《全息中文码》被认定为实用价值较高，可应用于教学机和掌上词典，同年他由死缓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此后四年，又凭改良坐便器排臭装置、定时节水阀等五项实用新型获三次减刑，刑期缩至十一年。

减刑并不意味着回归社会就顺利。家乡父亲因心衰去世，母亲卧病在床，他无法送终；昔日同事大多避而不见，只有曾经的管教给他寄来一句话：“把脑子用在正路上，总比用在漏洞上强。”这句话，他剪下来贴在书柜上。

2003年春，仲开龙刑满。出狱第二周，他把《全息中文码》使用权无偿授权给一家民营软件公司，只保留署名。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贪污，他只说：“三年荒唐，十年偿命，够了。”不再多言。

2005年，该中文码被移植到低成本电子词典，年销量破十万台；2010年，手机端简化版上线，仍能在部分老年机里找到。技术光环留名编码史，但仲开龙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媒体采访。南京刑侦档案馆的卷宗上，封底至今夹着他写的最后一句说明：“愿以残余余生，补偿国家损失。”

事件终结于法律文本，却从未脱离社会环境：制度漏洞与个人贪欲相遇，形成巨大风险；同样，发明与立功制度的结合，也给了罪犯改过的空间。仲开龙的故事提醒人们，一个看似平凡的岗位，一旦监管松弛，就可能形成难以挽回的缺口，而技术与法律交汇，又可能把死路变成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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