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未来:一种并非经济学的评估
这是一个怪圈,无论是学者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很清楚,经济走出下行压力的关键在民营。现在强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话说的很有人民性,问题是怎么提高?85%的就业在民营,一亿七千万的民营市场主体是主力,如果民营经济失去了信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就成了纸上谈兵。
理论与现实存在一种背离。
2023年以来,政策一直在努力重建民营经济的信心,成立了民营经济专管局,全球独一无二。贡献了“56789”的民营经济,本是中国经济的底盘,却成了一个需要受保护的群体。于是,又有了《民营经济促进法》,今年还召开了最高级别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尽管政策导向如此明确,市场却未做出应有的响应。
2015年,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为65.1%,而短短十年间,到2025年已降至48.5%。这与民营经济“56789”的贡献率不相匹配,也与GDP增速不协调,说明民营企业失去了扩表的冲动,目前的投资主要是维持再生产。
那么,就要问一个为什么:民营经济到底遭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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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也都是学者不愿触碰的。
第一个问题:民营经济为什么失去信心?
这个问题从未被真正说清楚。历史是有记忆的,改革开放也是有记忆的。姚洋曾提出,2018年标志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是对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纠错”。那么,谁来解释错在何处?是“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
第二个问题:谁来定义民营经济的生命周期?
政策称民营经济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这是积极的表述,赋予了民营经济百年的生命周期。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隐性约束——百年之后,民营经济又将如何?
对民营企业来说,生命周期成了“模糊数学”,又怎会做“耐心资本”,自当赚钱为王,赚了就走,伟大的小企业将失去理想,失云张维迎所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
第三个问题:谁来定义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这涉及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哪些行业对民营开放,哪些不开放,往往以所有制为锚定。这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错位。附属的负面清单从过去的117项减至106项,这样的微调并不具有导向性意义。
第四个问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学界长期争论“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林毅夫主张有为政府,这没有错,政府当然应积极作为,特别是在降低制度成本方面,一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张维迎主张有限政府,也没有错,市场能解决的,政府可以选择无为,因为人算不如天算。但问题关键不在于“有为”或“有限”的概念辨析,而在于政府应在哪些方面有为,在哪些方面无为。
仅从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来看,政府的边界应是法治:法无授权不可为。
在非税收入方面,有多少属于法无授权?如果行政权跨越市场规则边界寻租,就构成超额制度成本,这往往是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营经济面临如此多困境,其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可以不需要民营经济,仅靠国有企业就行,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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