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老鼓楼衙署：重庆城底的宋元密码

引子：巴县衙门下的惊天发现

在重庆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有一片被老重庆人称为“巴县衙门”的地方。这里背靠金碧山，面朝长江，是重庆主城的核心区域。

2010年4月，当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挥下第一铲时，谁也不会想到。

脚下竟埋藏着一座，能够改写重庆城市史的珍贵遗址——老鼓楼衙署遗址，将为我们揭开一段，尘封了近八百年的山城往事。

宋元之际的军政中枢

战火催生的川渝指挥中心

老鼓楼衙署遗址，兴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这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遗址中最为震撼的发现，当属那座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编号F1）。

这座建筑已揭露部分南北残长24.3米，东西宽24.7米，护坡墙及条石基础残高近10米，规模之宏大，令人叹为观止。

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在筑墙砖上发现了“淳祐乙巳东窑城砖”“淳祐乙巳西窑城砖”等纪年铭文。

这些铭文如同穿越时空的身份证，明确告诉我们这些建筑建于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

在那个蒙古铁骑南下的动荡年代，这里正是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

布局严密的宋代衙署

考古发现显示，宋元时期的遗迹共有58个。

其中Ⅰ区的F14与Ⅱ区的F83、F87形制规整，结构相似，在遗址东、西部遥相呼应。

这些建筑与中部因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状分布的F82、F55、F36及南部的F54、F80，大致围合成了宋代衙署的院落式布局。

考古专家推测，那座宏伟的高台建筑F1，很可能就是附属于当时衙署建筑的“谯楼”或“望楼”。

在战时，它既是报时的钟鼓楼，也是观察敌情的瞭望塔。

与此同时，在Ⅱ区西部还发现了一组由F82、F55等建筑组成的建筑群，根据出土的佛像及香炉器足等遗物分析，其功能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

明清时期的沿革变迁

明代衙署的规整格局

进入明代，老鼓楼衙署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考古发现的明代遗迹达100个之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Ⅱ区的一组大型建筑群。

这组建筑被东西两道贯穿发掘区南北的大型石墙（Q3、Q5）围合成一个大型院落，南北残长115.6米，东西宽54.1米，面积达6200余平方米。

该建筑群分区明确、布局规整，存在明显的南北中轴线，应当是明代重庆衙署的核心组成部分。

各组院落在布局结构上存在主次之分，很可能对应着衙署的不同功能分区。

清代巴县衙门的最后辉煌

到了清代，这里的衙署功能依然延续。

考古发现的清代遗迹有101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Ⅰ区北部的建筑基址F7。最令人惊讶的是，F7四壁墙基内侧设排水暗沟，是古代先进的排水系统。

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

填补空白的城市考古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空白。

遗址规模宏大、纪年明确，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关系清晰，宋元、明代、清至民国三个时期的衙署建筑叠压分布，如同一本立体历史教科书，直观展示了重庆近千年的沿革变迁。

发掘中，考古人员共清理房址、水沟、水井、道路及灰坑等各类遗迹261个。

出土了文物9000余件（套），标本数万件。

这些实物资料为了解，重庆古代城市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证据。

见证历史的独特价值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独特价值，首先体现在它与宋蒙战争的密切关系。

这里曾是南宋时期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筹划指挥中心，而这个防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从这里发出的每一道指令，都可能改变战争的走向。

其次，遗址背山面江、坐北朝南的布局，既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又体现了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

这种将中原制度与地方特色完美结合的案例，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提供了绝佳样本。

结论：重新认识重庆的历史地位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重庆在宋元时期的历史地位。

这里不仅仅是偏安西南的地方治所，更是在宋蒙战争时期承担了区域性指挥中心的重要职能。

遗址中出土的那些带有纪年铭文的城砖，那些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那些设计精巧的排水系统，都在向我们诉说着这座城市往日的辉煌。

从南宋的四川置制司，到明代的重庆衙署，再到清代的巴县衙门，这里始终是重庆城市行政的核心区域。

当我们漫步在解放东路的现代街巷中，很难想象脚下，竟埋藏着如此丰富的历史密码。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城市的根脉所在，更让我们理解了这座山城永不屈服的精神传承。

从宋蒙战争时期的坚守，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气质，或许早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深植在这片土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