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里的微笑》：电影幕后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三十年前，一部没有特效，没有技巧，没有曲折情节的电影《烛光里的微笑》，让无数人为之哭湿了手绢。这部描写教师生活的电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令谁都想不到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吴天忍，在11岁之前居然还识字，甚至不会讲汉语。

关于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今天白羽就跟大家聊一聊。

《烛光里的微笑》导演吴天忍，1939年出生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一个极为偏僻的苗族山寨里。

古代的史书将这里称之为“苗蛮”，现代的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的盲肠”。在吴天忍的儿时的记忆中，这里几乎天天闹匪，《乌龙山剃匪记》写的就是那地方。

导演吴天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把“一”字当扁担的。我十一岁前不识字，甚至不会讲汉语”。

直到1951年，已经11岁的他才被老师带进教室。所谓教室，只是一间废弃的破仓库，老师也仅有初中文化的半农民。

在吴天忍的记忆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凡是教过他的老师，都帮他过学费、书费，每年他都会享受“甲等助学金”。

他的第一双鞋，第一件棉袄，都是老师送给他的。最令这位大导演终身难忘的是：他把新鞋、新棉袄捆好，赤脚冒雨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半夜回到家，把父母亲人叫醒。

爹娘摸着新鞋新衣，虔诚地向东祈祷，祝福老师。并一再叮嘱他，要展劲读书，莫辜负好老师。

乡下孩子，皮的可以。

有一次，都到了上课时间，几个小伙伴还在山坡上掏鸟窝。老师气喘吁吁地把他抓回办公室，吴天忍已经做好了挨训的准备。没想到，老师眼里闪着泪光，对他说：“丫儿呀，莫要皮喽，不好好读书，我们苗家人永远不会有出息的啊”。

吴天忍当时并不理解这句的意思，但是他知道自己伤了老师的心。自此以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初中毕业。

在当地，这已经算是“大有学问”，家里已经不打算让他继续读书了。

毕竟，家里多一个劳动力比什么都有用。

但是，校长却三番五次跑到家里做思想工作，让吴天忍继续读高中，随后他就被保送至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读书。

1959年，吴天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对于吴天忍来说，在知识改变命运这条路上，每一步都有老师为他垫下的石头。

苦难的生活，是人生最好的剧本。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他决定拍一部关于教师电影的打算。

1990年，已经拍过6部作品的吴天忍偶遇了一个心仪的剧本《天国之门》。这个电影剧本写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们在一间医院太平间门口所表现出来的众生态。

然而，故事庞杂，头绪繁多，以至于这个本子无人问津。

吴天忍却被里面的一部分情节吸引了：关于一位女教师病死后，一群孩子来探望她的遗容。

那一刻，导演童年记忆中的情感和老师的形象，骤然重叠。

他当即就跟原作者联系，并提议就以这段情节扩展为一部纯碎反映教师生活的影片。

巧合的是，编剧陆寿钧家中四代都是教师，他的妻子也是现任的教师，剧本中的许多事件、细节，都是取自编剧的生活经历。

吴天忍在《烛光里的微笑杂忆》一文中写到：

分镜头时，我几次投笔伏案，哭哭笑笑，处于一种“欲辩已忘言”的境界。这种情状，是我从事创作以来少有的。我就记下我感受到、听到、看到的情景，这就成了未来影片的蓝图，语言、技巧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经过长达几个月的打磨之后，电影剧本终于确定下来。

然而，市场是冷酷的。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类电影肯定要赔钱。

为了圆自己的最初梦想，吴天忍向领导立下“军令状”，如果拍砸了，以后再也不当导演了。电影厂的领导也当即拍板，只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即便赔钱也要完成拍摄。

剧本通过之后，吴天忍就打算请长影的宋晓英出演王双玲老师这个角色。两人之前没有合作，但是宋晓英在电影《十六号病房》中的扮演的刘春桦，为导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她的形象、气质跟他心目中的王双玲完全契合。

双方见面后，导演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因为电影预算有限，本来就有亏本的风险。宋晓英却表示：自己不是冲着钱来的，要认认真真搞点艺术，唯一的要求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她要到老师们中间去走走、谈谈。

她转身就进入了校园，体验、观察，把自己沉入角色的生活。宋晓英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导演的敬佩，也增加了双方合作的默契。

导演吴天忍告诉记者：“拍完老师带着李小朋到监狱探望母亲那场戏之后，宋晓英对我说，她瘦了好几斤”。

正是这种执着的追求，才使得王双玲这个人物不落斧凿，一脉贯通。

比主演更难选的就是小演员。老师王双铃及成人们的种种行为、及其种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要在孩子们的视野中得到反衬、得到评价。

所以在物色儿童演员时导演的把关非常严格。他们先后去电视台、小银星艺术团和少年宫，看了好多经过表演训练的孩子，结果是都不理想。

这些孩子长得很漂亮，浓眉大眼，白白胖胖，有灵气、有艺术天才。在看过几批小演员之后，导演决定：坚决摒弃生活美满，高层家庭出身的孩子。

他要找的，是那些带着生活粗糙质感，眼神里有故事的“工农子弟”。

这些孩子大都是工人家庭或者“农转非”家庭，他们有着独特的气质与个性，这些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孩子所不具备的。

最终，电影的拍摄地点，选在了上海市长宁区二小，实景群众演员大多也都是本校的学生。

据导演回忆：这些小演员都很聪明，他们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表演能力超过了我们的预计，朴实、真诚、自然，好多场戏撞出了火花。

在原剧本中，李小鹏的父母是靠卖黄色录像带和赌博而发家的，他们的生活哲学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电影中就出现了李小鹏花5毛钱，让同学“四眼”帮他写作业的情节。

家庭生活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消极现象，在孩子世界中得到了具体的形象反映，增加了王双铃老师使命的严峻性。

四(二）班这个乱班的“乱”有了深层内涵。而且，这个细节前后的不同境遇也反映了李小朋的命运跌宕，为展示这个聪明又有个性的孩子增强了可信性。

后来，李小朋住到王双铃老师家后，几次出现他记录在老师家所吃的东西的记事本也提供了性格依据。

这是很有心计的孩子，而且这个细节也成了他与老师、与大刘心理距离、感情变化的承载体，最后在医院病床前，大刘愧疚地撕掉记录本。王双铃捧着他的脸，深情地呢喃：“傻小朋啊！你怎么会这样想？只要你有出息，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小朋默默地低下头。这两个细节使李小朋的人物形象立体了，使他与老师间的“师生情”向着更近一层的“母子情”迈进。

最让导演感动的是：在拍摄追悼会那场戏时，恰逢高温天气，当时教室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为了达到庄严肃穆的意境，导演只好让工作人员并把门窗紧闭。

在宋晓英的默契配合和富于感染力的引导下，孩子们的情绪很容易就把“戏”带出来。

在二十多平方米的教室烛光点点、烟雾缭绕，哀乐声中，同学们动了真情，个个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事实证明：孩子们的世界是真诚的，是最容易激发观众的共鸣的。只要把握正确，是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相比筹备期间的磕磕绊绊，拍摄期间反而格外顺利。从8月4日开机，到10月13日杀青。仅用了两个多月，这部电影就拍摄完成。

电影上映之后，从上海到东北辽宁到武汉的首映式，导演吴天忍接触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所到之处。往往是“未曾开口，泪已先流”。尤其是广大教师总是围着我们，拉着宋晓英的手，含泪倾诉他们心中长期来的积郁和殷切的期望。

那是一部电影和一个时代，产生的心灵共鸣。

如今，世界早已天翻地覆。

当年的“棚户区野小子”，现在很多都成了“沪爷”“沪上阿姨”反而是教师这个光鲜靓丽的职业，面临着困境。

AI正在以更加广阔的知识面，更加迅捷的反应速度，沉浸程度更深的先进技术，承担着“授业”与“解惑”。

那么，教师这个职业为什么不能被取代？

答案很可能就藏着这部《烛光里的妈妈》中，教师的核心使命，塑造血色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追求生活，如何安顿自我。

这才是学生人格的唤醒，是情感与智慧的共生。

这是一种慢火细煨的过程，需要老师用情感的教诲，温度的感知，耐心的收获，以及适时的牵引，这都是冰冷的算法和缜密逻辑，无法取代的人类行为。

摇曳的烛光，便是教育的温度，是任何精密算法都无法编程的，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