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催债的教培人

作者| 左希

责编| 丽俊

题图| 《执行！狗和我和执行官》

过去几年，教培行业的变化，更多是通过政策、资本和机构数字被记录下来的。这些数据构成了行业的显性叙事。
在这些统计之外，还有另一条更难被看见的轨迹，它真实地发生在一些具体的人身上。他们曾是机构负责人、校长、老师，当增长停滞、信用收缩、责任兑现时，变化正缓慢地渗入生活：从一通电话开始，进入办公场所、家庭关系，最终改变一个人的社会位置。
这不是一篇关于“失败案例”的盘点，也不是对个人选择的道德评判。它试图记录的，是在行业结构发生位移之后，那些努力承受后果的人，以及另一端，负责“执行”这些后果的人。
本文基于真实访谈与公开信息整理。

冀建军躺在床上，手机悬在脸上方，一条条敲下自己的债务清单。

房贷余款39万，信用卡、信用贷、网贷滚出来的53.7万，以及几桩拖了两三年的“旧账”：几笔退费纠纷、场地提前退租产生的违约金、上月未补全的老师工资，还有社保断缴后随时可能被追缴的一笔费用。

他盯着那串数字，屏幕的冷光照在天花板上。在外人眼里，三十五岁的他并没有明显的裂口。创业七年，一直在教培行业摸爬，有机构、有学生、有团队，车房也在，但这些体面从来不是自动成立的，而是需要被日复一日维持。

他和妻子、孩子住在城市边缘，距离校区五十五公里。房子靠近机场，航班密集时，起落声会持续很久。新车买了又卖，换回了那辆跑了十几万公里的老雪佛兰，二手市场不到两万，只要不出远门，还能用。前阵子车胎爆在半路，他在路边站了很久，最后花一百五十块换了条二手胎。不是买不起好的，是每一笔额外支出都会直接压向月底的最低还款。

结婚、买房那几年，他和妻子把账算得极细：孩子花销、日常吃饭、通勤应酬、水电物业，大概能控制在四五千；只要收入不掉，时间拉长，债务是可以被覆盖的。后来，条件变了。

1、来电之前

他在心里盘算，想再扛一段时间。

一个月前，一笔6万元的账逾期了。第二天，催收电话打来。对方语气平稳，像在复述后台信息：系统监测到他存在以贷养贷行为，现在可以“协助”恢复额度，让他重新借一笔，把这项先结清。过去两年，他靠这种方式把时间往后推。拆东墙补西墙，利息滚利息。他告诉对方，希望重新协商，给一点时间。

一小时后，号码再次亮起。这一次，对方没有讨论方案，只通知：由于你拒绝还款，今天下午三点，我们会到你所在的培训机构做现场调查，请务必配合。

冀建军停了一下。后来他说，那一刻困住他的并不是金额。如果催收员真的出现在机构，前台、老师、家长都会知道。他多年维持的“主心骨”形象会在一瞬间塌掉。他对着电话，话里带着明显的间隔：“如果一定要来，直接找我。”他说，“给我一点时间。”通话随即结束。

整个下午，他都坐立不安。傍晚，行政打来电话，说有人致电前台，点名询问他，提及网贷。

接下来几天，他明显感觉到一种变化。没有人说什么，但眼神不再自然。那是一种下意识的避让，像看见什么不应被靠近的东西。陌生号码反复出现。手机一震，心跳就跟着紧一下。夜里睡得浅，白天仍要按流程出现，维持整个机构的运转。

“为了孩子和家人忍一忍。”这是他最近最常对自己说的话。但账面数字不会因为忍耐而停下。真正击中的，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地方。

那天，他收到一条来自十几年前初恋的信息。她问他是不是遇到诈骗，因为她连续收到几条催债短信，语气恶劣、指名道姓。她已结婚生子，只是想确认这是不是骗局。冀建军不知如何回复。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债务正在越过他设想中的所有边界。没有人会再顾及一个欠债男人的尊严。

与此同时，对催收员而言，年末的最后两个月至关重要。能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就看这段时间。

南方一座写字楼里，邓朝利坐在培训教室最后一排，对着桌面飞快记笔记。

他今年二十八岁。此前在电子厂工作，半年多前失业，朋友介绍他进入催收行业，说不体面，但来钱快。

入职流程很标准：无犯罪记录证明、身份核验，然后与十二名新人一起，参加五天封闭培训。第一堂课，培训师在白板上写下四个字：合法合规。课程没有教授威胁或恐吓。相反，重点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欠债人的沟通顺序，共情、框架、面质、高低球，各种策略被拆解成可复制的话术。

培训师展示行业数据：受房地产、互联网、教育培训等行业波动影响，逾期规模持续扩张。和9亿信用卡用户、12亿网贷注册量相比，全国至少有8700万个逾期案需要跟进。

“只要有放款，就一定会有逾期。”培训师说，“贷后管理，是系统的一部分。”旁边朋友轻声补一句：“没有老赖，就没有催收。”公司内部月收入排行榜上，最高数字接近七万。新人接到的多是小额、逾期不久的单子，提成比多在3%。

邓朝利看着屏幕里循环播放的流程图。他第一次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不是某个具体个体，而是一组被拆解、被分类、被验证过的模型。他们不需要被理解。而他，只需要照流程走。

2、秩序在松动

催收带来的改变，并不在电话里，而在电话之外。

最先失效的，是他对时间的控制。他开始刻意错开接电话的时段，只在上午的某个窗口期开机，把未接来电一一扫过。那些号码错乱而有序，像一排不会消失的背景符号。其余时间，手机反扣在桌面上。

他照旧巡查校区，点头、寒暄、开会。课前站在门口听学生敲鼓。那是他七年来反复确认过的声音。只要这些声音还在，一切就似乎还能继续。

变化，从一些无须解释的细节里出现。先是大厦物业打来电话，希望明年的租金能提前到账，以往从无人提这种要求。一个合作方发来短信，说年底要更新合作条款，顺带提到“需要重新评估资金情况”。甚至一位老家长，也不再像往常那样直接找到他，而是去问前台：“最近负责人是不是换了？”

这些变化像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不足以吹倒大的物件，却让一些东西被轻微挪动。体面不是被当场撕毁的，而是在公共空间里，悄悄地抽走。

邓朝利也在学习一种判断。

他坐在全程录音录像的工位上，对着系统更新跟进记录。每个欠债人都被拆解成几行参数：金额、逾期天数、沟通状态。其中一单被标注为“回款潜力高”。欠债人是一名幼儿园女老师，白条欠款7100元，逾期一个多月。

第一次接通电话时，背景音很嘈杂。音乐声、孩子的吵闹声、拖椅子的摩擦声混在一起。她努力压低声音，说现在在上班，请不要这个时间打来。

10号，她说15号还。15号，她说20号。到了月底，账户依旧没有动静。组长把他叫到一旁，只强调一条规定： 一旦对方给出明确时间和金额，爽约就意味着沟通失败，必须立刻跟进。

傍晚，他再次拨通电话。背景音变成了车流声和急促的脚步。邓朝利把语气抬高，按流程提醒违约、责任和可能的后果。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随即是失控的哭。她说自己刚工作不到一年，月薪三千五，两个月没发薪，社保欠缴，幼儿园随时可能关门。能借的、能贷的都用完了。“你们是不是一定要逼死我？”她反复问。

邓朝利坐在工位前，手心慢慢渗出汗。等她的声音降下来，他放缓语速，说现在困难的人很多，哭解决不了问题，总得先还钱，再慢慢挣钱。

几天后，系统弹出提示：入账成功，7100元。他在备注栏里标记“回款”。他再次拨通那个号码，电话已无法接通。午休时，有同事随口说：“反正钱回来了。不是你害的，是钱害的。”

很快，新的单子覆盖了这次谈话。

那天晚上，冀建军回到家，比平时晚。玄关的灯亮着。妻子正低头折一件外套。听见动静，她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你手机今天怎么老在响？”他“嗯”了一声，把鞋摆好。妻子把外套挂回柜子，没有再问。屋子里安静下来。

3、最低还款

冀建军开始减少外出的次数。

能试的渠道基本都走过一遍：银行、平台、熟悉的客户经理。每一次坐在柜台前，看着对方在系统里调取记录，他都能在对方开口之前确认结果：额度不足、风险评分过高、无法继续放款。

他开始重新算账，房租、水电、老师底薪，哪些可以缓，哪些一旦拖欠就会立刻失控。有一次，他把一名跟了自己多年的老师叫进办公室。

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谈话。他在心里反复演练过开口的方式。他说学校遇到困难，回款周期被拉长，银行和平台已经不给空间了。他说得很慢，刻意避开具体数字，只讲“周转”“再撑一阵”“到暑期就能缓过来”。他请她以个人名义申请一笔网贷，最低还款额由他按月返给她。对方听着，没立刻回应。

这名老师在学校工作了五年多，看着机构从一间教室扩张，又慢慢缩回。她知道他没有夸张，也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易会开口的请求。过了一会儿，她问：“要多久？”他说，半年左右。“开年到暑期，学费集中到账，那时候就可以把账补回来。”

他写下借据，标明金额和归还计划。纸张推到桌面中央时，两个人都没有抬头。

接下来几个月，钱就像被一层层剥离掉的，每一笔都有去处。老师的工资暂时稳住了；房租延迟几天付；信用卡和网贷的最低还款额被勉强塞上。为了让关系不至于失衡，他把她的薪水主动调高了一档，算是一种补偿，也算是一种维持。

每个月，他要面对的债务只要有一笔卡住，后面的顺序就会连锁错位。问题出现在一个看似不大的节点。有一个月的还款日，他没能按时把最低额度转过去。确实凑不齐。后来几个月，总会延迟几天。老师在微信里频繁问他：“那我怎么办？”征信开始出现问题，银行提示变得密集。她也开始担心学校的各种拖欠，一旦被追责，谁都跑不掉。

又一次，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办公室。她忽然站起来，动作有些迟疑，跪了下去。膝盖触地时，发出一声闷响。走廊很安静，没有人经过。她哭得很低，只重复一句话：“你把我的钱给我。”

冀建军站在原地，没有动。

几乎在同一阶段，邓朝利接到了一单金额偏大的案子。

系统里的标注只有几行字：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逾期平台多；情绪激烈。组长特意叮嘱他，这类欠债人有经验，沟通必须完全合规，绝不能暴露平台信息，“弄不好一个反手打12378，把公司给举报了。”组长最后说了一句：“只要他们还想翻盘，都有得谈。”

第一次通话时，电话几乎是被吼着接起的。对方用极高的音量宣泄不满，没有停顿，也不等回应。第二次、第三次情况几乎一致。到第四次，听筒忽然安静下来。“我很可怜，你也很可怜。”对方说。

接下来，他断断续续地讲述这几年的经历。学校撑不下去；贷款越滚越大；有催收机构向他公务员妻子的单位施压；有人给学校寄伪造的律师函；甚至有人拍了女儿的照片发过去威胁。半年里，婚离了、房卖了、学校停了，人胖了四十斤，“整个人像泥一样”。

邓朝利照着话术说了几句，很快就停下来，那些句子在对方面前显得格外无力。“要钱没有。”电话那头的人说，“命一条，要拿就来拿。”

4、归档

不到三个月，邓朝利瘦了六七斤。

他很清楚原因。那是一种长期处在没有出口的状态里：电话一接通，就要承受情绪；电话一挂，又要立刻迎接下一轮“对决”。

11月末，因为业绩不达标，他被列入末位淘汰。离开的那天，流程异常熟练。HR在电脑前操作了不到一分钟，删除了他在门禁系统里录入的指纹和面部信息。他收拾工位，只带走一个用了很久的水杯。抬头时，会议室里坐满了新一批来培训的新人。

“欠的人越多，催的人也就更多。”这段职业经历里，他一共接手过四百个案子，从中筛出六十多个“可持续跟进”的，真正追回的不到十单。最终到手的提成，五百七十元。推荐他入行的朋友，也在上个月离开了催收行业，转去一家咨询公司做培训师。朋友说，现在不少原本业绩很好的催收员也开始“干不动”了。技巧开始失效，人们真的“没钱了”。

监管收紧，回款周期被拉长。与其在前端消耗，不如转去教别人如何应对。反催收、债务优化、征信修复，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某社交平台上，与这些关键词相关的信息，多达十五万条。有一组数据：持证催收员大约五十万人，而围绕债务展开的“反向从业者”，大抵超过八百万。

与此同时，冀建军的生活进入了另一种节奏。

逾期满三个月后，催收不再只是电话。新的第三方公司接手，通话变得更密集，也更直接。对方不断确认他的社会关系、工作单位和家庭情况。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陷入这种处境的人。在一个以“负债”“逾期”“上岸”为关键词的豆瓣线上小组里，聚集着两万多人。帖子内容高度相似。有人写：不要回消息，不要解释金额，上门就报警。有人补充：只确认本金，不承认利息，所有通话都要录音。还有人反复提醒：空放千万别碰，利滚利，没有底。

更多的是具体操作。哪几类号码可以直接挂断，哪种措辞意味着已经进入外包催收，什么时候需要去备案，什么时候可以不再开门。人们在互相交换一套被验证的应对方式。

冀建军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几条未删除的信息：

“你个巨婴，借点钱现在电话都不敢接了？我去一直帮你亲戚朋友问下去，给你父母从土里刨出来，看你躲到哪。”
“逾期是因为单位没给你工资？你找过你父母周转吗？找过领导吗？还是你本人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这些我们都会核实。”
“这种事情走到最后都是家里人还。作为长辈，他们要面子、要体面，更不想在村子里抬不起头。”

他有一次实在受不了，把手机关机。第二天，催收电话打到了父母那里，又打到老家村委会和几位朋友的单位。

所有边界被打穿。微信零钱被冻结，账户里一分钱也没有。后来，他先后收到了两次法院传票。不久之后，他被纳入执行系统。

他意识到，从这一刻起，自己不再是一个“正在周转的人”，而是一个——老赖。

在催收公司的后台，类似的状态每天都会出现。案子从“持续跟进”变成“已移交”，然后从某个列表中消失。像一扇门，被悄无声息地关上。

邓朝利曾短暂地盯着这样的界面看过几秒。他不知道那些人后来怎样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步。在这个系统里，失败并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被归档。而那些被归档的人，只能继续向前。

一群人，在政策、资本、伦理与自我承诺之间，被迫同时向过去和未来解释自己的人生，向过去解释为何走到这一步，向未来证明自己仍然值得被接纳。汉娜·阿伦特说，在历史的天平发生倾斜的时代，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失败，比起他本可能取得的成就，更能忠实地代表这个时代。

这种个人的失败，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映照出时代的暗角。那些被洪流碾过的“失败者”的经历，同样构成理解这个时代的必要部分。关注这些失败，是在不断被简化、被归类的叙述之外，保留对历史复杂性的感知，以及对人的基本同情与尊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