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乡村教师被判死刑，行刑前委屈大喊：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

风声渐息，时间回拨到两年前。1951年2月，黄茂才正给孩子们讲声母韵母，一名公安人员推门而入。“借一步。”短短三个字，把他带出了教室，也带向一条漫长的求证之路。拘押通知书写着：国民党军统看守，涉嫌残害革命烈士江竹筠。乡亲一看红头文件，立刻把“看守”与“刽子手”画了等号。谣言借着惶恐四散开，“必须偿命”的呼声越卷越高。黄茂才在看守所里反复辩解，却拿不出一页书面证明。两年后，他被判死刑。

为何一个乡村教师会被扣上如此沉重的帽子？再往前追溯，答案藏在1948年的重庆渣滓洞。那年黄茂才不过十七，因躲兵役从自贡跑到重庆，阴差阳错成了军统小看守。他写得一手好字，被分派做文书兼管押解。7月，一名特殊女犯送进渣滓洞——江竹筠。特务之间流传的“江姐”故事，他早听得耳熟能详：老虎凳、竹签扎指，什么都压不垮。真正见到本人时，他反而怔住：面色苍白，个子却挺直，眼神像刀。那天登记完籍贯，江竹筠抬眼扫他一下，轻蔑却镇定。那一瞬间，黄茂才的“敌我”概念出现裂缝。

几天后，江竹筠被转入女囚室，与曾紫霞、李青林等关在一起。三个星期的放风时间里，黄茂才不断被这群女犯拉去“聊天”。他是贫农子弟，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又挨过地主盘剥，自卑而迷茫。江竹筠递给他的第一张小纸条只有几十字：“人要有立场，为苦人做事，出路就在前面。”他盯着那几个字，彻夜难眠。试想一下，一个看守若真铁石心肠，怎会对囚犯的一张纸条念念不忘？

赌上性命的考验很快到来。1949年初，重庆地下党急需把“组织被破坏”的消息传出去。江竹筠把折好的薄信塞进黄茂才掌心：“路上当心。”这短短一句，是她第一次明确托付重任。黄茂才清楚，一旦泄露，脑袋不保。可他还是利用采买机会，把信带到重医女生宿舍，交给了联络员矿淑华。从那天起，外界对渣滓洞的情报传递重新畅通，几十名被捕者因此转移获救。

黄茂才的角色变化在监狱里并非秘密，却被同志们严密保护。国民党败局已定，特务机关草木皆兵。1949年国庆那天，重庆还未解放，所长对黄茂才彻底失去信任，借故要把他“遣返”。恰好老家来信说母亲病重，他拿着准假条，提前离开渣滓洞。临行前，江竹筠交给他一封信——那就是后来名扬全国的江姐绝笔。信中既托付三岁儿子彭云，又点名：黄茂才已被争取，可放心依靠。黄茂才不知道，这封信不仅见证他的转变，也成了他此后半生的救命文书。

三周后，渣滓洞大屠杀开始。江竹筠等英烈遇害，黄茂才在乡下得知噩耗，抱着几位女囚合织的蓝色毛衣失声痛哭。两天后，他被彻底遣散回乡。新中国成立不久，各地扫盲班缺老师，他被村里推举当了乡村教师，生活似乎重新归于平静。

然而罪名却像影子一样缠上来。1953年春，县里有人写匿名信揭发“黄茂才曾在渣滓洞直接行刑”。调查组走马观花，没找到反证，定性“重大嫌疑”。于是有了那年夏天的死刑判决。行刑喊冤后，法院把“死”改成“无期”，理由简单：案情存疑。

狱中十二年，他一边接受劳动改造，一边琢磨如何自救。每当情绪崩溃，他就默背那封绝笔信里提到自己的那一句：可以信任的同志。他认定真相终会亮出来。1955年，表现良好改判十五年。1964年出狱时，他已是白发夹青，却仍需“群众监督”。在那段灰暗时间里，“杀江姐的看守”成了周遭对他的唯一标签。买米、赶集都有人指指点点，妻子杨淑琼撑着全家，一句怨言都没出，说得最多的是：“总要给个说法。”

转机到来前，还得再等十五年。1979年，中央发文鼓励平反冤错案件。黄茂才写了三份申诉，一份递公安，一份交检察，一份送法院。材料里，他把渣滓洞的来龙去脉写得条理分明，可关键证人无处可找。检察官摇头：“缺致命证据，难。”他走出大门，八月的日头打在脸上，眩晕又刺痛。

1981年5月，一封来自重庆烈士陵园的信像一道闪电劈进老屋。落款人卢光，信中说：整理江姐档案时发现多处提及你在狱中送信、买报纸、掩护同志。请务必到园内核实。黄茂才站在院坝，信抖得厉害，半晌才合拢。三天后，他背起行囊直奔重庆。卢光仔细听完他的讲述后，只问了一句：“还记得曾紫霞吗？”随后给出线索：成都中医学院教研室里，有位姓曾的教授，就是当年的女囚。

成都与荣县相隔三百余公里，绿皮火车晃了一宿。进学院的大门，他被领到一间办公室，对方面容清瘦，神情干练。“你是？”“曾老师，我是渣滓洞的黄茂才。”这短短一句，让两人都红了眼眶。曾紫霞当天就写下证明，又联系多名在世老同志联名作证。11月，荣县调查组重新核案，查档、走访、比对，历时五个月，结论出来：原判错误，黄茂才无罪。

1982年4月12日，四川省高级法院下达再审决定，撤销全部刑事指控。荣县政协随后聘他为委员，每月补助三十元。消息传开，昔日那些喊“偿命”的人陆续登门道歉。有人愧疚得不敢抬头，他摆摆手，“过去的事，就过去。”

晚年，黄茂才常被邀请到学校、部队讲渣滓洞往事。他不善演讲，却始终把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毛衣挂在讲台旁。“这不是纪念品，它提醒我，当年有人相信我，我就活下来了。”台下的年轻人屏息静听，没有掌声喧哗，只有安静的注视。

1997年秋，重庆歌乐山重修渣滓洞群雕。纪念馆请黄茂才担任顾问。站在女囚旧舍门口，他轻轻抚摸铁栅栏，低声说了句几乎听不见的话：“江姐，我来迟了。”工作人员默默退到远处，没有打扰。

黄茂才之后的人生平淡无奇，他种菜、写字、教外孙做算术，偶尔回荣县老宅。村里新起小学，他捐了几千块钱，只提一个要求：图书角多进历史书。旁人问理由，他答得干脆：“孩子要知道，讲真话比活命更难，但也最值得。”

这件历时三十年的冤案终归尘埃落定。可在冗长岁月里，谣言、猜忌、制度缺口把一个普通看守变成“刽子手”，又把“刽子手”生生磨成正名不屈的老人。无法忽视的是，那封绝笔信、一件蓝毛衣和几位幸存者的共同记忆，最终撕开了迷雾。若无文字与人证，历史往往会滑向另一个方向。这一次，它终于回到了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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