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大学的课堂也没人抬头”，学校被逼得把大学生当高中生管

最近一年，某著名高校的老师宋明开始讨厌讲课了。

他害怕走进教室，上课铃声响到最后一秒，他才能做好心理建设。讲到一半，他必须休息5分钟，“出去喘口气，调整一下心态”。

这样的变化让宋明感到挫败，他称得上是讲课质量很高的老师，每年教学评估名列前茅，甚至有的学生连续4年都抢不到他的课，每次去外校讲课，听课的人常常从教室挤到门外。就连发到网上的讲课片段，也收获了超百万播放量。

以前，他对于讲课充满激情，讲课的一个半小时里，时间总是流逝得很快。但现在，课堂无比沉默，40个人上课，30个人全程对着电脑头也不抬。他开始在内心把讲课分为3个部分，如同800米长跑一般，每讲完半小时，就告诉自己，“快了，快了”。

“我觉得我不是在讲课，是学生们百忙之中抽空接见我，让我给他们做汇报。”

韩剧《毕业》剧照

宋明面临的困境是普遍的，多位不同层次高校的老师和本刊反映，虽然大学里一直有人不听课，但最近两年，不爱听课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连坐在前排的同学都开始玩手机。

大学里，师生关系又进入新阶段了。

01

使尽浑身解数后，

0人抬头

为了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一群不甘心的老师正使尽浑身解数。

几周前，在西北政法大学任教了13年的老师刘语熙，尝试用中小学教学竞赛的“激情澎湃”给学生们讲课，她刻意提高嗓音，语气飞扬：“昨天有一个事关注度非常高！都上热搜了！你们知不知道呀？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它是什么！”教室里传来阵阵笑声和小声回应。

“终于！”刘语熙有些感动，学期都过去一半了，终于有人回应了。可是，当她从昂扬的语气过渡到本应讲解的理论后，大家又低下了头，“该干嘛干嘛去了”。

《朝九晚五》剧照

而为了重拾课堂的活力，北京交通大学的教授王元丰更是挣扎了整整5年。

王元丰曾被调到其他工作岗位。2019年，他重返课堂讲授《技术创新史》，却发现“85个人，仅15人在认真听讲”。绝大多数学生成了“低头族”，只顾埋头刷手机。他本以为是自己脱离课堂太久，不太适应当下学生的需求。

第二年，再次给本科生开设这门课时，王元丰下定决心改变这种现象。他觉得是手机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于是要求课堂上手机、电脑一律收起。因为要求严格，选课学生从第一年的85人，减少到第二年的78人，再到第三年的28人。

王元丰回想起那略有讽刺的一幕。第三年，教务处按照原本的课堂容量给王元丰分配了一个容纳百人的阶梯大教室，结果教室里只坐了25个人，“还全在后排”。在那间空荡荡的教室里，他感到自己作为老师的尊严尽失。“课上得实在太没意思了”，强撑了一学期后，他和学校申请暂停课程。

沉淀一年后，王元丰准备了一个更与时俱进的课程《碳中和与第五次工业革命》，学生还是不听。到了第五年，随着AI的快速发展，他宣布课堂不再禁用手机，而是允许学生用AI学习知识，依然收效微弱。

重新讲课的5年里，从禁用手机到放开手机，王元丰逐渐把PPT从100多页缩减到了每堂课1页，为了趣味增加了不少视频，他还尝试不断向学生提问，设计课堂练习、小项目……即便如此，他还是需要三番五次整顿课堂纪律。

年年琢磨，年年受挫。王元丰无可奈何地告诉本刊，他“已经用尽了最大的力气”。

02

“把手机收一下吧，

摄像头会拍到你”

当老师们的“单兵作战”败下阵来，课堂里大面积的沉默终于让校方也坐不住了，一些高校不得不开始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尝试用“脱口秀”讲热点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后，刘语熙发现，教室后原本朝向正前方的摄像头，“角度变斜了”。她知道，又有人正在远处，默默注视着这个班级。

受访者供图

她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一位正在打游戏的同学，“手机先收一下吧，摄像头在上面，拍到你也不好”。

今年3月，西北政法大学率先行动。一夜之间，教室门口挂起了手机袋，学生上课必须“手机入袋”。教室里的摄像头重新转动起来，“抬头率”“前排入座率”被实时记录。

能够360度覆盖整个教室的4个摄像头，从那时亮起了红灯。进入教室，学生干部要先带头放手机，随后，每个人都要“手机入袋”。

没人爱坐前排，部分老师只能强制让大家按照学号从第一排开始坐，并告诉学生“我也没办法”。早上8点的课往往是缺课率最高的，辅导员不得不在7点40分就到达教室，提前开始数人头。

刘语熙提到，每个学院还会分时间段组织老师到中控厅参观。那是一间阶梯教室，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LED显示屏，随机点开一个教室放大，“谁在玩手机，屏幕上是什么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陷入我们的热恋》剧照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赵万东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解释，学校抓学风建设的初衷，是想让学生把注意力、精力都放到课堂上。“作为一个大学，你在我这上4年学我有责任有义务把孩子培养好，输送到社会上，他能立得住，我们要尽到责任。”

但显然，学生和老师并不买账。

新政策出台后，刘语熙感觉校园里的空气都是紧张的。学一个月后，严抓的势头悄无声息地淡去了，新到来的秋季学期，虽然学校仍在强调“三率”，手机袋也仍挂在教室门口，却没人再把手机扔进去。

半年过去了，严查“抬头率”、加强手机管理的学校正变得越来越多。浙江财经大学、辽宁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纷纷出台了“无手机课堂”“人机分离”等相关措施。11月，许多学生和老师还收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的问卷《关于大学课堂“抬头率”问题的调查》，大学“抬头率”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图源小红书@用户

在湖南省一所本科院校就读的大三学生小鱼说，他们学校从大一开始就强制收手机，每个班级有一个定制的、带同学名字的手机袋，学习委员随课程携带，每节课前挂在教室门上，课后再收走。对此，她和同学觉得“大学上得和高中根本没区别”。

在江苏省某高校就职的老师陈航也提到，他所在的学校近年来开始强调教室前三排的就座率，还更新了摄像头的功能。每个老师在上课时，都可以在多媒体设备上记录班级的“抬头率”，“实时统计，谁低头抬头，数据都会变”。

陈航觉得这样的办法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学生们听课是用耳朵，而不是用眼睛，有时候他们低头也在听课”，如果不想听，强迫他们抬头也无济于事。

03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对于大学听课这件事，学生们有着自己的想法。

北京某“双一流”院校新闻学院的学生林筱云也碰到过一名在课堂禁用手机的老师。不让看手机，她只好拿笔记本自己玩飞花令默写歌词。

回想起大学3年，林筱云坦言，她始终没把听课看得太重。

大一第二个学期，她一共选了10门课，从不缺席的只有3门，其中还有一门课是“太极拳”，因为她打得太好，老师每次课都会表扬她。

刚上大学时，林筱云并没有打算不听课。她同样渴望学习知识。只不过，上的课越多，她越失望。

哪怕是重点大学，一些老师讲课还是和现实脱节。她选了一门与摄影相关的课，老师从小孔成像和胶片材质开始讲的，连发射一艘民用火箭需要多少钱都讲了，可到最后也没怎么教大家摄影技巧和后期修图技术。一名刚入职的新老师，原封不动拿教材自带的PPT“糊弄人”。还有的老师，上来什么都不讲就要求学生pre（做主题汇报），“一pre就是大半个学期”……

大学生有很多事要忙，下了课要完成各门课的作业、社团、实习、准备找工作，只能趁上课时间聊天、休息、赶工。

不过，低头不等于不听课。

受访者供图

哪怕去旁听自己喜欢的课，林筱云也不抬头。“我还是会习惯性拿出手机来看，一节课不同时做几件事就难受，但我能听到老师讲了什么，老师提到的拓展内容我也会去搜索。”

还有些时候，林筱云会心疼老师。

一位老师头发都白了，讲课干货很多，还会认真给每个同学的每次作业写整整一屏回复。因此当课堂陷入长久的沉默时，林筱云就会抬起头，主动回答问题。她认可一些老师的认真，但如果手上的事实在太多了，她也不会听。

小鱼的学校从大一开始就开始收手机，尽管如此，和林筱云一样，该不听的课还是不听。

她非常讨厌学校收手机、抓“抬头率”的行为，也不理解老师们为什么对听课问题忧心忡忡。“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要不要认真听课是我们的自由，只要自己能承受这个后果，我觉得都无所谓。”

04

“你不再是他的唯一了” ，

大学课堂还有意义吗？

两年前，就有老师和宋明提到学生不抬头的问题，当时他还不以为然，心想：“好好讲课学生怎么会不听？”直到他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困惑。

今年，王元丰在《中国科学报》公开发表了一篇名为《忍无可忍上课禁用手机后，选我课的本科生锐减2/3》的文章，瞬时引发了大量关注与讨论。他这样写道：“我付出心血却得不到学生尊重，学生对自己学习不负责任更让我深深忧虑。如今的大学课堂，只能用发霉来形容了。”

评论区，有学生质疑他，现在还在讲技术的发展史、讲马斯克，那课堂“确实是发霉了”。王元丰对此感到委屈，回顾历史是课堂绕不开的内容，他的课堂内容也在努力与实际生活结合。他觉得，要求每个老师都像做自媒体一样变着花样、讲段子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不公平的，不是每位老师都擅长幽默。

刘语熙也为自己鸣冤，她的PPT“绝对不包浆”。每年，她都会花一整个寒暑假更新PPT，每周课前，也会拿至少两小时重新备课。

但是现在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比以前多得多，对很多东西都不好奇了，哪怕有想了解的，他也可以看网课、看书，总之，“你不再是他的唯一了”。

除此之外，老师们普遍感觉现在的学生的确更加功利、现实，上每一门课都要先评估“有用”“没用”。

宋明发现，学生们会认真花5分钟记录他讲的知识点，在他用例子拓展、进行分析的时候忙别的。

很多人刚上大一就规划好了考公、考研或者考编的路线，如果没想清楚，那就迷茫了。

宋明也和学生聊过：“学生们生活在一种紧张兮兮的状态里，他们最害怕两件事情，第一是害怕自己选错路，第二是害怕自己没有充分利用时间。”所以他们习惯了多线程工作，也养成了“进度条思维”，恨不得能给老师的讲课加倍速，直接把课堂剪辑为几分钟的切片。

入职大学5年的陈航也很唏嘘，他回忆起工作第一年的激情，彼时他做了很多讲课训练：“争取每节课都能从笑点、现实关心的问题平滑过渡到理论，并在下课铃响起的那一刻讲完最后一句话。”

他本以为学生会喜欢自己用心准备的课程，但结果因为期末考试设置的难度太高，学生们对成绩不满意，这让他在评教中排了倒数。陈航坦言，最近两年，多多少少会受到学生听课状态的影响，“心理上有点沮丧”，他已经不再有之前的激情了。

老师怀揣热情授业解惑，学生渴望收获知识与成长。可现实为何互相错位呢？

这也是王元丰写下那篇文章的初衷，有人劝他没必要太较真，但他想呼吁更广泛的讨论，大学不应该只强调有用还是没用，大学的课堂更不该这样“发霉”下去。禁用手机的那几年，他也曾期待学生与他辩论，一起讨论更好的解决办法，但学生们默默接受了一切，继续沉默了下去。

王元丰承认，现在的教学模式“确实不合适了”，高等教育不得不变了。

与王元丰放开手机相反，宋明要在课堂禁用一切电子设备。他会买昂贵的本和笔送给学生，让大家围坐成一圈，“谁也别坐后排”。此外，他会把课堂“短视频化”，把每节课拆分为4个20分钟，每次讲一个知识点、放视频、讨论、休息。

宋明说，如果老师固守曾经的教学方式，“结果就是双输”，他想彻底作出改变。

（文中宋明、刘语熙、林筱云、陈航、小鱼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