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恩来请示毛主席：潜伏21年者该回家了吗

1950年春天，新中国刚站稳脚跟，中组部案头却压着一份看起来十分“离谱”的材料：

某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打了一辈子黄军的旗号，自报说自己早在1929年就已经是中共党员，请求党组织“恢复关系、承认党龄”。

按常理，这种人八成被当成“墙头草”，材料一丢了之。

但这次不同，周恩来亲自过问，在一次汇报会上压低声音问了一句：“那个在敌人营盘里埋伏了二十来年的同志，是不是该让他回家了？”

这个被称作“潜伏二十一年的人”，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张克侠。

时间拨回到1946年，抗战刚结束，国共和谈表面上还在装样子，暗地里双方都已经开始为内战调兵遣将。

那年秋天，张克侠借着给冯玉祥“送行”的名义从徐州到了南京。

一路上他知道自己被人盯着，特务、宪兵、便衣混在街市人流里，隔三差五换个人影。

到了南京，他故意多绕几条路，才悄悄走到约定地点冯玉祥公馆附近的一座偏僻小公园。

他在长椅旁站定，装作随便散步。

几分钟后，一辆黑色轿车无声地滑到身边，车门拉开，一个熟悉的身影伸出手来：“克侠同志。”

这一声“同志”，隔着八年风雨，把张克侠从“国军副司令”的硬壳里，一下拉回到当年上海弄堂里的秘密会议。

他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间喉咙发紧，上一次见面，还是1938年的武汉。

此后，他在国民党军中升官、调防、出入高层，却始终不许向任何地方党组织暴露身份，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张克侠这个共产党员”。

这种特殊身份，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

1929年夏天，在上海，一个年轻的西北军军官在张存实、李翔梧介绍下，宣誓入党，批准人叫周恩来。

誓词念完，组织上告诉他，你是“特别党员”，只受党中央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联系，今后只能通过单线接头。

这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孤独。

名义上他是冯玉祥的连襟，是西北军里颇受器重的军官；实际上，他是被悄悄埋进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枚棋子。

黑色轿车在公园外侧缓缓绕了一圈，确认没有异常后才停稳。

车内，张克侠开始报告自己的情况此刻他已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驻徐州，手里握着几万兵。

徐州地势、铁路枢纽、防御部署、各路将领间的明争暗斗，他说得极细。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记，良久才开口，用一贯平静的语气交代任务：蒋介石已打定主意要内战，决不会回头。

你在敌军内部，要尽量争取高级将领和成建制部队起义，打乱他们的部署，这样才算“立大功”。

张克侠想也没想，当场表态：只要党有命令，他可以在合适时候率部起义，“人马都在，肯定叫得动”。

话正说到紧要处，周恩来忽然停住，双手在空中轻轻一摆，眼神一变。

张克侠心里一凛，知道有人靠近了。

他立即推门下车，装作普通路人，在公园小径上慢慢踱步。

待远处几名便衣晃晃悠悠走过，又过了好一会儿，他回头望去，那辆黑色轿车已无影无踪。

短短几句话，把他的命运彻底推向了刀锋边缘。

从那一天起，他在徐州的每一步，都不只是国民党的调兵遣将，更牵着解放战争的走向。

1947年深秋，徐州被蒋介石划成“剿总中枢”，徐州守备指挥部随之成立，张克侠兼任守备司令。

名义上是升官，实则是把他推上火山口：铁路枢纽、华东门户、敌我双方眼中的“必争之地”，一切防务都在他手上。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画图。

城内外的工事、兵力布置、火炮射界、碉堡交叉火力，甚至每一处机枪暗堡的射击角度，他亲自核对，汇总在一张详尽的《徐州城防部署图》上。

表面上这是给上级看的“专业报表”，暗地里，他通过秘密联络，把这张图送到了华东野战军前指。

没过多久，国民党就开始怀疑城里“出了内鬼”。

解放军对徐州外围几个要害的攻击，似乎总能绕开最坚固的点，直奔软肋，让“剿总”高层心惊肉跳。

徐州守备司令部自然首当其冲，各种眼线开始在他周围游动。

尤其是冯治安这位接替张自忠的老上司，对张克侠始终存着戒心。

张自忠在世时，两人配合尚算默契；张自忠殉国之后，冯治安看他的目光里，更多的是试探和不信任。

张克侠很清楚，自己已经被“重点关注”。

但越是这个时候，他越不敢停手，联络员送来的暗号接头，他照旧赴约；需要传出的情报，他照样想方设法送出去。

对一个潜伏者来说，最危险的往往是胜利前夜既不能暴露，又不能退缩。

1948年秋，徐州前线风声更紧，某天，张克侠和第77军军长何基沣找了个借口，在防区内见面谈心。

两人其实老相识，都是西北军出身，都是内战中被摆来摆去的“棋子”。

谁也没想到，这场原本打算“做做对方思想工作”的谈话，说着说着竟说出了彼此心里的那条秘密线。

一句暗语，换来对方眼神一震，原来，两人都是共产党。

张克侠是1929年在上海入的党，何基沣则是在1938年由秘密渠道加入，同样被定为“特别党员”，同样由上级单线联系。

多年来，他们一个在第59军，一个在第77军，彼此都曾试探对方、劝过对方“看清国民党没出路”，却不敢挑明身份。

直到这天，两块“暗棋”终于在敌阵里认出了对方。

再往下就简单多了，华东局社会部的朱林很快潜入徐州，与二人一起制定起义计划。

消息层层传开，他们开始悄悄做59军军长刘振三、副军长孟绍濂等人的工作。

许多西北军老部下本就对蒋介石的嫡系心怀怨气，一听说有路可走，反而顺势而下。

起义的时间定在1948年11月8日，地点选在徐州东北的贾汪。

越临近这一天，冯治安那边的监视就越紧。

张克侠出门有跟，回营有人问，他的每一次会客都有人登记。

他必须在那天想办法“从眼皮底下消失”，8日下午，他先假装身体不适，躺在司令部里闭目休息。

趁换岗空当，他从侧门绕出院子，登上一辆早就安排好的小车，几乎是贴着徐州城外的乡间小路，一路折腾绕圈才甩掉后面紧咬不放的跟踪者。

抵达贾汪时，天已经阴沉下来。

何基沣、孟绍濂等人早在那儿等他，和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的联络已然打通。

夜幕彻底落下去的时候，第59军的两个师、第77军的一个半师，约两万三千多人，举旗宣布起义，打开了徐州东北的缺口。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已写进教科书：黄百韬第七兵团被彻底切断退路，碾庄圩一战全军覆没，十几万号人葬身鲁南平原。

淮海战役的天平，就在那一夜被重重拨向了人民解放军一边。

朱德后来评价这次起义，说它“对整个战役部署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使敌人原定计划完全被打乱”。

而在徐州守备司令部的档案里，这一夜空白得异常干净。

贾汪起义之后，张克侠的身份在公众视野里，只是“国民党起义将领”。

他带着整编后的部队南下，投入渡江战役、上海战役。

1949年前后，第59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解放军第33军，他出任军长，韩念龙担任政委。

渡江那一仗，第33军是先锋之一。

4月下旬，他们在长江上架起火线，抢渡对岸后一路追击，短短一天就消灭敌军万余，切断大批败兵的退路。

上海解放后，他又兼任淞沪警备区参谋长，负责接管城市防务。

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个月，“张克侠是共产党员”这句话，仍然只存在于少数人的记忆里。

1950年初，周恩来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谈到干部安排时，提到张克侠，话音压得很低：“这位在敌人营盘里潜伏了二十多年的同志，是不是也该名正言顺地回到队伍里来了？”

3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一纸正式决定。

组织部的结论很明确：承认张克侠自1929年起的全部党龄。

从那张入党志愿书到这纸确认党籍的决定，中间隔了整整二十一年。

他只是把纸折好，收进抽屉，像是完成了一件早该完成、却拖了太久的事。

此后他脱下军装，转任地方工作，先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管农林，后调北京任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科院院长。

1955年，授衔时他已不在军中，只领到一枚一级解放勋章，算是那段地下岁月的一种侧面注脚。

有人问他，潜伏二十多年是种什么感觉。

他只淡淡地说，自己在上海入党时，组织就提醒过：“当共产党，要随时准备掉脑袋。”那时候他以为这句话说的是刀枪、监狱、刑场，没想到自己真正要熬的，是漫长得看不见尽头的等待，是在敌营里扮演别人，二十一年不许坦白的那种孤独。

好多年以后，当别人用“传奇”“谍战”去形容他的经历时，他只摆摆手：

“我不过是按入党那天的要求，把二十多年都当成在岗值班，现在回来了，也就是交个班。”

这话听起来轻描淡写，却正好说出了潜伏者命运最沉的一面有的人一生，确实就是为了等那一刻，能挺直腰板报上自己的真实名字，然后说一句：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