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特务被判死刑，临刑前一句话保住了命，28年后成革命功臣

01 魔窟微光

1948年的重庆，山城已经嗅到了风雨欲来的味道，而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股味道则更加浓烈。

黄茂才就在这股空气里当差。他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统渣滓洞看守所的一名少尉看守。

这身皮，不是他想穿的。

黄茂才祖上几代都是四川荣县乡下的佃农，好不容易到他这代，读了个初中毕业，在村里已经算是个“知识分子”。

可这“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没捂热，父亲就撒手人寰，那年月，国民党军队四处拉壮丁。

黄茂才的母亲急得没法，只好求爷爷告奶奶，找到了他们家的地主刘重威。

这位刘重威，在国民政府里当差，具体干啥的，老太太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个“官”。

她磕头作揖，只求刘“官人”给自家儿子谋个差事，别被抓去当炮灰。

刘重威倒也“讲义气”，大笔一挥，就把黄茂才安排进了特务系统。

黄茂才稀里糊涂地换上军装，还没搞明白自己究竟要干啥，就被一纸调令送到了渣滓洞，顶头上司是看守所所长李磊和管理组组长徐贵林。

上班第一天，徐贵林拍着他的肩膀，皮笑肉不笑地教诲：“小黄，进了这扇门，心就得狠一点。这里关的，都不是一般人，是‘共匪’，是罪大恶极的凶犯。对他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客气，明白吗？”

黄茂才点头哈腰，连声称是。

刚开始，他确实是这么想的。每天看着那些被押进来的人，他心里充满了上司灌输给他的轻蔑和厌恶。可

日子一长，他就品出不对味儿了。

怎么回事？

他发现，这些所谓的“穷凶极恶之徒”，一个个都斯斯文文。

男的，不少是戴着眼镜的“先生”，说话条理清晰，眼神干净得像山里的泉水；

女的，很多是梳着辫子的“小姐”，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书卷气。

这哪里像是杀人放火的凶犯？

分明就是他上初中时，在县城里见过的那些大学堂里的学生。

他开始留心观察，偷偷地听。

他听到他们在牢房里讨论国家大事，听到他们低声唱着他听不懂却觉得很有力量的歌，看到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依然把监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腰杆挺得笔直。

有一次，一个姓杨的“先生”因为拒绝下跪，被特务打得皮开肉绽，拖回来的时候几乎只剩半条命。

可第二天，黄茂才隔着牢门缝隙看过去，那位杨先生正靠在墙角，用微弱的声音给同监室的年轻人讲着什么“新中国的未来”。

那一刻，黄茂才开始怀疑徐贵林的话。这些人，真的是“敌人”吗？

一种朴素的善恶观在他心里慢慢发了芽。

他开始消极怠工，上司让打人，他把鞭子举得高，落得轻；

轮到他值守放风，他总会瞅着机会，多给个三五分钟，让那些终日不见阳光的人多透一口气。

这些微不足道的“便利”，是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在庞大的邪恶机器里，所能做出的唯一抵抗。

他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不好不坏地混下去，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

那天是1948年7月，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几个特务押着一个年轻女人进来，黄茂才照例过去登记。

当他看到那个女人的脸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不是曾紫霞吗？

曾紫霞，四川省财政厅科长的千金，家境优渥，是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小姐。

黄茂才跟她算是半个老乡，虽然从没说过话，但在县城里远远见过几次，印象深刻。

她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押送文书，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曾紫霞，重庆大学医学院学生，中共地下党员。

黄茂才的心里像是被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

他想不通。

一个吃穿不愁的富家小姐，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为什么要跑来干这种掉脑袋的“勾当”？

放着阳关大道不走，偏要挤这座独木桥？

从那天起，他对曾紫霞多了一份特殊的关照。

送饭的时候，总把最上面干净的一层拨给她；打水的时候，会特意多给一瓢。

这些小动作，在看守们看来，或许是一个小同乡对落难者的怜悯，但在曾紫霞眼里，却有着别样的意味。

曾紫霞是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入狱之后，她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她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叫黄茂才的年轻看守，他眼神里的善良和笨拙，是那些老油条特务装不出来的。

尤其是在得知两人是半个老乡后，她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但她不敢贸然行事。

在这魔窟里，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国民党特务最擅长的伎俩，就是利用看守伪装同情，骗取信任，套取情报。

血的教训，让她必须慎之又慎。

于是，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开始了。

曾紫霞开始利用放风的短暂机会，主动和黄茂才搭话，聊的都是些家乡的风土人情。

她从不谈及任何敏感话题，只是用乡音拉近彼此的距离。

黄茂才本就对她心怀敬佩，见她主动攀谈，更是受宠若惊，有什么说什么，朴实得像一张白纸。

观察久了，曾紫霞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一天，趁着周围没有别的特务，曾紫霞低声对黄茂才说：“小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为了什么才到这里来的吗？”

黄茂才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曾紫霞的目光望向远方，声音轻柔却充满力量：“是为了让天底下所有受苦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像你我父母那样的庄稼人，不用再给地主当牛做马，能有自己的田地。为了让孩子们都能有书读，有饭吃，不用再被抓去当壮丁。我们为的，就是你这样的穷苦大众啊。”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黄茂才混沌的脑海。

他虽然读过几天书，但从没人跟他讲过这些道理。

他一直以为，革命是那些大人物的事情，跟自己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小角色毫无关系。

可曾紫霞的话，让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竟然也是这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你们……你们都是好人。”憋了半天，他只说出这么一句。

曾紫霞笑了，那笑容在阴暗的监狱里，比阳光还要明亮。

正当黄茂才的思想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渣滓洞迎来了一个更不平凡的“犯人”。

1948年6月17日，监狱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黄茂才看见，好几个高级特务亲自出马，押送着一个女人进来，那阵仗，像是迎接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他凑过去看，那个女人浑身是伤，血迹斑斑，手里却紧紧提着一个白布包袱，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眼神锐利如刀。

那种不屈不挠的神情，让黄茂才的心脏猛地一缩。

他当即断定，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当他从徐贵林手里接过押票时，目光落在了姓名那一栏，三个字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江竹筠。

江竹筠！

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

上司们开会时，他曾听到他们提起过，说抓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是个女的，叫江竹筠，骨头比钢铁还硬，用尽了所有酷刑，愣是没能从她嘴里撬出半个字。

原来就是她！

一股无法抑制的敬佩，从黄茂才心底喷涌而出。

他看着眼前这个身材瘦弱、遍体鳞伤的女人，觉得她比自己见过的任何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都要高大。

他鬼使神差地主动向上司请求：“徐组长，她也是自贡人，跟我算老乡，我来押她去牢房吧。”

徐贵林正为审讯江竹筠无果而烦躁，看了看老实巴交的黄茂才，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同意了。

黄茂才领着江竹筠走向女牢，一路上，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到了牢房门口，他迅速把江竹筠推进去，关上门，趁着四下无人，压低声音，用最快的语速说了一句：“江……江同志，我是自贡杨佳场人，我们是老乡。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

江竹筠抬起头，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脸上满是怀疑。

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说。她不敢相信任何人，尤其是一个穿着敌人制服的看守。

这次短暂的示好，虽然没有得到回应，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江竹筠的心湖。

她开始留意这个与众不同的看守。

黄茂才并不知道，他的命运，即将和这个伟大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把江竹筠到来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曾紫霞。

不久，江竹筠也被转移到了曾紫霞所在的牢房。

江竹筠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宁死不屈的气节，让她很快成为了女牢的主心骨，大家敬佩地称她为“江姐”。

曾紫霞向江姐详细介绍了黄茂才的情况，以及自己对他的策反过程。

江姐听完，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她对曾紫霞说：“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这魔窟里，能争取过来一个看守，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必须保护好他，但也要考验他。”

考验很快就来了。

几天后，江姐趁着黄茂才巡视，悄悄将一张极小的纸条塞进了他的口袋。

黄茂才的心“咚”地一下，差点跳出嗓子眼。

他不敢声张，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的宿舍，反锁上门，才颤抖着手掏出纸条。

上面只有几个字，是让他帮忙向狱外一个地址报个平安。

这是他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

黄茂才的内心天人交战，极度挣扎。

他知道，这薄薄一张纸，重若千钧。

一旦被发现，自己就是死路一条。

他甚至想过把纸条毁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个休息日，他换上便装，揣着那张纸条走出了渣滓洞。

重庆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他路过一家小面馆，看到里面的食客正热火朝天地吃着面，谈论着家长里短。

这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景象，却刺痛了他。

他想起了牢房里那些食不果腹、面黄肌瘦却依旧目光坚定的同志们。

他们所奋斗的，不就是为了让这家面馆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永远这样平静安稳地吃上一碗热汤面吗？

他不再犹豫，走进一个无人的巷子，脱下鞋，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条藏进了鞋底。

每一步踩下去，他都感觉自己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按照地址，找到了那个联络点，完成了任务。

当他一身冷汗地回到渣滓洞时，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但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几天后，黄茂才到女牢点名。

当点到江竹筠时，江姐再次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衣兜。

这一次，他不再像上次那般惊慌。

回到宿舍，他打开纸条，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了上面的字，那是用铅笔写就的，字迹娟秀而有力：“小黄，我已知道了你的情况，你现在还年轻，只要你从现在起多做对革命对人民有益的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也将会是一个有功之臣，历史将会永远为你写上光辉的一章。”

读完这几行字，黄茂才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一个贫苦佃农的儿子，一个稀里糊涂的特务看守，何曾想过自己能和“功臣”、“历史”、“光辉”这些词联系在一起？

那一夜，黄茂才躺在床上，兴奋得彻夜未眠。

02 风雨同舟

有了江姐的肯定，黄茂才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如果说之前他的帮助还带着几分朴素的同情和被动的善良，那么现在，他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他要做一个“对革命对人民有益的人”，一个能被写进历史的“有功之臣”。

于是，渣滓洞监狱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

一个叫黄茂才的少尉看守，成了最喜欢往城里跑的人。

隔三差五，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请假外出——“给老娘买药”、“探望远房亲戚”、“进城改善伙食”……理由五花八门，但目的只有一个。

他的上司李磊和徐贵林对此并未起疑。

在他们看来，渣滓洞这地方鬼气森森，待久了人都得疯。

手下这帮看守，有一个算一个，得了空就往外溜，去城里花天酒地，这再正常不过了。

黄茂才这小子老实巴交，家里又穷，估计也就是去吃碗小面，逛逛街，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出去的“老实人”，正一次又一次地执行着足以让他们掉脑袋的绝密任务。

黄茂才的怀里、鞋底、帽檐夹层里，藏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出去的时候，是狱中党组织写给外面同志的信件，字迹密密麻麻，内容惊心动魄；

回来的时候，是外面党组织送进来的情报，还有他自己用微薄薪水买的报纸、药品、火柴，甚至几块能给同志们补充营养的冰糖。

重庆的街道，他越来越熟悉。

每一个需要拐弯的巷口，每一个可以躲避盘查的角落，他都烂熟于心。

他就像一个在刀尖上跳舞的演员，每一次演出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但他乐此不疲。

很快，一次真正严峻的考验摆在了他面前。

狱中出现了叛徒。

这是最致命的威胁。

被捕的同志里，总有那么些软骨头，经不住敌人的酷刑和利诱，选择了背叛。

这些叛徒对地下党组织的危害，甚至超过了特务本身。

他们会到渣滓洞来指认，让许多原本可以隐瞒身份的同志暴露。

江姐心急如焚。

她最担心的，是狱外的同志们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还在和这些已经叛变的人接触。

必须立刻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黄茂才的肩上。

信是曾紫霞写的，她对重庆地下党的人事关系更为了解。

写好后，她趁着放风的机会，将一卷卷得极细的纸条交给了黄茂才，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小黄，这封信，比我们所有人的命都重要。你一定要亲手交到况淑华同志手里。”

况淑华，重庆医学院的学生，也是地下党员，是黄茂才在狱外的主要联络人。

黄茂才接过信，他点了点头，一个字都没说，但眼神里的坚定，让曾紫霞放下了心。

那一天，他以“牙疼得厉害，要去城里找医生”为由，再次请了假。

他一路躲避着街上的军警，来到了重庆医学院。

找到况淑华的宿舍，敲开门，看到一个神情警惕的年轻女子。

黄茂才没有直接挑明，而是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说：“我受一个叫曾紫霞的人委托，给她捎来一封信。”

况淑华立刻明白过来。

她接过信，对黄茂才说：“你等一下。”

几天后，黄茂才再次来到这里，取走了况淑华的回信。

信中告知，组织已经收到了警报，并采取了紧急措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就这样，一条连接魔窟与外界的秘密红色交通线，被黄茂才用双脚搭建了起来。

从1948年下半年到年底，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了三十多封信件，为狱中斗争提供了无法估量的支持。

黑暗的日子里，也并非全是压抑。

1948年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由黄茂才带进了渣滓洞。

——辽沈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这个消息，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炸弹，在牢房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但也带来了严峻的警告：越是胜利在望，敌人就越是疯狂。国民党特务很可能在最后时刻狗急跳墙，进行大屠杀。

悲喜交加。

正值春节临近，江姐看着同志们既兴奋又忧虑的神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心中萌生：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联欢会？既是庆祝胜利，也是鼓舞士气，让敌人看看，共产党人是杀不垮、压不倒的！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环境下，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搞联欢？疯了吧！

但江姐不是一般人，她敢想，也敢做。她让曾紫霞去征求黄茂才的意见。

黄茂才一听，非但没觉得是天方夜谭，反而兴奋地说：“可行！绝对可行！”

他压低声音，对江姐和曾紫霞分析道：“过年那几天，李磊和徐贵林肯定要回家陪老婆孩子。监狱里那帮看守，十个有九个会溜进城里去鬼混。只要他们这些头头不在，我就是这儿最大的官！你们放心，暗暗准备，别声张。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我把所有牢门都打开，你们就在院子里搞！”

好一个黄茂才！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看守，而是一个颇具胆识和谋略的地下交通员了。

大年三十，正如黄茂才所料，渣滓洞里冷冷清清，特务头子们一个不见，只剩下几个百无聊赖的看守兵。

黄茂才清了清嗓子，拿出长官的派头，对那几个哨兵说：“弟兄们，今天是大年初一，大过年的，也让‘犯人’们乐呵乐呵。一会儿我把他们都放出来，就在这院子里，搞点娱乐活动。你们看好了，别让他们乱跑就行。大过年的嘛，都轻松轻松！”

有他这个“少尉文书”发话，那几个大头兵自然乐得清闲，连声应好。

于是，在国民党军统最森严的监狱之一——渣滓洞的院子里，上演了中国革命史上堪称奇迹的一幕。

所有的牢门都被打开了，二百多名革命志士从阴暗的牢房里走了出来，聚集在院中。

他们唱歌，他们朗诵，他们互相拥抱，互相鼓励。

女牢的杨汉秀同志，引吭高歌了一曲《解放区的天》。

那嘹亮的歌声，穿透了高墙电网，冲破了沉沉的黑夜，回荡在歌乐山的上空。

那一天，渣滓洞不再是地狱，而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红色阵地。

第二天，李磊回来后得知此事，气得暴跳如雷，指着黄茂才的鼻子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但骂归骂，他也没太当回事。

毕竟黄茂才是刘重威副处长塞进来的人，平时又老实听话，估计就是过年过昏了头。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9年8月，江姐预感到，自己和许多同志的时间不多了。

她还有一桩最大的心事没有了结——她的儿子，彭云。

入狱时，彭云尚在襁褓之中。

一年多的铁窗生涯，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孩子。

她决定，要给儿子留下最后一封信。

8月27日下午，江姐在女牢的窗口，小声地叫住了正在巡视的黄茂才。

她示意他进来，然后，用一种异常郑重的语气对他说：“小黄，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儿子和我表弟谭竹安。我想请你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谭竹安家。你看，能办到吗？”

黄茂才看着江姐那双充满托付和母爱的眼睛，心里一酸。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封信，这是一个母亲的绝笔，是一个革命者最后的遗言。

他立正站好，像一个接受命令的士兵，斩钉截铁地回答：“请您放心，我一定能安全地把信送到！”

他在心里更是暗暗发誓：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信送出去！

那个休息日，黄茂才又一次走上了那条熟悉的送信之路。

但这一次，他的心情格外沉重。

他穿过混乱的市区，街上随处可见溃败的国民党散兵，像一群群无头苍蝇。

他紧紧护住怀里那封信，躲避着乱兵的盘查，他找到了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谭竹安看到姐姐那熟悉的字迹时，眼圈瞬间就红了。

信中写道：

“……如果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短短几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泣血，句句千钧。

一个将死的母亲，对儿子的未来做着最后的安排，不是锦衣玉食，而是“粗茶淡饭”，是“踏着父母的足迹”，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读完信，谭竹安已是泪流满面。

黄茂才告诉他，江姐在狱中很想念孩子。

谭竹安便找出了一张彭云的照片，郑重地交到黄茂才手中，请他务必带给姐姐。

返回监狱的路，比来时更加凶险。

黄茂才几乎是贴着墙根，躲着巡逻队，才回到了渣滓洞。

当晚，江姐从黄茂才手中接过了儿子的照片。

她看着照片上孩子那稚嫩的脸庞，这个在酷刑面前都未曾流过一滴泪的钢铁战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潸然而下，打湿了那张小小的相片。

黄茂才站在一旁，默默地退了出去。

他知道，自己完成了一件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他不知道的是，这封信，后来被称作“示儿信”，成为了不朽的红色经典。

而他，这个冒死送信的无名英雄，却在历史的尘埃中，被遗忘了整整三十年！

03 天翻地覆

命运的齿轮，有时候转得比想象中更快，也更无情。

送完“示儿信”后不久，黄茂才家里传来一封急信：母亲病重，速归。

一边是生养自己的老娘，一边是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革命同志。

黄茂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知道，监狱里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特务头子徐远举来得越来越勤，看守们的眼神也一天比一天凶狠，这个时候离开，万一同志们需要他……

他不敢想下去。

是江姐看出了他的为难。

她把黄茂才叫到一边，温和地对他说：“小黄，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母亲病重，你应该回去。家里人需要你，我们这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江姐的话，让他放下了心，却也增添了更多的担忧。

临行前，女牢的同志们将一件连夜赶织出来的毛衣送到了他手上。

毛线是她们想方设法凑起来的，有的是从自己的旧毛衣上拆下来的，有的是用碎布条捻成的。毛

衣针是用竹筷子磨的，做工粗糙，针脚也不均匀，但黄茂才捧着它，却觉得重如千斤。

这件毛衣，是她们唯一能为他做的了。

黄茂才穿着这件还带着同志们体温的毛衣，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渣滓洞。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诀别，他很快就会回来，和大家一起迎接胜利的曙光。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天人永隔。

1949年11月初，他在家乡伺候了几天病母，心里始终惦记着狱中的同志，便匆匆踏上了归途。

11月16日，当他再次站在渣滓洞门口时，一股浓烈的杀气扑面而来。

监狱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特务们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一个相熟的看守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你可算回来了！出大事了！上头下了命令，要‘清仓’了。前几天，已经处理了两批了！”

黄茂才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

他抓住那个看守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江竹筠……江姐她……在处理之列吗？”

看守撇了撇嘴：“早就处理了！就在前天，11月14号，在歌乐山，跟好几十个‘共匪’头头一起。”

轰的一声，黄茂才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悔恨、悲痛、愤怒……所有的情绪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

他踉踉跄跄地去找上司李磊报到，李磊看他的眼神已经变了，充满了猜忌和冷漠。

李磊告诉他，监狱正在遣散人员，他也在遣散之列，让他领了钱赶紧滚蛋。

黄茂才明白，李磊已经不信任他了。

他也不想再在这个人间地狱多待一秒钟。

临走前，他最后一次来到了那排熟悉的牢房前。

铁门紧锁，里面死一般的寂静。

他知道，许多熟悉的面孔，再也见不到了。

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女牢里一个幸存的同志——胡其芬，从门缝里叫住了他。

她把一份叠得极小的报告塞到黄茂才手里，急促地说：“小黄，这是狱中最后的情况，你出去后，立刻交给组织！信里也提到了你的情况，他们会安排你的！”

黄茂才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小心翼翼地藏进鞋底。

这是他在渣滓洞，作为秘密信使，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

他穿着同志们为他织的那件毛衣，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吞噬了无数英雄生命的魔窟，毅然走出了渣滓洞的大门。

他不知道，就在他走后不到十天，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屠杀，二百多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渣滓洞也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黄茂才将报告交给了况淑华。

况淑华代表党组织，对他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决定安排他在重庆工作。

但黄茂才谢绝了。

他亲眼见证了太多的死亡和牺牲，江姐、曾紫霞（当时他并不知道曾紫霞已被营救出狱）等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觉得自己受之有愧。

他只想回到家乡，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侍奉老母，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他以为，脱下那身军装，拿起锄头，就能和过去一刀两断。

他太天真了。

回到荣县老家，他确实过上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村里人看他一个当过“官”的人，回来还是穷得叮当响，也就渐渐打消了“当特务发了财”的猜疑。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扫盲运动，初中毕业的黄茂才还被请去当了小学老师，教孩子们读书识字。

他以为，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

然而，命运的玩笑，才刚刚开始。

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黄茂才那段在渣滓洞当看守的“历史问题”，像一颗被埋藏的地雷，终于被引爆了。

2月2日，黄茂才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几个公安人员走了进来，不由分说，将他带走了。

在审讯室里，他面对的是无休止的逼供。

“说！你是怎么杀害江姐的！”

“你的同伙还有谁？”

“把你的罪行都交代清楚！”

黄茂才一遍又一遍地辩解：“我没有！我是冤枉的！我给江姐送过信，我是帮他们的！”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对国民党特务恨之入骨。一个在渣滓洞当过看守的人，说自己是好人？谁信！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狡猾的特务为了活命而编造的谎言。

他的辩解，苍白无力。

群众的愤怒是巨大的。在各种宣传里，江姐是伟大的英雄，那么，杀害英雄的刽子手就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枪毙黄茂才”的口号，响彻云霄。

1953年7月20日，荣县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判处“反革命凶手”黄茂才死刑，立即执行。

当他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审判台，听到那冰冷的判决时，他彻底绝望了。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是功臣，怎么就成了凶手？

江姐她们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为什么容不下一个为她们做过事的人？

或许是求生的本能，或许是心中那股不屈的冤气，在行刑人员将他押赴刑场，即将扣动扳机的最后一刻，黄茂才用尽全身的力气，声嘶力竭地嘶吼起来：

“我是冤枉的——！我不是凶手！我为江姐做过事——！”

那一声呼喊，充满了无尽的悲愤和绝望，在空旷的刑场上回荡，震住了所有在场的人。

执行枪决的法院干部愣住了。

他看着眼前这个面如死灰、却目光如炬的“犯人”，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丝怀疑。

一个真正的刽子手，在临死前，会是这副模样吗？

他挥了挥手，示意暂停执行。

经过紧急合议，法院当场宣布：改判无期徒刑，此案再行调查。

黄茂才从鬼门关前被拉了回来。

枪声没有响起，但他的人生，却从此坠入了另一座更漫长、更黑暗的监狱。

这一坠入，将近三十年！

04 漫漫长夜

时间，是最公正的法官，也是最残酷的狱卒。

对于黄茂才来说，从死刑改判为无期，不过是从一个瞬间的死亡，变成了一场缓慢的、看不到尽头的凌迟。

他被送到了劳改队。

在这里，他的身份标签异常清晰且沉重——“杀害江姐的凶手”。

劳改队的管理人员，本着“教育改造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对他进行了“重点关照”。

最重的活儿，他干；最差的饭，他吃；开批斗会，他永远是首当其冲的靶子。

周围的犯人，也对他投以鄙夷和仇视的目光。

那些小偷、流氓，甚至真正的刑事犯，在“政治犯”面前都自诩高人一等，尤其是在他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面前。

他们可以随意地欺辱他，辱骂他，而黄茂才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他想过死。

但每当这个念头升起时，他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江姐、曾紫霞她们的面孔。

他想起江姐在酷刑之下依然挺直的脊梁，想起曾紫霞在牢房里讲述革命道理时眼中闪烁的光芒，想起那些同志们在渣滓洞院子里高唱《解放区的天》时的激昂神情。

他们，面对的是真正的死亡，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畏惧。

自己这点委屈，和他们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江姐在纸条上写的话，他至今还记得一字不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他坚信，人民不会忘记他。组织也不会忘记他。

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于是，他活了下来。

他把所有的冤屈和血泪都咽进了肚子里，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他开始写申诉材料，一封又一封，写了就交上去，交上去就石沉大海，但他从不放弃。

在旁人看来，这是垂死挣扎，但在他自己心里，这是在守护最后的希望。

支撑他活下去的，除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还有远方那个家，和那个始终在等他的女人——他的妻子，杨淑琼。

杨淑琼，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却有着中国女性最传统、也最伟大的美德——坚韧与忠贞。

当所有人都认定黄茂才是杀人凶手时，只有她，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丈夫。

“茂才不是那样的人，”她总是对人说，“他跟我说过，他在里头是帮好人的。我相信他。”

就凭着这份朴素的信任，在黄茂才蒙冤入狱的十几年里，她一个人，撑起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家。

她抚养孩子，侍奉婆婆，承受着村里人的白眼和指指点点。

有人劝她改嫁，说黄茂才这辈子都完了，别把自个儿也搭进去。

她总是摇摇头，一句话也不说。

每年，她都会带着孩子，跋山涉水，去劳改队探望黄茂才。

隔着那道冰冷的铁丝网，她从不多问什么，只是把省吃俭用攒下的食物递过去，然后一遍遍地叮嘱：“在里头，要好好保重自己。家里有我，你放心。”

妻子的坚守，是黄茂才在漫长黑夜里，唯一能感受到的温暖。

这份温暖，让他有勇气面对一切的苦难。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流逝。

1955年，由于黄茂才在劳改队中“表现良好”，法院将他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1964年，在服刑十一年后，黄茂才因减刑两年，正式获释出狱。

他终于走出了那道高墙。当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时，他已经从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年近半百、两鬓斑白的中年人。

他回到了家乡。

然而，出狱，并不等于自由。

“历史反革命”这顶沉重的帽子，依然死死地扣在他的头上。

他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他是一个需要被时刻监督和改造的“社会渣滓”。

他找不到工作，走在路上，总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

孩子们看到他，会一边跑开一边喊：“快看，杀江姐的特务回来了！”

他成了村里的一个异类，一个幽灵。

但他没有倒下。

他拿起了锄头，开垦荒地，和妻子一起，靠着几亩薄田和养几只鸡，艰难地维持着生计。

他依旧没有放弃为自己平反的努力，他一次次地往县里、市里跑，递交申诉材料。

结果，还是一样，杳无音信。

时间来到了1979年，拨乱反正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神州大地。

黄茂才觉得，他的机会来了。

他将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封写给当地公检法系统的申诉书上。

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公检法的同志接待了他，态度很好，也表示很同情。

但他们摊了摊手，无奈地说：“老黄，你的案子，我们很愿意复查。但是，时间过去太久了，当年的卷宗很乱。最关键的是，你没有任何人证。你说你为江姐她们做过事，谁能证明呢？没有证据，我们怎么给你平反？”

是啊，谁能证明？

江姐牺牲了，狱中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

曾紫霞，况淑华，这些关键的知情人，解放后早已人海茫茫，他又该到哪里去找？

三十年的坚持，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希望的曙光，仿佛在眼前闪了一下，又迅速熄灭了。

就在黄茂才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命运，终于对他露出了迟到的微笑。

1981年5月，一封来自重庆的信，送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黄茂才接过信，看到信封上的落款是“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他连忙拆开信，信是纪念馆馆长卢光特写来的。

信中说，他们在清理渣滓洞幸存者的档案材料时，在一份脱险志士撰写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叫“黄茂才”的看守，为狱中党组织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因此，纪念馆特地写信给他，希望他能到重庆来，核实一下当年的情况。

这封信，就像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瞬间照亮了黄茂才黑暗的人生。

他当即买了去重庆的火车票。

在去成都的火车上，他一夜未眠。

他紧紧地攥着那封信，手心里的汗把信纸都浸湿了。

他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城镇，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那么亲切。

这是他为之奋斗过的新中国，山河壮丽，生机勃勃。

他为国家的巨大变化而由衷地高兴，也为自己被时代遗忘在角落里三十年而感到无尽的悲凉。

他就要见到当年的知情人了，或许，就是曾紫霞？

她还活着吗？

她还记得那个给她送信的小看守吗？

期待与忐忑，在他的心中交织成一张复杂的网。

在重庆烈士陵园，馆长卢光特热情地接待了他。

面对卢馆长的询问，黄茂才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将当年在渣滓洞里发生的一切，从如何被策反，到如何传递情报，再到如何组织春节联欢会，如何冒死送出“示儿信”……他原原本本，实事求是地讲述了一遍。

听完他的讲述，卢光特这位见惯了革命事迹的馆长，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紧紧握住黄茂才的手，激动地说：“老黄，你受苦了！你为革命立了大功啊！”

然后，他问道：“那建国之后，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呢？”

一句话，击中了黄茂才心中最柔软、也最疼痛的地方。

这个年近六十、历经沧桑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他哭诉着自己三十年来的冤屈，哭诉着从功臣到罪犯的荒诞命运，哭诉着那场差点要了他命的公判大会。

卢光特听得是义愤填膺，他猛地一拍桌子，怒喝道：“岂有此理！一个革命功臣，怎么能成了特务和凶手呢！”

当黄茂才说到，想要平反，必须找到当年的见证人曾紫霞和况淑华时，卢光特眼中精光一闪。

他告诉黄茂才，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和很多渣滓洞的幸存者都有联系。

他当即说道：“老黄，你别急！你立刻去成都，到成都中医学院去找！曾紫霞就在那里当教授！她是你的历史最重要的人证，只要她写了证明材料，你的冤案，就一定能纠正！”

成都中医学院！曾紫霞！

这几个字，像惊雷一般在黄茂才耳边炸响。

三十年的漫漫长夜，终于，要看到天亮了。

05 清白人间

1981年的初秋，成都的天气还带着几分暑热。

一个身材矮小、面黄肌瘦的老人，正站在成都中医学院的校门口，局促不安地向里张望着。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褪色的旧军帽，脚上却是一双极不协调的黄色胶鞋。

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个布包，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期待，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想进去，又不敢进去。

这个人，就是黄茂才。

门卫已经进去帮忙通报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一颗心在胸膛里“咚咚”地跳，比当年送“示儿信”时还要紧张。

他碰到过路的人就问，正好一个老婆婆经过，他赶紧迎上去，用带着浓重乡音的四川话问道：“婆婆，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曾紫霞，曾先生？”

没过多久，一个气质儒雅、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在门卫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她就是曾紫霞。

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那股书卷气和温和的眼神，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

她看着眼前这个苍老憔悴的男人，觉得有些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

见曾紫霞一脸疑惑，门卫以为是来捣乱的，就要上前撵人。

“等一下！”曾紫霞拦住了门卫，她仔细地打量着黄茂才，试探着问道：“请问，你是……”

黄茂才的嘴唇哆嗦着，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我是黄、黄茂才啊！”

他怕曾紫霞想不起来，又急忙补充道：“解放前，在渣滓洞，我当过看守，给你们……送过信的！”

“黄茂才！”

“送过信！”

这几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曾紫霞尘封三十多年的记忆。

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满是难以置信。她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了黄茂才的手，声音也颤抖起来：“我想起来了！你是小黄！哎呀，不对，现在该叫你老黄了！你怎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仅仅三十年，当年那个朴实健壮的青年，竟被摧残成了这副模样。

言语之间，充满了自卑和怯懦，哪里还有半分当年的影子。

四目相对，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泪水。

曾紫霞将黄茂才带回自己家中，热情地招待了他。

听完黄茂才讲述自己这三十年来的颠沛流离和无尽冤屈后，这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革命者，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她猛地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声音因为愤怒而拔高，“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一个为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折腾了几十年！这简直是历史的悲哀！要是让九泉之下的江姐知道了，她也不会瞑目的！”

她转过身，斩钉截铁地对黄茂才说：“老黄，你放心！这件事，我管定了！我马上联系还在世的同志，我们一起给你写证明材料！一定要把你的冤案翻过来！”

听到这话，黄茂才再也忍不住，这个在法场上都没有倒下的汉子，此刻哭得像个孩子。

他等待这句话，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在曾紫霞的奔走呼号下，一份份详实的证明材料，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

那些从渣滓洞虎口脱险的幸存者们，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善良、勇敢的小看守。

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黄茂才写下了最有力的证词。

这些材料被迅速送到了四川省委统战部，再由统战部转交到黄茂才的家乡——荣县的公检法部门。

面对如山的铁证，荣县方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

为了查清这桩尘封三十年的冤案，调查组的同志们不辞辛劳，行程万里，南下重庆，北上北京，走访了几十位当事人，翻阅了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调查，历史的真相，终于被一层层剥开，清晰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1982年4月12日，荣县人民法院。

还是那个曾经宣判他死刑的地方，今天，将还他一个迟到的清白。

审判长手持判决书，用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宣读着：

“……原判认定被告人黄茂才所犯的反革命罪行失实，且其在渣滓洞任看守期间，在革命者的教育下，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据此，撤销本院一九五三年度刑字第一六三号判决，宣告黄茂才无罪。”

“宣告黄茂才无罪！”

当最后五个字响起时，旁听席上的黄茂才，再也支撑不住，身体一软，瘫坐在椅子上，老泪纵横。

他赢了。

从1953年被冤，到1982年，30年的坚守，他终于战胜了命运的不公。

这一天，他等得太久，太苦了。

走出法院，阳光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

他抬起头，看着湛蓝的天空，仿佛看到了江姐她们欣慰的笑容。

他心里想，自己受的这点委屈，和那些牺牲的烈士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特别感谢江姐，感谢曾紫霞。

是她们，把他从一个稀里糊涂的特务，引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是她们，让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心中始终有光。

不久之后，荣县政协增补黄茂才为县政协委员，政府也开始每月发给他30元的生活补助。

“反革命凶手”的帽子被彻底摘掉，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功臣”的荣誉。

他的事迹被报道出去，周围的群众看他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敬佩。

村里再有纠纷，大家都会请他这个“有觉悟的老同志”去评评理。

黄茂才终于回归了他梦寐以求的平凡生活。

他和妻子杨淑琼，在那个小山村里，种着几分薄田，养着一群咯咯哒的鸡，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生活虽然清贫，但他的心里，却无比的富足和踏实。

晚年，他给曾紫霞写信，信里这样说道：“我思想上感到，在当时没有你们对我耐心教育，绝不会有今天，所以我一生也忘不了你们。”

几年后，一个年轻的记者前来采访他。

采访结束时，黄茂才蹒跚地走进里屋，从一个旧木箱的箱底，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件东西。

那是一件早已陈旧、甚至有些破损的土灰色毛衣。

他抚摸着那粗糙的毛线，眼神里充满了温柔。他对年轻的记者说：

“这是江姐她们，在里头给我织的。三十多年了，我一直留着。天冷的时候穿上，比啥子军功章都暖和。”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那件毛衣上，也照在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

历史的温度，个人的情感，在那一刻，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

那件毛衣，是他一生信义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留给一个平凡英雄的，最温暖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