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临终前嘱咐许鹿希：若有来世，我还会做出3个选择

1979年2月的罗布泊，夜温零下二十度，寒风卷着细沙拍打简易工棚。照明灯下，邓稼先披着旧军呢大衣，盯着仪表上一串失真的数据。几小时前，一枚氢弹因降落伞故障坠地未爆。技术值班员小声嘀咕：“要不要等机械排险分队？”邓稼先摆手：“时间耽误不起，我去。”这句短促的回应，成了他与强辐射最近的一次正面交锋，也是日后病灶的隐秘源头。

时间往回拨到1958年8月。钱三强把写着“绝密”字样的公文袋递到34岁的邓稼先手里，没有铺垫，只说一句：“国家需要你。”彼时的邓稼先刚在中科院完成原子核理论八年积累，论职称、论前途，他都处在“上升通道”。然而，他第二天便递交去向不明的调令，住所、简历、作品统统从公开场合消失。几位同学纳闷：“稼先去哪儿了？”没人能回答，连家属也被要求保持沉默。

隐姓埋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科研论文不能署真实姓名，意味着国家级奖励榜单上永远查不到他的资料，意味着遇到难题只能在封闭试验场里自己啃。为了校正一个中子输运方程，他连续三夜对着手摇计算器敲键，左臂麻木，纸带堆了半米高。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回答得干脆：“新中国要有底牌。”

十六年苦功，1964年10月16日零点后五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爆心距离约十五公里处，一辆吉普车停在戈壁高地，车外站着邓稼先。蘑菇云升起，他摘下防护镜，小声说：“成了。”随行人员后来回忆，那一刻他只是轻轻舒口气，像把石子扔进水里那么平静，因为脑海里已经翻到下一页——可控氢爆。

进入七十年代，试验难度、装置复杂度陡增。二机部九院内部流传着一句半玩笑的话：“别人一辈子做一件事，邓先生一年做三件事还嫌慢。”然而，狂奔的代价很快显现。1979年那次“抱弹”事故后，邓稼先的血常规异常、白细胞染色体碎裂，但科研日程并未减速。他对许鹿希说：“指标再差，人要紧着把事做完。”

直到1985年7月，北京会议间隙，他在家中站立都觉艰难，才被妻子硬拉去301医院。直肠冰冻切片结果“恶性”。主刀教授看着报告叹气：“再晚半个月，连手术窗口都没了。”邓稼先却抓着病历询问：“术后多久能恢复写材料？”医生哑然，只能安排最快进台。

第一次手术摘除病灶，然而转移已不可逆。张爱萍数次赶来督导救治，临走拍拍邓稼先肩膀：“后面的事甭惦记，好好配合治疗。”可治疗间隙，他又申请了科研资料。护士提醒：“放下笔休息会儿吧。”他抬头笑，却没收敛动作，“放下笔就忘词儿了。”

1986年5月，二次手术无力回天，化疗瓶旁堆着他刚完成的建议书。交稿前，他塞给许鹿希一句话：“这比你的命更急。”字迹抖成蚯蚓，却把中国未来若干武器型号的技术路线写得明明白白。文件送出后，他的体征开始断崖式下滑。

7月16日，国务院把“全国劳模”奖章送到病床前。邓稼先服了双倍止痛药，伸手接证书，嘴角只是轻轻动：“太客气。”几个观察过全程的护士后来说，那一刻病房安静得能听见液体滴进输液管的声音。

临终前三天，杨振宁带来一束黄玫瑰。两位老友对坐无言，杨振宁将花放枕边，只说一句：“一路走好。”待他离开，邓稼先对妻子轻声：“振宁明白，我没多少时间了。”

7月29日凌晨，他突然握紧许鹿希的手，声音低却清晰：“若有来世，我还选中国，选核武事业，选你。”随后补一句，“别让人家落得太远。”心电图划出最后一道直线，戈壁晚风似乎穿透病房，带走这位“两弹元勋”的呼吸。

许多年后，九院档案室里仍保存着那份两页纸的建议书，纸角泛黄。研究员告诉年轻同事：“核事业不缺仪器，不缺厂房，最难得的是像邓先生这样把生命当燃料的人。”说这话时，他指了指胸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整层楼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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