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不在“理”上，而在“讲”上

——从律师法庭辩护看情理交融的沟通之道
“有理走遍天下”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认知，可在法庭辩护的方寸之间，无数案例印证着一个更深刻的道理：胜诉的关键从来不止于手握法理条文的“理”，更在于让法理抵达人心的“讲”。一纸判决的背后，从来不是冰冷的法条堆砌，而是法理与情理的交融，是律师以“有血有肉”的表达，让“理”生出温度、透出人情。
法庭之上的“理”，是白纸黑字的法律规范，是铁证如山的案件事实，是不容置喙的是非准则；而律师的“讲”，则是连接法理与人心的桥梁，是让刻板条文落地、让冰冷证据说话的艺术。司法实践中，从来不乏这样的场景：有的律师引经据典，将《民法典》《刑法》的条款背得滚瓜烂熟，可一番唇枪舌剑下来，却让法官听得云里雾里，让当事人倍感疏离——只因他的“讲”，少了人情的温度，缺了事实的血肉。反观优秀的辩护律师，他们从不会把“理”悬在高空，而是俯身走进案件的褶皱里，去触摸当事人的处境，去体察事件的原委。就如面对一起因邻里排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案，生硬抛出“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远不如先讲述两家长达十年的邻里情分，再梳理矛盾从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的全过程，最后再援引法条辨析“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边界。这般“先情后理”的讲述，让“理”不再是孤立的条文，而是扎根在生活土壤里的是非曲直，自然更易被裁判者接纳，被当事人信服。
律师辩护中“讲”的智慧，首在共情式的价值传递，让“理”带着人情的温度。古人云“法不外乎人情”，法律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公平正义，而正义的底色，从来离不开人情的考量。优秀的律师深谙此道，他们辩护时的“讲”，从来不是单向的“普法输出”，而是双向的“情感共鸣”。面对因一时冲动犯下过错的少年，律师不会一味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处罚”的法条，而是会呈现少年成长的轨迹——单亲家庭的困境、误入歧途的偶然、幡然悔悟的泪水；面对因讨薪未果而与雇主发生冲突的农民工，律师不会机械罗列“劳动报酬权”的法律依据，而是会还原他为了给孩子凑学费而日夜奔波的辛劳，以及被拖欠工资后的绝望与无助。这般讲述，不是为当事人的过错开脱，而是让裁判者看到法条背后鲜活的人，让“理”在人情的观照下，变得立体而丰满。正如有法官所言：“我们判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律师的“讲”，就是要让法律的裁量，多一份对人生的体谅。
“讲”的智慧，更在结构化的逻辑铺陈，让“情”不越法理的边界。情理不是法理的对立面，而是法理的补充与支撑；而“讲”的艺术，就在于以严密的逻辑，将“情”与“理”编织成一张无懈可击的辩护之网。优秀的律师从不会沉溺于情绪的宣泄，而是始终锚定案件的核心争议点，搭建清晰的辩护框架。或是以“事实认定—证据质证—法律适用”为脉络，先厘清案件的来龙去脉，再辨析证据的真伪效力，最后再结合情理阐释法条的适用空间；或是以“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危害后果”为线索，层层递进地论证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就如在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中，律师不会只哭诉当事人“被欺骗的委屈”，而是会先拿出合同文本，指出其中的霸王条款；再呈上交易记录，证明对方存在违约事实；最后才结合当事人因合同违约而陷入的经营困境，请求法院兼顾法理与情理，作出公平裁判。这般“以理驭情、情理交融”的讲述，既守住了法律的底线，又体现了人文的关怀，让辩护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讲”的智慧，还在语境化的表达适配，让“理”与“情”精准抵达受众。法庭是多元主体的沟通场域，面对专业的法官，律师可以适当使用法言法语，彰显专业素养；面对人民陪审员，则需将晦涩的法律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确保裁判者听得懂、能共情；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律师的话语则需温和而坚定，既要安抚情绪，又要明晰利害。若是不分场合、不辨对象，一味空谈法理或沉溺抒情，只会让辩护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从更深层次看，律师辩护中“讲理在‘讲’不在‘理’”的逻辑，正是司法实践中“法理情相统一”原则的生动写照。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而辩护的生命，不在于法条的堆砌，而在于情理的交融。律师的“讲”，从来不是一场“谁赢谁输”的口舌之争，而是一次“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沟通——让冰冷的法条，在鲜活的事实中焕发生机；让刻板的规则，在人情的观照下彰显正义。
法庭之上，“理”是根基，“讲”是路径。对律师而言，手握法理只是起点，学会“讲”好法理，让“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才是辩护的真谛。毕竟，能最终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冰冷的道理，而是带着温度的表达。

（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