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母亲章含之的婚姻，女儿洪晃直言：她就是太把男人当回事儿了

2008年1月的北京，下了一场并不大的雪。守灵的廊檐下，51号四合院的朱红大门半掩，朋友们前来吊唁章含之。屋里人声低低，却压不住院子里那种突兀的空荡——主人走了。对洪晃而言，母亲的离世只是意料之外的节点，更深的冲击，是随后递来的法院传票：外交部要求她把这处宅子交回公家。她盯着公章怔了几分钟，心里升起一个念头——这事怕是要动她的根。

章含之这一生，总绕不开“男人”二字。血脉之谜奠定了开局：生母出身寒微，生父是富家公子，彼此之间没有婚约。孩子生下便成棘手累赘，双方你推我挡。最终，担任代理律师的章士钊看不过眼，把小婴儿收至膝下。此后“小章含之”摇身成“章士钊之女”，命运被重新写了封面。

1949年，北京刚改名“北平”又复称“北京”。章士钊举家北迁，没有房产，只得投宿朋友宅院。对少女章含之来说，拥挤的后罩房也浪漫——因为洪君彦会来读书、聊天。两人都十四五岁，字典里没有“门当户对”，只有“看得顺眼”。这段青涩爱情拉了足足八年，等到1957年成婚，那些年写的情书能摞满一抽屉。

1959年初夏，周总理探望章士钊，见老友携子孙蜗居，眉头紧锁。当晚回中南海，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没多久，史家胡同51号的钥匙送到章家。周总理的话洪晃后来听母亲学过：“房子永远归行老和家眷居住，由你们管理。”一句话，保下了三代人的栖身之所。

洪晃在这里长到学龄前。某天她把母亲缝纫机里的梭芯扔得不知去向，章含之气得举着拖鞋满屋追，“打不打？打！”小姑娘撒腿躲到外公背后吐舌头。外公拍拍她的头，向女儿摇手：“孩子嘛，又不是故意。”那一幕，被洪晃记了一辈子。

然而甜蜜日子并不长。1970年，洪君彦把精力埋进教学和学术，章含之则调入外交口，奔波在各种外事接待上。作息、圈子乃至思维方式开始错位。1972年冬末的某天，洪晃放学，父亲牵她坐341路公共汽车。车到东四，他松开小手：“以后爸爸不回去了，记住别跟同学说哭。”十二岁的孩子没哭出声，却把冷风吸进肺里，呛得眼泪直掉。

协议离婚后，章含之没做“单身母亲”太久。乔冠华——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成了她的伴侣。两人办完手续，一同搬回51号。周总理当年的那番周全，被再一次兑现。

洪晃成年后，对这段再婚始终抱保留态度。她说：“她就是太把男人当回事儿了。”并非针锋相对，而是立场不同。在母亲眼中，夫妻是围墙，女人要留在墙里；在女儿这里，围墙是可有可无，步子迈出去天地更大。

1973年，洪晃被送往美国读书。21岁，为了留在纽约，她和律师安德鲁闪婚。手续办得快，感情退得更快。几年后各奔东西，离婚文件直接用EMS寄到住所。第二次婚姻发生在回国之后——她被《黄土地》惊艳，迷上当时名气不大的导演陈凯歌。26岁嫁32岁，热情大过理性。陈凯歌苦日子里需要倾听者，熬到《霸王别姬》横空出世，他需要的是另一种配合。两人很快走到分手的岔路。外界只记得“陈凯歌前妻”这个标签，洪晃对此笑言：“标签挺轻，我背得起。”

后来她又嫁法国外交官，再后来和室内设计师组成家庭。婚姻像航次，靠岸、换船、再出发，她并不避讳。对于母亲，她却常挂一句：“她把男人摆得太高，最后难免失望。”

再把目光拉回那座四合院。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独守老宅。院子里的紫藤依旧每年爬满花架，她却愈来愈少往外走。2008年告别仪式那天，洪晃摸着青砖，心想母亲是安心的——可三个月后，腾房诉讼把她拖进现实。

“腾房是刨了我的根。”面对记者提问，洪晃只说了这一句。章士钊当年接受的，是“行老和家眷永远居住”的口头承诺；共和国法律体系完善后，没有产权证就等于没有凭据。程序层层推进，她明白胜算极小，却还是委托律师应诉。她不是为了留下一处宅子，而是想给老一辈留下的那句话一个正式说法。

案件拖了几年，结局众所周知——房子回归国家机关。院门重新刷漆，门口挂上新单位牌子。街坊有时看见洪晃经过，也就点点头。有人问她可惜不？她摆摆手：“树挪死，人挪活。院子在人心里，比在脚下牢靠。”她的声音平稳，没有感慨也没有怨。说完，转身走进胡同深处，背影没再回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