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十月五日晚,北京丰泽园的灯火比往日更柔和。客厅里,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和周世钊围坐,几碟小菜,一壶绍酒,气氛亲切。大家谈起湖南旧事,忽听毛主席放下酒杯,低声问一句:“张干,现在怎么样?”短短七字,让屋中瞬间安静。
夜色浓到窗外几乎看不见月光,周世钊略一迟疑,还是把上个月在长沙见到张干的情形全盘托出:旧病缠身、儿女稚小、月薪微薄,有时连米都买不起。话音未落,毛主席眉头紧锁。片刻之后,他望向周世钊,语速不快,却掷地有声:“应予以照顾。”
张干是谁?二十世纪初他曾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年轻校长,年方三十余,果敢刚猛。那年春天,学生为加收学杂费闹得不可开交,毛润之领头拟“驱张宣言”,以至张干想将其开除。师生之间闹得面红耳赤。可二十多年后,局势早已翻天覆地,一个是共和国领袖,一个是白发教师。
张干在抗战时期带着家眷躲过战火,勉力教书,积攒下一点田产。本以为熬到太平,没想到新政权甫一建立,土地改革浪潮到来,他被列为地主。田产收归公,用来缴纳公粮的稻谷掏空积蓄;更糟的是,他的气管炎反复发作,常在课堂上咳得站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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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糊口,张干只能离乡回到长沙,在妙高峰中学领取微薄薪水。课堂里依旧满是粉笔灰,他仍用沙哑嗓子背诵《孟子》。学生们尊敬却也心疼:老先生下课后自己提壶去打水,偶尔甚至没钱买一顿完整晚饭。
消息就是在这个当口传到北京。毛主席对师长向来敬重,早年“尊师改造社会”的观念依旧未改。他当晚便吩咐机要秘书备纸备笔,起草致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的信;第二天,又让周世钊亲笔写信慰问张干。信中不仅提及张干,还顺带罗列昔日教过自己的罗元鲲、袁仲谦夫妇,建议每月发放米贴与津贴。
王首道接到电报后,立即叫工作人员去妙高峰中学,送米送款。六十公斤大米、五十万元旧币摆进张干家时,这位老校长先是怔住,继而泪湿鬓角。他反复抚摸那封电文,喃喃一句:“润之不记旧怨哪。”
半个月后,张干写信回北京,字迹颤抖却工整。他提笔自称“干”,句句恳切,既感激又愧疚。当年要开除毛润之,如今蒙其援手,世事无常,令人唏嘘。这封信寄到中南海,毛主席批阅后,再派人捎去讯息:待事务稍缓,即邀老校长北上。
一九五一年九月,张干坐了两天一夜的列车抵京。下车时,他拄着拐杖,但眼神依旧犀利。二十六日,专车将他送到丰泽园。门口,毛主席早已站立相迎。一声“张校长”,一句“润之”,两双历经风霜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同行的李漱清后来回忆,那一刻旁人都不忍出声,生怕惊扰了久别重逢的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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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安排医生傅连璋为老校长检查身体,又用自己的稿费选购棉被、呢子大衣和鹿茸精。临近国庆,特意让秘书送观礼请柬,邀请张干登上天安门。大典当天,风高云阔,老校长站在观礼台边缘,扶栏眺望广场旗海,他轻声对同伴说:“这一趟,没有白来。”
相片也留下了。同年十一月八日,毛主席与数位师友在中南海合影,张干被请到最显眼的位置。底片冲洗出来,老人捧在手心久久不放。他对儿女交代:“日后要是有人问,就说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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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走到一九六三年,张干因医药费用骤增,再度陷入窘境。他寄信毛主席,请求让在京工作的女儿调回湖南方便侍养。信很短,毛主席看完立刻批示:寄上两千元稿费,责成地方尽快解决工作调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登门送款时,老人已十分虚弱,却仍坚持起身相迎。拿到钱,他只说一句:“受之有愧。”
再后来,张干病势沉重。临终前,他对儿子张六如低声叮嘱:“替我写信感谢润之,再见一面就好了。”遗憾的是,这份心愿终究未能实现。可是从湖南到北京,从粉笔灰飘落的教室到庄严的丰泽园,学生与师长之间的那条情义纽带,始终没有断过。
近代教育家不少,但能在国家改朝换代之后仍获如此尊敬者并不多见。毛主席对老师们的关怀,既是私人情感,也折射出新政权尊师重教的理念。照顾好张干,不只是解囊相助,更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讲过课、育过人,这份功劳应当被记住。
教师节要到一九八五年才正式设立,可在一九五〇年的丰泽园,毛主席用最直接的行动,为“尊师”二字作了注解。张干的故事并非传奇,而是一段实实在在的往事,提醒后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面前,人情与道义仍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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