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龄超标，复职后任正军职，总政首长：你受委屈了，还可干3年

1983年2月的一天清晨，南京的细雨拂过校场，电话铃在高级陆军学校的机关楼里骤然响起。听筒那端，北京来电，简短几句便定下了学校新任政委人选——诸敏。对熟悉军队干部制度的人来说，这个决定多少有些意外，因为他已经六十二岁，超过了当时正军职干部的常规任职年龄。

消息从总政机关传出，先在军中小范围流动。有人私下议论：“干部年轻化不是定下红线了吗？怎么又破例？”议论归议论，任命文件很快送到南京。文件落款是总政治部，两行钢板字格外醒目：诸敏同志任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政治委员。

想理解这份任命，就得倒回到十二年前。1967年春，他刚担任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便卷入那场席卷全军的政治风暴。三年审查、六年劳动、三年待结论，十二年里，职务停了、组织关系停了，唯独没停的是年轮。一次深夜，面对铁窗，他对老上级刘毓标憋出一句苦笑：“被关着转、被劳动改造，总归有一天要给个说法。”这句话日后成了他咬牙撑下去的理由。

1979年2月，中央为大批受冲击的干部甄别平反。诸敏的档案被重新打开，仅用两周便报上结论：原结论彻底推翻，立即恢复工作。这一年，他六十岁，被安排回装甲兵科技研究院协助抓科研。老战友拍他肩膀：“歇了十二年还有心气回来，不容易。”他只回了俩字：“该干。”

新职才坐热，干部年轻化的决策就从1982年正式下发。文件规定：正军职六十岁一般退居二线，确有需要可放宽到六十二岁。诸敏恰好踩在上限，照理说顶多再干一年。正因如此，1983年的那纸任命显得格外醒目——不仅继续留用，还给了一个正军级一把手位置。

临赴任前，他被请到北京。总政首长开门见山：“这些年，你受的委屈不小。身体还行，就再干三年，把经验留下来。”诸敏沉默少顷，道了句实话：“担任政委怕力不从心，能否改副职？”首长笑着摆手：“命令已下，再推就不像老兵作风，去南京，好好带队伍。”

1983年3月上旬，他抵达南京。校门口，老兵列队迎接，一句“诸政委好！”让他眼圈发热。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写下三行字：六十二岁归队，仍着六五式军装，惟愿不误人、不误事。

此后三年，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更新教学大纲，装甲兵战术课增至百分之二十。诸敏几乎每周上一节示范课，用自己在坦克学校、科研院累积的材料改编案例。一次讲到行动后勤，他举抗美援朝战场的坦克抢修资料，学员听得目不转睛。有意思的是，他常在课堂上插一句口头禅：“纸上得来终觉浅，我挨批的教训比这教材厚。”

1985年，军委决定裁军一百万并进一步压缩将领平均年龄。这一次，红线进一步收紧：正军职六十岁必须退出主岗位，特殊岗位可缓一年。诸敏已六十四岁，外界普遍认为他要离开。总政再度找他谈话：“工作交接顺利就可以离休。”他说：“三年前您让我多干三年，今天时间到了，我没理由再多站一天。”同年12月，他递交离休申请。

1986年3月，南京梅花正盛，他穿上一套洗得发白的老军服，轻轻关上办公桌抽屉。值班员问：“政委，行李备好了？”他耸耸肩：“两只箱子，一箱书，一箱资料，够了。”与校门卫兵握手后，他步出校门，没有回头。

离校那晚，宿舍的灯亮到深夜，同事整理他留下的教材草稿，扉页上浮着一行铅笔字：装甲兵离不开老传统，也离不开新血液。没人再提他的“超龄”问题，一切像老军人俯身整理领口那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