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厅里的玲玲

舞厅里的玲玲

成都的天擦黑的时候，玲玲才慢悠悠地从床上爬起来。
出租屋在老旧小区的六楼，没电梯，爬上去得喘半天。两室一厅的房子挤了四个姑娘，空气里总飘着廉价香水和洗发水混在一起的味道。
玲玲和表姐住小间，两张单人床挨得近，翻个身都怕碰到对方的脚。
她摸过枕边的手机看了眼，五点零三分，刚好。
慢吞吞地趿着拖鞋去卫生间洗漱，镜子里的姑娘脸色有点苍白，眼下带着淡淡的青黑。
她挤了点洗面奶，搓出泡沫往脸上抹，冰凉的触感让她精神了点。

老家在川南的小县城，山多，路窄，挣点钱比登天还难。
玲玲以前在县城的服装店当导购，一个月三千五的工资，房租八百，吃饭一千，再买点杂七杂八的东西，到月底兜里比脸还干净。

妈妈的风湿是老毛病了，阴雨天疼得直哼哼，药罐子就没离过身；弟弟明年要高考，学费还没攒下一分钱。
那些日子，玲玲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去年春节，同村的表姐回来了，穿着光鲜的衣服，手里拎着给爸妈买的营养品，说话都带着底气。
表姐偷偷跟她说，在成都的莎莎舞厅跳舞，一个月能挣上万，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不用挨顾客的白眼，只要肯吃苦就行。
玲玲当时没多想，只觉得抓住了根救命稻草，过完年就跟着表姐挤上了去成都的绿皮火车。

洗完脸，玲玲坐在床边化妆。化妆品都是平价货，眼影盘的边角都磨秃了。
她的手很稳，描眉，涂眼影，打一层淡淡的腮红，再抹上豆沙色的口红，原本苍白的脸瞬间就鲜活了起来。
她换上那条穿了快一年的连衣裙，料子有点起球，但版型很好，衬得腰肢纤细。
脚上是一双低跟鞋，鞋跟早就磨平了，走路却很稳——这是表姐教她的，高跟鞋容易崴脚，低跟鞋才经得起一晚上的折腾。

六点半，玲玲准时出现在舞厅门口。门口的大爷收了她十五块钱的门票，冲她笑了笑。
十五块钱，是一曲半的收入，玲玲每次掏钱的时候都有点心疼，但没办法，这是规矩。
舞厅里的灯光昏昏暗暗的，像蒙着一层雾。
音响里放着八十年代的老歌，邓丽君的《甜蜜蜜》混着《月亮代表我的心》，旋律慢悠悠的，裹着一股子怀旧的味道。
舞池周围摆着一圈沙发，沙发上坐满了人，大多是中年男人，穿着格子衬衫或者夹克，手里夹着烟，烟雾缭绕。

玲玲刚进来的时候，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脸涨得通红。
表姐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面前，笑着说：“哥，我妹刚来，您多担待。”
那个男人挺斯文，没说什么，只是伸出手，轻轻揽住她的腰。音乐响起来，男人抱着她慢慢晃。
玲玲的心跳得飞快，浑身僵硬，不敢抬头看对方的脸。二曲下来，男人递给她二十块钱，说了句“挺好的”。

从那以后，玲玲慢慢就放开了。
舞厅的规矩很简单，一曲十块，钱直接塞到舞女手里，舞厅不抽成。
大多是中老年男人，有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穿着熨帖的衬衫，一聊起工作就叹气；
有做点小生意的老板，手上戴着金戒指，唾沫横飞地说着自己的难处；还有退休的老大爷，头发花白，跳着跳着就会念叨起年轻时候的事。
他们大多是来放松的，搂腰的手规规矩矩，很少有过分的举动。

玲玲话不多，天生就不是会说甜言蜜语的人。
遇到话多的客人，她就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说一句“是啊”“不容易”。
客人也不介意，好像只是需要一个能听自己说话的人。
遇到不爱说话的客人，两人就静静地抱着，跟着音乐的节奏晃。

舞池里人来人往，灯光忽明忽暗，玲玲有时候会走神，想起老家的妈妈和弟弟，想起县城服装店的玻璃门，想起绿皮火车“哐当哐当”的声响。

玲玲最怕的是喝醉酒的客人。
有一次，一个满身酒气的男人非要拉着她往外走，嘴里嚷嚷着“妹妹，哥请你吃宵夜，有好酒好菜”。
男人的手劲很大，玲玲的手腕被攥得生疼，她挣扎着说“我不去，我还要上班”，男人却不依不饶，拖着她往门口走。
玲玲吓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就在这时候，舞厅的保安过来了，一把扯开男人的手，沉声说：“哥，规矩懂不懂？别为难小姑娘。”男人被保安劝走了，临走还骂骂咧咧的。
玲玲站在原地，手心全是汗，半天缓不过神来。表姐跑过来，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说“没事了没事了”。
从那以后，玲玲看到满脸通红、浑身酒气的客人，就赶紧躲得远远的。

舞厅里的姑娘们，大多和玲玲一样，都是背着一身的难处来的。
同屋的阿芳，老公出了车祸，躺在医院里，她白天在饭店洗碗，晚上来舞厅跳舞，一天只睡四个小时；
小敏是为了给弟弟凑彩礼钱，说等弟弟结了婚，她就回老家嫁人。

姑娘们之间很少抢客人，都是互相帮衬着。谁生病了，其他人就帮着垫付门票钱；谁遇到难缠的客人，大家就一起上去解围。
晚上收工回来，四个姑娘挤在客厅里，就着路灯透进来的光算钱。一张一张的十块钱，被捋得整整齐齐，数一遍，再数一遍。
“今天不错，跳了五十六曲，五百六。”玲玲捏着一沓零钱，嘴角忍不住往上扬。
“厉害啊玲玲，我才跳了四十曲。”表姐叹了口气，揉着发酸的腿。
“明天争取再多跳几曲，弟弟的学费就快攒够了。”玲玲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钱包里，脸上满是憧憬。
好的时候，玲玲一天能挣一千多块；差的时候，也能挣个七八百。
每个月下来，她能存下一万多块钱，除了给家里寄六千，剩下的就留着当生活费和房租。

她很少跟家里人说自己具体做什么，只说在成都的娱乐场所上班，挣钱不少，让他们放心。
妈妈每次打电话都叮嘱她“别太累了”，弟弟也说“姐，等我考上大学，我就去打工，不让你这么辛苦了”。
玲玲听着，鼻子酸酸的，却笑着说“没事，姐不累”。

晚上十二点，舞厅的灯亮了起来，音乐停了。客人们陆陆续续地走了，姑娘们也收拾东西准备回出租屋。
玲玲走出舞厅，晚风一吹，浑身的疲惫都涌了上来。腿酸得厉害，像是灌了铅一样，腰也疼，毕竟一晚上都在不停地晃。
路上的夜市还开着，炒粉的香味飘了过来。
玲玲和表姐买了两份炒粉，加了鸡蛋和火腿肠，热气腾腾的。
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玲玲呼噜呼噜地吃着，炒粉的香味在嘴里散开，胃里暖暖的。

成都的夜晚很热闹，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玲玲看着眼前的车来人往，突然觉得有点恍惚。
她想起老家的小县城，想起县城的青山绿水，想起妈妈做的腊肉，想起弟弟的笑脸。
她想，等攒够了弟弟的学费，等妈妈的病好一点，她就回老家，开一家小小的服装店，不用再熬夜跳舞，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吃完炒粉，玲玲和表姐慢慢往出租屋走。

六楼的楼梯很长，玲玲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高跟鞋踩在台阶上，发出“噔噔”的声响。
她的手里攥着今天挣的钱，硬硬的，暖暖的。
走到家门口，玲玲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门“咔哒”一声开了，里面传来阿芳和小敏的笑声。
玲玲推开门，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她笑了笑，走了进去。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要去舞厅，又要跳一晚上的舞。
但玲玲不怕，她知道，每跳一曲，就离老家的服装店近了一步，离妈妈的健康近了一步，离弟弟的大学近了一步。
舞厅里的音乐还在她的耳边回响，慢悠悠的，像一首唱不完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