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些改变世界的突破性技术，似乎总是先在西方诞生？

一个扎心的问题，困扰着无数国人：为什么那些改变世界的突破性技术，似乎总先在西方诞生？从蒸汽机到芯片，从互联网到AI，我们总在追赶，却鲜少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这个问题，杨振宁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给出过直击本质的答案——在一次面向青年学者的分享中，当被问及“年青一代如何参与科研”时，这位物理学巨擘抛开了空泛的大道理，说得直白又尖锐：中国人当下的第一要义，是搞钱。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才，这么多聪明人，还有这么多问题呢？”杨振宁先生当时抛出的反问，至今仍振聋发聩。他给出的答案简单到残酷：“道理很简单，只有一条：中国太穷了。”在他看来，贫穷不是个人的困境，而是束缚整个科研生态的枷锁。“如果不解决穷的问题，下一代甚至更下一代还会有更多问题。所以，赚钱是第一要义。”他甚至直言不讳地给年轻人提建议：“除非你觉得非念高能物理不可，还是不要读高能物理。”

这番话在当时引发过争议，如今回头看，却是最清醒的现实。我们总被“贫穷的科学家”“苦行僧式的研究者”这类标签误导，以为科研成就必然与物质匮乏挂钩。但真相恰恰相反——纵观古今中外，那些年纪轻轻就做出突破性成果的天才，绝大多数都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家庭。你可以去翻一翻诺贝尔奖得主的传记，去查一查顶尖实验室核心学者的成长经历，“苦孩子逆袭”的案例不是没有，但实在是凤毛麟角。

不是命运不公，而是现实太硬。对寒门子弟来说，天赋再高，也敌不过“生存”二字的重压。当一家人的生计都系于一身时，他没有资格“脱离俗务”去钻研那些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理论；当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时，他不可能把时间精力投入到可能十年八年都出不了成果的科研中。生活的琐事、赚钱的焦虑、家庭的责任，就像一层层枷锁，会慢慢磨平天赋的棱角，让本该闪耀的才华，最终埋没在柴米油盐里。

就算有幸冲破层层阻碍，接受了高等教育，寒门出身的科研人才，往往也会在“理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转向。施一公院士就曾讲过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二十年前，一位数学界的老前辈，看到中国涌现出一批极具天赋的年轻数学人才，曾满怀信心地预测：“二十年后，世界数学界会是中国人的天下。”可结果呢？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毕业后没有一个留在学术界，全都涌向了华尔街，做起了薪水丰厚的分析师。不是他们不爱数学，而是比起虚无的“学术理想”，真金白银的收入更能给他们和家人带来安全感。

有人说，现在中国富起来了，这个问题该解决了吧？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如今的中国，富人不少，富裕中产也越来越多，但真正“富养”的孩子，其实并不多。这里的“富养”，不是指锦衣玉食的物质堆砌，而是指“无需为生计发愁”的成长环境——不用从小思考“以后怎么赚钱养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能为了一个科研问题“死磕”到底，哪怕失败了也有重新再来的底气。而现在的很多富裕家庭，大多是“刚翻身的一代”，他们自己经历过贫穷的苦，难免会把“赚钱”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很难真正做到“放手让孩子追理想”。

不过，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改革开放至今已近五十年，若以二十年为一代人计算，如今的第三代，才算是真正在“无生存焦虑”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他们的父母大多有稳定的收入和积累，不用再把“赚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他们从小接触多元的知识，能自由选择自己热爱的领域。这意味着，再过5到10年，会有一大批“没受过穷的天才”正式登上舞台。

他们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不用在理想和现实间妥协，能完完全全顺着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深耕。到那时，不止是科技领域，文化、艺术、学术等各行各业，都会迎来一批“为热爱而战”的从业者。杨振宁先生当年的担忧，终将被时代的发展化解；我们曾经的追赶之路，也会在这批人的手中，变成“引领之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正在慢慢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