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恶”遇上“七宗罪”：所害怕的，有何不同

如果要给“坏”做一个排行榜，东西方给出的答案，很不一样。

在中国古代，最重的恶叫“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排在最前，属于“碰都别想碰，一碰就是死路一条”的那一类。

它们后来在隋代《开皇律》中被正式整理成一套罪名分类，被唐律继承和放大，成了历代刑律里“最不能原谅的十种罪”。

在基督教传统里，最危险的恶却不是叛国，不是弑父，而是七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

它们被教会传统归纳为“七宗罪”，不是写进刑法里要判你几年，而是写进布道、告解与心灵指南里，提醒信徒，真正把你拖向深渊的，往往是心里那一点点失控的欲望。

同样是在警惕“恶”，一边盯着行为，一边盯着内心；这背后，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与社会想象。

一、“十恶”：从皇帝到父亲，都是“不可侵犯者”

翻开唐律，“十恶”那一条很扎眼。后世总结下来，大致就是：谋反、谋大逆、谋叛、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恶逆。

宋元明清各有增删，但细看它们，都有一个清晰的共同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犯罪”，而是对整个秩序根基的挑战。

前三条，直指皇权，推翻政权、毁坏宗庙陵寝、投敌叛国；

“大不敬”，是对皇帝及其象征的不敬，是政治上的忤逆；

“不孝”“恶逆”“不睦”“内乱”，看似家务事，其实是把家庭当成国家的缩影，父母、祖父母、尊长，被看作“小小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

“不义”，是杀师、杀上司、杀恩主，是撕毁维系等级社会的那一点“义理”。

换句话说，“十恶”真正关心的不是“你做没做好人”，而是你有没有触碰“绝对不能碰的权威对象”——皇帝、祖宗、父母、君师。

犯了“十恶”，在很多朝代就不享受减刑、不在大赦之列，是彻底的“不可赦之罪”，说“十恶”是“法律上的最高恶”不算夸张；它像画在社会最核心位置的“红线”，不是给普通人日常参考的，而是用来提醒所有人，有些东西，是共享的恐惧。

二、“七宗罪”：真正可怕的是“你成了你自己都讨厌的人”

再看“七宗罪”，它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场景里。

不是刑部审案，不是御史参劾，而是教堂里，神父在讲道，修士在抄经，一个人蹲在告解亭里，对着木格子低声讲出自己的羞愧。

在早期教会里，修士们总结诱惑和堕落的路径，慢慢形成了“主要恶习”的列表。到公元六世纪左右，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在早前传统的基础上，把这种恶习归纳成七大“主罪”：骄傲、贪婪、嫉妒、愤怒、色欲、暴食、懒惰，并被后来神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系统化，成为天主教灵修传统中的经典分类。

这些罪，和“十恶”最大的不同是，它们多数不会直接构成犯罪，甚至在法律上根本没有对应罪名；它们的危险在于，会不断滋生出别的罪，像地下的根一样，把整棵树慢慢掏空。

比如“傲慢”，不是“我骄傲一下”那么简单，而是，“我不需要上帝，不需要别人，我就是标准。”

在神学传统里，它被视为一切罪的根，因为你把自己当成尺度，自然会嫉妒别人更好，愤怒别人不尊重你，贪婪地抓取更多安全感，用暴食和纵欲填补内心空洞。

“七宗罪”不是教你“不要做坏事”——那是刑法的工作；它更像是一面镜子，要求你不断检查自己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

三、外在秩序vs内在灵魂？

我们很容易下一个简单结论：

中国：重秩序，轻内心；西方：重灵魂，轻秩序。

但其实过于粗糙，古代中国只是把“内在修养”和“外在法律”分工得很清楚，内心归儒家、佛道等思想去教化，通过家学、私塾、经典、礼仪；外在行为归律法来处罚，“十恶”就是这套体系的“底线条款”。

而西方也很在乎秩序，只是多了一个“上帝视角”，基督教世界有教会法、世俗法，有王权、教权，有审判与刑罚。“七宗罪”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一方面，它告诉你：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它用“上帝视角”来评估人心，把个人的情绪和欲望也纳入“被审判的对象”。

所以，真正的差异不是“谁有没有良心、谁有没有法律”，而是对人的立场与角度不同：

“十恶”更像是站在“国家与家族”的角度；而“七宗罪”更像是站在“上帝与灵魂”的角度看人。

四、权力结构的不同：谁最怕你“作恶”？

再往下看，就会发现，这两套“恶”的体系，其实都在回答一个问题，谁最怕你作恶？

“十恶”是统治秩序对“威胁者”的黑名单，怕的是你挑战“垂直秩序”，它并不直接关心你的内心是不是善良，只要你不触犯红线，再多的小恶、小私，往往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调节、调和、甚至被容忍。

而“七宗罪”担心的是，你最终变成一个自己也不愿意直视的样子，它是对“个体崩坏”的警报，它不一定立刻危及国家，却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关系——与上帝、与他人、与自己。

五、“羞耻文化”与“内疚文化”

“十恶”所处的传统社会里，人活在密集的宗族、乡里与官府网络中，“抬不起头”“成为众矢之的”本身就是一种极重的惩罚，“大逆不道”“不孝不义”这类标签，是公开的羞辱。

“七宗罪”则更多和“内疚”绑定，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在祷告和告解时，你需要承认“我心里出了问题”。

心理学里常讲的“羞耻文化”和“内疚文化”的区分，或许可以成为理解“十恶”与“七宗罪”的又一把钥匙。

羞耻感：我害怕“被看见”，害怕被家人、族人、同伴放逐；内疚感：即便没人看见，我自己也过不去那道坎。

一个容易把人“捆”在集体目光之下，压抑个体多样性；另一个容易让人长期自责、焦虑，甚至把结构性问题内化为“都是我的错”。

看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在今天选择“怎么管自己”，既不把一切交给“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把一切变成“都是我内心不够好”。

六、当代的影响

也许有人觉得，这些古代的概念，都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但文化的影响连绵不绝。

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丧心病狂，毫无人性”、“这种人不配叫人。”

当公众对某些案件愤怒到极点时，会自发使用一种“超出普通犯法”的语言，来表达“这不是简单违法，而是触犯人类底线”，这是“十恶语言”在现代的残影。

在英语世界，“thesevendeadlysinsof...”是一个常见标题模版，可以是“职场的七宗罪”“创业者的七宗罪”，也可以是“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七宗罪”；从教义，变成了一种世俗隐喻，用来指那些：不一定违法、但足以导致严重后果的“性格缺陷”或“系统性偏差”。提醒人们，问题不一定出在“规则有没有”，而可能出在“人性的某个角落失衡”。

十恶”的原指早该仍进垃圾堆，但其底线思维仍值得现代人借鉴，对任何社会来说，总要有一些“无论如何不能做的事”，是触碰了就“没有商量”的，比如大规模伤害无辜、出卖集体安全、系统性虐待弱者；心里有“十恶”式的底线，知道哪些事，是绝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碰的；

另一方面，也应有“七宗罪”式的敏感，意识到很多危险，其实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念头开始的。

更重要的是，拒绝简单的东西方对立，与其说“东方讲集体，西方讲个人”，不如说：东方提醒你，别忘了你身后站着家人、同事、共同体；西方提醒你，别忘了你最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