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八三年,大清版图上终于补齐了最后那一角——台湾。
按理说,这时候朝廷上下应该忙着开庆功宴,论功行赏才对。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封火药味十足的弹劾奏折直接飞到了康熙皇帝的龙案上。
这折子里的内容,看一眼都能让人吓出冷汗:有人指着鼻子要账,对象竟然是刚刚咽气的首功之臣,金额高达五万两白银。
五万两是什么概念?
在那个年代,这差不多是半个省一年的财政收入。
而这个死后还被人盯着钱包不放的倒霉蛋,正是耗尽心血促成国家统一的福建总督——姚启圣。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位在福建呼风唤雨的封疆大吏,两腿一蹬后留给家人的,别说万贯家财了,就剩下一个透支到极限的身体,还有这一屁股烂账。
这要是换个人,别说五万两,就是五千两亏空,全家老小估计都得打包流放宁古塔,去给披甲人为奴。
但康熙皇帝看着那份奏折,沉默了许久,最后朱笔一挥:免了。
因为皇帝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笔所谓的“糊涂账”背后,藏着一个硬汉为了国家统一,把自己当作燃料烧干的悲壮真相。
这就叫钱还在人没了,不对,是钱没了人也没了,但这买卖做得值。
咱们今天不聊教科书里那个一本正经的名臣,专门来扒一扒姚启圣这个“清朝第一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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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是怎么把一手稀烂的牌打成王炸,又是怎么在这一场豪赌中把自己这条命都搭进去的。
如果不看后来那身官服,年轻时候的姚启圣,活脱脱就是个标准的“古惑仔”。
虽然出生在浙江会稽,但他身上一点江南才子的酸腐气都没有。
这人早年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动手绝不吵架,而且路子野得没边。
顺治初年,才20岁的姚启圣为了混口饭吃跑到通州,居然凭着一身好武艺和那种不要命的狠劲,被破格提拔成了通州知州。
刚当上官,正经事还没干,他先去干了一票大的。
他带着几个衙役,直接把以前欺负过他的一个土豪劣绅给抓了,二话不说,当场杖杀。
报完仇,这哥们儿把官印往桌上一扔,辞职走人,深藏功与名。
这哪里像个当官的?
分明就是梁山好汉下山办事。
这种“任侠”的气质,基本上贯穿了他的一生。
后来他在游历途中,碰上几个散兵游勇抢劫民女。
要是别的读书人早就吓跑了,姚启圣倒好,冲上去空手夺白刃,嘁哩喀喳宰了两个歹徒,完事还特淡定地把姑娘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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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注定了他没法在按部就班的官场里混日子,但也注定了他能在乱世里杀出一条血路。
哪怕后来他沉下心来读书,考了个八旗乡试第一名,当了广东香山知县,骨子里那股“野性”还是压不住。
为了搞活地方经济,他居然敢在朝廷严令“海禁”的时候,擅自开关通商。
虽然这一把让他把财政亏空给补上了,但也因为“无组织无纪律”被罢官回家。
这时候的姚启圣,看起来就是个有才无命的失意中年人,天天在家里蹲着,直到那个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机会突然砸下来。
1674年,三藩之乱爆发,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反了,浙江那边也是危在旦夕。
当时的汉族官员,大部分都在观望,毕竟局势不明朗,谁知道哪边能赢?
但赋闲再家的姚启圣,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赌性。
他没有任何犹豫,变卖祖产,拉上儿子姚仪,招募了几百个敢死队,直接投奔了负责平叛的康亲王杰书。
这不是投机,这是拿身家性命在博。
在战场上,他比正规军还猛,带着几百人就敢冲击叛军阵地。
这种“疯狗式”的打法让满洲亲王都看傻了,立马对他委以重任。
从诸暨知县到福建布政使,再到福建总督,姚启圣用了不到几年时间,就走完了别人几辈子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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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光能打,还特别擅长攻心。
不仅收复了漳州、泉州,还把吴三桂手下的大将韩大任给策反了。
等到他在福建站稳脚跟的时候,真正的考验来了:对面是据守台湾、拥有强大水师的郑氏集团。
在这个历史关口,姚启圣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
当时的朝廷里,一帮人喊打喊杀,恨不得把海岛炸平;另一帮人主张“抚”,想花钱买平安。
只有姚启圣提出了“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高级策略。
这就得说到那个著名的“五万两亏空”了。
姚启圣虽然是总督,但他明白一个道理:要瓦解郑氏集团,光靠大炮轰是不够的,得靠银子砸。
他自掏腰包,甚至挪用库银,一方面购买西洋先进火炮武装水师,另一方面重金收买郑军将领,安置投诚的士兵。
他把福建沿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吸铁石”,把郑氏的人才和军心一点点吸过来。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不见血的“烧钱战”,比真刀真枪还狠。
据统计,那几年投诚过来的郑军官兵多达十几万人。
这些人都要吃饭,要穿衣,要安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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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拨款哪够啊?
姚启圣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甚至把自己的工资都贴进去了。
那五万两银子,就是这么欠下的。
更绝的是,他做了一个极具胸怀的决定:保举施琅。
要知道,施琅和姚启圣其实性格很不合,俩人甚至有过节。
但姚启圣心里清楚,要是打陆战,自己谁也不怕;但要打水战,只有施琅能赢。
为了国家大局,他甘愿退居幕后搞后勤,把前线指挥权和即将到手的泼天大功,拱手让给了这个“冤家”。
这种格局,在几千年的官场史上,真的太少见了。
1683年,施琅率领的水师在澎湖海战中一举击溃郑军主力,台湾回归已成定局。
消息传到福州的时候,姚启圣本该举杯庆祝,但他已经起不来了。
常年的过度操劳,加上背部严重的背疽(一种恶性毒疮),彻底击垮了这个铁打的汉子。
就在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的前夕,60岁的姚启圣在福州府邸病逝。
他用自己的命,熬干了郑氏集团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熬干了自己最后一点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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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后,朝廷清算账目,发现他为了招抚和备战,留下了巨大的财务窟窿。
那些曾被他得罪过的同僚趁机发难,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好在康熙虽严,但也知道这五万两银子是替大清江山花的,没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姚启圣这一辈子,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人”。
他杀过人、违过规、挪用过公款、脾气臭得要命,甚至有点“匪气”。
但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狠劲,才让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战后,他还极具远见地提议,台湾回归后应该“开海禁”,鼓励两岸通商。
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没被完全采纳,但时间证明了他的眼光毒辣。
如今,在浙江绍兴柯桥区漓渚镇的一个偏僻山岙里,姚启圣的墓地显得格外寒酸。
没有神道碑,没有石像生,甚至如果不问当地人,你都找不到这位收复台湾第一功臣的长眠之的。
但这或许正是最适合他的归宿。
生前为了家国天下,他不仅散尽千金,还把自己燃烧殆尽;死后青山埋忠骨,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排场。
那块破败却依然挺立的墓碑,就像他当年硬挺的脊梁,无声地告诉后人:有些英雄,不需要写在金榜上,他们早就刻进了版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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