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保卫毛主席进京，1958年却连降十级，毛主席怒道：我要亲自过问

1958年盛夏的一个午后，上海郊区七一公社的砖瓦窑旁，汗水顺着王范的额角流进灰尘，衬衣贴在后背。几个社员凑在树荫下嘀咕：“那位戴旧军帽的干部，可是原先的市检察长。”没人敢多问，他只埋头干活，像要把所有委屈砸进脚下的黄泥。

消息传得快。当年号称“红色包打听”、立过一摞功勋的王范，一夜之间由行政十级干部变成基层副职。公社干部回忆，任免通知送到时，他看着落款处冰凉的公章，沉默了足足半分钟，随即拿起文件袋就往郊外走，没说一句辩解。

王范究竟是谁？时间拨回到1926年。那年皖北一带饥荒连着匪乱，他在乡校里结识了化名王盈朝的地下党员，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紧接着红十四军打出一面面红旗，他扛枪参战。队伍受挫后，他藏下步枪，跳河脱险，独自闯上海。

大都市不认英雄。漂泊的日子，他在外滩搬麻袋、抬木箱。为了寻找组织，他索性顶着“张云飞”的假名投身巡捕系统，给自己套上一层灰色外壳。枪声、哨声、汽笛声交织的码头，成了他最初的谍报课堂：和码头苦力称兄道弟，跟洋行白领套近乎，暗暗把情报送往党组织。

1932年春，四马路执勤时，被叛徒一眼认出。这次逮捕伴随老虎凳、辣椒水、冷水灌顶。探长暴躁质问，他咬牙一句没认。“说了就完了。”这是他后来简短却常对学员提起的八个字。三天后转押南京陆军监狱，被判十年刑。牢房黑灯下，为难友送饭成了他新的联络通道，小纸条塞进粗陶碗底悄悄传出高墙。

七七事变让局势急转。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多方交涉，1937年8月，他与一批政治犯获释。当天走出监狱大门，就地恢复组织关系。两个月后抵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再被调至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延安时期的王范，做过几件让同行咋舌的事。一次边区参议会结束，大礼堂门口人声鼎沸，三名伪装成记者的特嫌挤到毛主席近前。他瞥见对方胸口相机皮套异常鼓胀，立刻挡在前面。“采访请先登记。”他语气平静地把三人引到一旁，随后迅速交由警卫排查，果然搜出暗藏录音器材与投毒工具。事后周兴在保卫处的例会里拍案道：“这小子眼睛毒！”于是“红色包打听”的外号不胫而走。

1944年7月17日，边区政府发文表彰模范干部，王范榜上有名。对他而言，比奖状更重要的是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训练班。三十多名热血青年围坐窑洞，他抖开自制沙盘，指着小红旗讲渗透路线，“可别小看一封家书，敌人就常把情报藏在笔头空心里。”幽默、接地气，让学员们课间都不肯散场。

北平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初局面复杂，特务偷潜、匪帮结社。3月23日清晨，毛主席车队自西柏坡启程。为了探路排险，王范坐在第一辆吉普上，车灯打在前方柏油路，风沙扑面。“前面有新填的土层。”司机一脚急刹，他迅速下车排查，虚惊一场，却也印证了事前准备的细致。傍晚车队安全抵达香山，这趟任务被记录在中央警卫史册上。

建国后，王范调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6年1月，毛主席抵沪视察江南造船厂。寒风凛冽，岸线气温逼近零度。毛主席在人群中认出久别的王范，笑问：“现在在哪块阵地？”陈毅在一旁打趣：“沪上包打听还在忙着抓特务。”毛主席哈哈大笑，拍拍他肩膀：“老本行，干得好！”

可世事多舛。1958年“大炼钢铁”“大比指标”掀起风潮，某厂报出虚高产量，检察院接到职工举报。王范坚持依法调查，准备追责弄虚作假者。就在此时，一份关于他“搞右倾、破坏跃进”的内部材料被迅速上递。组织结论来得极快：行政连降十级，下放劳动。没有申辩程序，没有复核。

那年秋，七一公社刚成立，王范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白天干活，晚上照旧翻党员守则、刑事诉讼法草案。社员小赵说，他偶尔抬头，会问一句：“文件看懂了没？制度清了，才能少走弯路。”

风声传到北京。一位曾在延安共事的老同志将情况写成便函送往中南海。几天后，在一次会议间隙毛主席拿起信纸，眉头直锁。据在场者回忆，主席低声一句：“王范问题我要亲自过问。”短短十二字，像铁锤一样落下。

审查重启。不到一年，所谓“右倾”帽子被彻底摘除，之前的处分一笔勾销。1962年，王范调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南京工人体育场还在打地基，他常骑自行车跑工地，施工队长有时抱怨预算紧张，他抬手抹掉额头汗：“场馆不结实，将来运动员摔倒算谁的？”

在江苏工作的几年，篮球、举重、田径项目陆续拿下全国奖牌。省体委一位教练谈起老书记，直言：“他连杠铃片都要称重复核，不给任何人摸黑操作的机会。”

晚年王范把绝大多数资料捐给了档案馆。有人问他最看重哪段经历，他沉吟片刻：“制度面前，谁都别想蒙混。”语气不高，却掷地有声。

1958年的那张“连降十级”的公文，如今静静夹在卷宗深处，已然发黄。对熟悉历史的人而言，它提醒后人：法纪与忠诚不该被轻易对换，更无法用行政级别来衡量。王范的故事，就凝固在那年郊外暑气蒸腾的黄泥里，也镌刻在共和国制度建设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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