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蒋经国在酒会上见到自己私生子，两人的反应让人意外

一个在斯大林和毛泽东面前都没低过头的人，这辈子最怕的，竟然是在酒会上，看到自己亲儿子的脸。

这事儿得从1974年的台北说起。

那年头，整个台湾岛的气氛都怪怪的。

美国人跟大陆那边勾兑上了，天天挂在嘴上的“反攻”两个字，自己说出来都没啥底气。

阳明山上的那位蒋家老先生，自从出了车祸，身子骨就跟漏了风的房子一样，一天不如一天。

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瞅着，这偌大的家当，最后得交到谁手里。

答案明摆着，就是他儿子，蒋经国。

这个时候的蒋经国，走道儿都得踮着脚尖。

岛上各路人马，老的少的，亲的疏的，都像闻着味儿的猫，围着他转。

他得把自己绷得紧紧的，不能出一点岔子，得像个圣人一样，稳稳当当接过老头子手里的权。

所以那几年，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在赴宴的路上。

跟人握手，陪人喝酒，脸上永远挂着恰到好处的笑，一张通往权力最高处的大网，就这么一点点织起来。

可他没算到，三十多年前自己随手撒下的一根线，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变成一张网，把自己给兜头罩住。

那天晚上的宴会，说是个联谊，不谈公事。

蒋经国讲了几句场面话，舞曲一响，男男女女就滑进了舞池。

他六十多岁的人了，折腾一天也累，就端着杯酒找了个角落歇着。

看着舞池里那些年轻的身影，他有点出神，想起当年在苏联，自己也是个跳舞的好手。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人就老了。

就在他琢'磨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后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

一道目光，直勾勾的，穿过吵闹的人群，死死地钉在他身上。

那眼神里有东西，有渴望，有紧张，还有点让他心里发毛的熟悉感。

他心里“咯噔”一下，顺着感觉找过去。

舞池那头，灯光昏暗的地方，站着个年轻人。

隔得远，看不清脸。

可蒋经国像是被什么东西牵着一样，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拨开人群就往那边走。

一步，两步…

离得越近，那张脸就越清楚。

那眉眼，那鼻子，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像是时间在他脸上照了下镜子。

“孝严…

这两个字没说出口，但在蒋经经国脑子里炸开了。

是他，只能是他，自己跟章亚若生的那个儿子。

一瞬间，这个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男人，脸上竟然闪过一丝狼狈和慌张。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看见了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故人，一个能把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给掀翻的秘密。

章孝严当然也看见了父亲。

这个场面，他在梦里演练过几百遍。

可能是在某个没人的下午，父子俩抱头痛哭；也可能是在一间严肃的办公室，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一声“孩子，委屈你了”。

他想过一万种可能，唯独没想过，会是在这种地方，周围全是人，全是眼。

眼看父亲穿过人群朝自己走来，章孝严的心跳得像打鼓。

三十多年了，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整理了一下领带，准备迎接这个迟到了太久的拥抱。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把他所有的念想都砸了个稀碎。

就在看清他脸的一刹那，蒋经国眼睛里的那点惊讶，瞬间就变成了冰冷的躲闪。

他猛地一扭头，像是躲瘟神一样，转身就往另一个方向走，脚步又快又乱。

他冲到随从跟前，嘴里飞快地交代了几句，然后头也不回地挤出人群，消失在了宴会厅的大门外。

从头到尾，父子俩就隔着一个舞池，十几米的距离。

蒋经过甚至没让他靠近，就把他一个人晾在了原地。

章孝严手里的酒杯冰凉，那股凉气顺着胳膊肘一直钻到心里。

他彻底明白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什么都没改变。

在父亲那盘关乎身家性命的棋局里，他和弟弟孝慈，依旧是两颗见不得光的棋子，随时可以被舍弃。

这笔糊涂账，得从1937年的江西赣州算起。

那一年，在苏联当了十二年“人质”的蒋经国，总算回了国。

在赣州，他碰上了章亚若，一个在当地女中读书的姑娘，人长得漂亮，又有才气。

那会儿的蒋经国，已经有了苏联媳妇蒋方良，孩子都有了。

可碰上章亚若，还是没绷住，两个人就那么好上了。

这种事在当年，传出去是要捅破天的。

没多久，章亚若的肚子就有了动静。

1942年，在桂林，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知道了这事，心里是五味杂陈。

添了两个孙子，他高兴，还亲自给起了名字，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

可这俩孩子的来路不正，他打心眼儿里瞧不上章亚若的出身。

老头子发了话：孩子可以养，但不能姓蒋，就姓章。

他蒋经国也别想公开认，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孝严”、“孝慈”，这名字是祖父亲赐的，听着是荣耀，可实际上，却是给他们身世上的一道锁。

章亚若倒是不争什么名分，就想安安稳稳把孩子带大。

可命不好，孩子刚生下来几个月，她去医院看个病，人就没了。

死得不明不白，到现在都是一笔悬案。

有人说是特务干的，为了“太子”的前途，必须除掉这个隐患。

妈死了，爹不能认，哥俩一下就成了孤儿。

蒋家那边，连个问话的人都没有。

最后还是孩子的外婆和姨妈，两个女人，一咬牙，把这对嗷嗷待哺的娃给拉扯了起来。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跑到了台湾。

乱哄哄的时候，蒋经国还没忘了这两个儿子，派人把他们和外婆、姨妈从大陆接到了台湾新竹安顿下来。

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他给他们钱，让他们有吃有穿有书念，但也在他们和自己之间，划下了一条看不见的深沟。

从小到大，“父亲”这个词在家里就是个禁忌。

外婆和姨妈嘴严得很，只跟他们讲母亲的故事，关于父亲，一个字都不提。

可纸包不住火，街坊邻居的闲话，同学们的指指点点，总会飘到他们耳朵里。

一直到上了大学，哥俩才从各种蛛丝马迹里，拼凑出了一个让他们自己都吓一跳的真相——他们的亲爹，就是那个在台湾说一不二的蒋经国。

知道真相的那一刻，“认祖归宗”就成了哥俩这辈子最大的念想。

章孝严试过各种法子联系父亲，写的信一封封寄出去，全都是石沉大海。

他们只能拼命读书，拼命工作，考进政府机关，想着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出色，总有一天父亲会看他们一眼。

可蒋经国就像是瞎了一样，对这两个就在眼皮子底下的儿子，愣是装作看不见。

在他公开的家庭相册里，儿子只有孝文、孝武、孝勇三个。

章孝严和章孝慈，是他完美履历上的一个污点，必须擦得干干净净。

尤其是在七十年代那个当口，他马上就要接班了，任何一点私人问题，都可能被政敌当成炮弹打过来。

他不敢赌，也不想赌。

跟整个江山比起来，两个儿子的委屈，算不了什么。

他必须先当好“领袖”，才能当“父亲”。

所以，1974年那场酒会上的仓皇逃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那不是一时的慌乱，而是他一辈子都在做的选择。

为了保住权力，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杀掉”自己是章孝严、章孝慈父亲的这个身份。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

直到闭眼的那一刻，他也没给这对儿子一个名分。

蒋家的治丧名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

他们甚至不能像个普通儿子一样，进去给父亲磕个头，送他最后一程。

站在灵堂外面，看着那些进进出出吊唁的人，那种滋味，怕是比刀子剜心还难受。

讽刺的是，父亲死了，他们认祖归宗的路反而通了。

蒋经国一走，宋美龄点了头，蒋家其他人也不再反对。

又过了好多年，走了无数法律程序，到了2005年，章孝严终于拿到了新的身份证，上面印着两个字：蒋孝严。

他终究是姓了蒋，可那个他最想喊一声“爸爸”的人，已经在土里睡了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