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八十载：隋朝名相苏威的功过与荣辱

隋朝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战乱，开创了贯通南北的大一统格局。在这个王朝的兴衰进程中，苏威是一位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

他生于西魏末年，历经北周更迭，在隋朝为官三十七载，隋文帝时跻身“四贵”，隋炀帝时位列“五贵”，亲手参与缔造了开皇盛世的根基；却又在王朝崩塌之际，辗转于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麾下，最终被唐太宗斥为失节之臣。这位跨越四朝、享年八十一岁的政坛元老，其一生的功过荣辱，映照出乱世文人的生存困境与封建官场的复杂生态。

苏威的仕途起点，深深烙印着家族的荣光与时代的动荡。他出身京兆武功苏氏，父亲苏绰是西魏宇文泰麾下的开国功臣，制定的“六条诏书”成为西魏治国的根本纲领，其“治乱世用重典，安天下务宽和”的政治理念，自幼便融入苏威的血脉。五岁丧父的苏威，继承了美阳县公的爵位，凭借门荫入仕北周，却早早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政治警觉。

当时权臣宇文护专权跋扈，欲将女儿许配给他，苏威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担心卷入权力漩涡，竟逃入深山寺庙隐居，虽被叔父逼迫最终应允婚事，却始终以读书避世，拒绝过多参与朝政。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成为贯穿他一生的行为底色。 北周武帝诛杀宇文护后，苏威虽被起用为稍伯下大夫，却依旧“假托生病不外出”，直到杨坚出任北周丞相、掌控实权，情况才发生转变。杨坚久闻苏威贤名，又经心腹高颎反复举荐，特意将他召入相府深谈。两人纵论治国方略，苏威提出的轻徭薄赋、简政宽刑等主张，与杨坚“革除苛政、安抚民心”的构想不谋而合。

杨坚大喜过望，欲委以重任，可当苏威察觉杨坚有取代北周的野心时，却再次选择遁逃回乡。杨坚对此并未恼怒，反而感慨：“这是不想参与我的大事，姑且让他去吧。”这份宽容，既源于杨坚对苏威才干的珍视，更暗合了乱世中人才难得的现实。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代周建隋，立刻征召苏威入朝，授太子少保，兼纳言、民部尚书，使其一举跻身宰相之列。新朝初立，百废待兴，苏威终于得以施展毕生所学。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疏，便是请求减轻百姓租赋徭役，将父亲苏绰的民生理念付诸实践。

隋文帝悉数采纳，下诏废除北周以来的苛捐杂税，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让历经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一次，苏威见宫中帐幔的挂钩竟用白银打造，当即直言进谏：“历览前代兴亡，帝王奢侈则国亡，节俭则长治久安。”隋文帝深以为然，立即下令销毁宫中所有奢华装饰，一时之间，“上行下效，朝野翕然，风气为之一清”。 在苏威的诸多政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主持修订《开皇律》。北周刑法苛酷，“刑政苛酷，群心崩溃”，连坐之罪屡见不鲜，百姓动辄获罪。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命苏威与高颎、牛弘等人重修律令。苏威以“宽简”为核心原则，参照魏晋北齐旧律，删除枭首、轘裂等酷刑，确立“笞、杖、徒、流、死”五刑体系，最终制定出十二卷五百条的《开皇律》。

这部法典“刑纲简要，疏而不失”，既废除了苛法，又明确了量刑标准，不仅为隋朝奠定了法治基础，更被唐朝直接继承，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之作。史家评价“律令格式，多威所定”，足见其在法制建设上的卓越贡献。 除了修订法律，苏威在治国理政的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历任刑部、吏部、御史大夫等要职，与高颎同心协力，整饬吏治、完善典章制度。在官吏考核上，他坚持“德行兼备、学用合一”，既看重学识修养，更重视实际政务能力；面对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他大胆提议“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虽因触动士族利益被隋文帝否决，却彰显了其体恤民生的初心。

开皇九年（589年），苏威官拜尚书右仆射，正式成为百官之首，此时的隋朝疆域辽阔，人口激增，府库充盈，史称“开皇之治”，这其中离不开苏威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辅佐。 然而，这位盛世名相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性格中的固执与官场的明枪暗箭，让他多次遭遇挫折。开皇十二年（592年），一场围绕庙堂音乐编排的争论，将苏威卷入了政治风波。当时苏威之子苏夔参与编乐，主张融合南北音律进行变通，与坚持中原古调的国子监博士何妥形成对立。

由于苏威的宰相身份，朝堂上多数官员附和苏夔，何妥羞愤之下，诬告苏威“结党营私、任人唯亲”。隋文帝派人核查，竟牵连上百位官员，苏威因此被罢官免职，闭门思过。好在隋文帝深知苏威并无大过，仅一年后便将其官复原职，还当面坦言：“你的毛病在于固执己见，凡事爱争个明白，但不肯轻易放弃观点，也是读书人的本色。”这番评价，既点出了苏威的性格短板，也暗含着对他正直品性的认可。

仁寿年间，随着隋文帝日渐年迈，苏威的政治锐气也逐渐消磨。此时他虽仍身居要职，却“凡事得过且过，很少发表意见”，昔日直言进谏的勇气，渐渐被明哲保身的谨慎取代。这种转变，在隋炀帝即位后愈发明显。杨广登基之初，苏威曾试图挽回局面，当隋炀帝计划征发徭役修筑长城时，他挺身而出劝谏：“新君即位，当以稳定为先，不宜加重百姓负担，恐生祸乱。”隋炀帝当时采纳了建议，暂时停止了工程。

但随着皇位巩固，杨广日益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不仅再度大兴土木，还执意三征高句丽，朝堂之上再无人敢多言。 高颎、贺若弼等老臣因直言进谏被隋炀帝诛杀，苏威受到牵连被罢官。虽然后来再度被召回，与宇文述、裴矩等人并称为“五贵”，共同执掌朝政，但此时的苏威早已没了当年的骨气。

他目睹隋炀帝滥杀无辜、荒淫无度，却“畏祸及身，唯唯诺诺”，甚至在隋炀帝询问杨玄感叛乱能否平定之时，仅敢委婉劝谏“若不改弦更张，将来必出大乱”，却不敢直指隋炀帝的暴政。这种妥协并未换来长久的安稳，大业九年（613年），苏威被裴蕴等人诬告“受贿滥官、出使突厥失节”，再度被削职为民。

大业十四年（618年），江都兵变爆发，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隋朝灭亡。身处江都的苏威，面对刀兵相向的乱军，选择接受宇文化及授予的光禄大夫之职；不久后宇文化及兵败，他又转而投靠李密；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后，年近八旬的苏威再次屈膝，成为王世充麾下的太师。在乱世之中，这位曾经的盛世名相，如同风中残烛，为了苟全性命，不断更换效忠的主人，彻底抛弃了文人坚守的气节。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攻占洛阳。苏威听闻后，不顾年迈体衰，执意前往求见，却遭到李世民的严词拒绝。李世民派人传话说：“阁下身为隋朝宰相，国家危难之际不能匡救，致使君弑国亡、生灵涂炭。见李密、王世充时皆拜伏舞蹈，如今既已老病，不必劳烦相见。”这番斥责，字字诛心，道尽了时人对苏威失节行为的鄙夷。

苏威并未死心，又追随李世民前往长安，在宫门外伏地求见，再次被拒绝。这位历经四朝的政坛元老，最终在孤寂与羞愧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于武德六年（623年）病逝于长安家中。

后世史家对苏威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隋书》称赞他“治身清俭，以廉慎见称”，肯定他“定法律、减赋税”的功绩；而《资治通鉴》的注家则痛斥他“辗转于乱臣贼子之间，何其可鄙”。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是直言：“苏威柔以丧节，不自知也，不自愧也。”

客观而言，苏威有治国安邦的才干，亲手参与缔造了盛世根基，其制定的《开皇律》、倡导的宽政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却也有乱世求生的无奈，在皇权更迭、刀光剑影的现实面前，选择了妥协与苟活，最终背负了“晚节不保”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