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上郡阳周城地望考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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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秦汉上郡阳周城地望的学术争议，结合文献考证与考古调查，辨析了学界几种主流的观点，并提出新的认识。通过系统梳理《史记》《水经注》等文献记载，结合榆林地区早期城址调查的一手资料，对几种观点涉及的城址均进行实地踏查，分别指出存在的问题。聚焦靖边县杨桥畔镇砖窑峁城址，分析调查发现的遗迹遗物，对地理位置及水系进行考证，提出该城址或为秦汉阳周城的新观点。结合阳周城所处的位置，探讨榆林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农牧文明交流问题，提出农牧文明以战争冲突、经济往来、人口流动三种主要形式交流演进的动态变化过程。

关键词：阳周城；地望；榆林地区；农牧文明交流

“阳周”之名最早出现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汉书·地理志》记载：“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而桥山之名，出自《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可看出阳周、桥山、黄帝冢三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确定阳周的位置，就等于间接确定了黄帝故冢的位置。另外，作为秦汉时期上郡郡治，阳周城位置的确定，对早期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及长城地带文明交流等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阳周的设立与战国时期秦、魏在河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关系深远，《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与魏王会应。围焦，降之。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秦对上郡地区的管辖也始于此。《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二十六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暴师域外十余年，居上郡。”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魏国纳上郡十五县之后，该地区依然不断受到来自北方戎狄部族的侵扰，因此自魏国战败退出河西之后，榆林地区并非一直都在秦国的统治下，而是由秦与戎交替控制的。直到秦始皇统一之后，派蒙恬率军三十万北击戎狄，修筑长城，方才几乎杜绝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可以说，从战国时期开始，阳周城在中原王朝整个边防体系中一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作为蒙恬屯兵三十万的军事要塞，还是作为整个上郡地区长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区域，阳周的位置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

学界关于阳周的讨论

学界研究、讨论阳周的文章不在少数，学者们对于阳周故城的地望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子长县说

《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阳周，汉属上郡，其故城宜在唐绥州大斌县境”。即今子长县境内，清乾隆年间的《甘肃通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学界认可这个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在子长县部分有介绍“阳周故城（石家湾乡曹家坬村西250米。秦代·县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直道支线东侧约2公里。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l公里。城墙夯筑，残高1~4米，基残宽0.4~2米，夯层厚7~9厘米。城内出土有秦代陶器及铜车饰、铜链等。

史念海在《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一文中，也认为“阳周在今子洲县西南。肤施在今榆林县南”，应该也是受《中国文物地图集》及清代诸文献记载的影响，同时，史念海也谈到了阳周城的重要性，并认为秦直道是经过阳周城再向北的。

（二）靖边县古城峁说

王北辰在《桥山黄帝陵地理考》一文中认为阳周城不会位于子长县境内。因为子长县境内并无长城遗迹，且从地图上看，河流的位置也不符合史料记载。此外，作者还考证了位于靖边县北约20公里处的古城峁城址，并列出古城峁城址为阳周城的几个理由。首先是河流，认为芦河即走马水，通过地图观察认为除了不符合文献记载的地理条件，其余如走向等方面均合乎记载；而后，他认为芦河出山的谷口正是文献记载的桥门；最后王先生认为无论是从古城的年代或是位置来看，古城峁城址正合于《汉书·地理志》之记，也正合于《水经注》之记。因而他认定，古城峁古城就是秦、汉上郡的阳周城。

（三）靖边县龙眼城址说

张泊在《上郡阳周县初考》一文中，先是提出了清代诸多文献中对阳周记载的谬误，认为清乾隆年间的《甘肃通志》误导了一大批人将阳周城的位置定于今子长县境内，而后讨论了史念海与王北辰先生关于阳周位置的争论。张泊的大多数观点是与王北辰一致的，仅在阳周城的地望上产生了分歧。张泊认为阳周城在今靖边县杨桥畔村龙眼城址，原因有三：首先，此处出土过大量古钱币、钱范等遗物，遗址规模宏大，等级颇高；其次，遗址地处芦河北岸，战国秦长城西北穿遗址而过，符合文献中记载的“（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最后，在靖边县文物部门的仓库中发现有一件征集于杨桥畔附近的、上刻有“阳周塞司马”的陶罐，使作者更加确信龙眼城址就是阳周城。

（四）靖边县卧牛城村汉代遗址说

此说为艾冲在《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位置新探索》一文中对学界目前存在的几种说法进行了讨论，认为几种说法皆难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吻合，“相对而言，今大理河中游河谷说、曹家坬古城说较接近历史实际。但是，其论据皆存在瑕疵，经不起推敲。阳周故城地望仍须进一步探讨”。随后，他从古代文献记载、实际地理形势、古今地名对照和秦汉文化遗址四个方面，对阳周城的地望进行了考证，认为今靖边县青阳岔镇卧牛城村汉代遗址当为秦西汉时期上郡阳周县故城所在。

二

对阳周地望的辨析

笔者在参与由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多家单位合作开展的榆林地区早期城址调查项目时，以三普资料为基础，对三普中已收录的战国秦汉城址再次进行更为详细、科学的踏查。

本次调查所获取的一手资料对本研究起到极大帮助，同时也弥补了学界对于此区域秦汉古城址针对性研究的不足。本次调查对靖边县杨桥畔镇进行了重点踏查，也调查了包括古城峁城址、龙眼城址、卧牛城遗址在内的几处学界认为可能是阳周城的遗址，根据考古调查的结果，几处遗址为阳周的说法均存在疑点，下面逐一讨论。

（一）子长县境内说

关于阳周不可能位于今子长县境内的理由，王北辰已经说得非常明确，在此不再赘述。单单因为秦直道的位置，以及遗址内有秦汉遗存便确定阳周故城位置，说服力实在不足。《陕西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中也并未对陕北地区战国秦长城走向有明确的记录，子长县境内并未发现任何长城遗迹，这与文献记载明显相左，因此，阳周不可能位于长县境内。

（二）古城峁城址说

王北辰的观点笔者认为也有疑点。第一，王先生所说古城峁城址在本次调查中并未发现有任何夯筑墙体遗迹，采集遗物也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次调查并未将其当作城址登记，仅作为遗址进行参考。另外笔者翻阅了靖边县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记载古城峁遗址仅地表散落少量陶片，再无其他遗存；第二，蒙恬率军三十万人驻阳周、修长城，那么阳周城的等级与规模应该是非常大的，而古城峁遗址位于山体缓坡处，地势起伏不平，其地貌环境就决定了该遗址的规模不可能很大，它缺少了一座大型城址所必备的条件，即便是三普中对古城峁遗址的记载也只有3000平方米，这样的遗址规模与阳周城的等级显然不匹配，或许只是一处军事要塞；第三，文献记载阳周城附近的河流有二，奢延水与走马水，而古城峁遗址位于长城西北，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附近并无大型河流或古河道痕迹，南距芦河大约16公里，这个距离与文献记载不符，显然不能说明古城峁遗址就是阳周城。

（三）龙眼城址说

对于张泊提到的龙眼城址说，也缺乏说服力。首先，龙眼城址现地表大部分被龙眼水库覆盖，仅在遗址西北角发现部分遗物，以瓦片为主，或许是一处普通聚落；另外，即使因河流冲刷，出土了大量钱币，也不能作为其是阳周城的直接证据；最后，关于“阳周塞司马”铭文陶罐，实则是在杨桥畔镇征集得来，既非出土文物，那么以其作为辅证本就牵强，更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来说明龙眼城址就是阳周所在。

（四）卧牛城遗址说

卧牛城遗址说法同样值得商榷。其一是走马水的真实身份。艾冲认为今大理河为《水经注》中所言走马水，但《水经注》记载：“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奢延水即今无定河，此说并无争议，而大理河注入无定河的位置是在今绥德县南龙湾村西部区域，大理河自西向东注入无定河，此时无定河的流向是自北向南。如果大理河即为走马水，那么此处似乎与文献记载不甚相符；其二是卧牛城遗址的面积和等级。三普资料中记载卧牛城遗址为汉代城址，面积约4.5万平方米，在本次调查中，的确发现残存夯土墙体，并采集有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等遗物，但从城址等级、功能定位等方面分析，与阳周城不相符合。首先，阳周城作为上郡重要的军事和行政中心，其等级当与同为郡治的肤施不相上下，而学界大多数观点认为今榆林市榆阳区米家园城址为上郡肤施所在，根据三普记载，米家园城址现存面积30万平方米，规模远超卧牛城遗址，此一不符。第二，从文献记载来看长城与阳周有着密切关系，史念海认为秦直道应当经过阳周城后继续向北，作为与当时两大军事工程都有密切关系的城市，同时也是蒙恬屯兵三十万的驻地，足见阳周城在修建之初具有极强的军事属性。而卧牛城遗址，位于青阳岔镇卧牛城村阳庄自然村东100米处的脑畔山山前台地上，作为军事要塞，却交通不便，这样的位置非常不利于军事行动和情报传递，难以作为北击戎狄的“指挥部”，此二不符。

三

铭阳周地望考证

综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结合考古调查成果，笔者认为今靖边县杨桥畔镇砖窑峁城址更符合阳周城地望，当为秦汉阳周城之所在。

（一）走马水位置探讨

“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会贞按：今水曰怀宁河，出安定县东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会贞按：汉县属上郡，后汉废。在今安定县北九十里。”清代学者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将走马水误认为是怀宁河（今淮宁河），分析淮宁河的走向可知，淮宁河流向是自西向东的，且在其注入无定河时，无定河已经是向东南流了，与文献中记载“奢延水又东”不符，故淮宁河即走马水这一观点并不成立。相较之下，芦河发源于白于山秦长城之北，东北流入长城，又东北流入无定河，此与《水经注》所记相符，芦河在横山县边墙壕村注入无定河，此处无定河流向恰好是自西向东，长城在该区域的走向也正是西南—东北走向，文献记载“水出西南长城北”。无论是从流向还是长城的方向判断，均与文献记载相符合，因此，芦河应当为《水经注》所记载的走马水。

（二）砖窑峁城址遗迹遗物介绍

砖窑峁城址位于今靖边县杨桥畔镇芦河北岸台地上，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具备建造大型城址所需的自然条件，芦河紧挨城址南侧向东流过，在城址西南侧穿城而过。下面将本次调查所发现的遗迹遗物做简要介绍。

1 城址内遗迹

（1）夯土墙体

墙体整体保存差。西墙、南墙不存；北墙、东墙有部分墙体遗迹，均被乡村土路叠压，断面上可见夯层；东北墙角依然可见。

北墙：墙体保存差，残长84.6米，位于城址北侧的乡村土路下（图1，图片来源于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下同），断面上可见夯层，厚8厘米。

东墙：墙体保存差，残长122.1米，均位于城址东侧的乡村土路下（图2），断面上可见夯层，厚8厘米。

（2）建筑遗迹

排水管道。在城址南部发现数段排水管道遗迹，已被人为破坏，由于未进行田野发掘，本次调查仅对显露的部分进行了观察测量，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耕土层；填土层；排水管道（由盖砖、壁砖、底砖组成）；残砖、瓦和淤土层；生土层。

排水管道显露段长38米，位于填土层下，由条砖修筑而成，自上而下依次为1层横向铺砌的盖砖、两侧对称纵向铺砌的6层壁砖、底砖（图3）。盖砖、壁砖、底砖一起构成了一个中空的排水管道，盖砖长38、宽16.5、厚6.5厘米，壁砖长38、宽18.5、厚7厘米，底砖尺寸不详。

盖砖起到了封顶的作用；壁砖错缝铺砌，共6层，高42厘米，两侧壁砖内壁相距22厘米、外壁相距55厘米，提供了排水的空间，管道内有大量淤土；淤土中可见杂乱的砖块，应为底砖，底砖的铺砌起到了防止排水渗透外泄和保证排水畅通的作用，但由于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并未对排水管道进行发掘清理，故无法准确判定底部的形制。

铺砖地面遗迹。排水管道遗迹南端（实际最南端应更靠近铺砖地面遗迹）西南侧约50米的位置发现铺砖地面（图4），推测或为庭院遗迹，可能与排水管道一起同属一处建筑遗迹，也可能是整个城址的排水系统。

（3）疑似冶铸作坊遗址

疑似冶铸作坊遗迹东南距城址东北墙角遗迹约227米，在该处周长约87米的范围内发现残铁器、瓦片、瓦当、板瓦、筒瓦、冶铸废料及冶铸所用模范，还发现有厚8厘米的夯层，或为一处冶铸作坊遗址。

2 遗物

本次调查共采集标本47件，其中包括钱范6件、钱模2件、板瓦9件、筒瓦1件、瓦当4件、陶纺轮1件、石器2件、砖5件、铁器5件及陶器残片若干。城址内散落大量瓦片，主要为外绳纹内布纹的板瓦、筒瓦，外绳纹内麻点纹筒瓦，卷云纹瓦当（图5a）等，还发现大量砖块，主要有几何纹、回纹铺地方砖（图5b）、条砖，推测存在大型建筑遗迹，采集的“长生未央”瓦当、“五铢”“大泉五十”（图5c）“小泉直一”钱范、钱模以及冶炼残渣等遗物，足见该城址的等级颇高，不同于一般县城。

调查确定砖窑峁城址总面积40万平方米左右，其规模大小符合上郡地区军事、行政中心的级别，城址周边同时发现大量秦汉时期的墓葬。根据地表遗物可判断砖窑峁城址在时代上有一定的延续性，至少在王莽时期还有沿用，符合文献中记载的秦始皇设上郡，置肤施、阳周。至东汉时，匈奴南下占领西河、上郡，汉顺帝刘保“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自此，阳周再次出现于历史文献中已非西汉时期的阳周了。

综上，笔者认为砖窑峁城址或为秦汉阳周故城，理由有三：其一，该城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规模较大；其二，遗存丰富、规格较高，符合上郡郡治的行政级别；其三，符合水系及相对位置关系等地理特征，故有此论。囿于城址并未经系统的考古发掘，其完整面貌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考古工作的证实。

四

余论

阳周城所在的陕北榆林地区，处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有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文明交流问题的讨论，一直以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也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看待农牧文明交流问题上，王明珂站在游牧民族的角度，从长城之外看长城之内，他认为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或者是中原农耕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不同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研究，重新定义了对于“华夏”这个概念的认识。从“边缘”看“中心”，这样不同角度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由于地处农牧文明交错地带，榆林地区自古以来都被中原地区的各个王朝视为边防重地。战国时期，随着北方戎狄部落日益强大，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日益增加，为防止游牧民族南下侵扰，保护中原地区的安全稳定，秦昭襄王开始在榆林地区修建长城。自此，农牧文明的交流方式在修筑长城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同时期交流方式的特征也随着长城的修建而改变。总体而言有以下三点：战争冲突、经济往来、人口流动。

（一）长城修筑前——以战争冲突为主要交流方式

榆林地区地处农牧文明的交互地带，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国至秦汉时期，此区域活动的游牧民族主要是林胡、戎狄与匈奴，三大游牧部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基本相似：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不稳定，植被生长缓慢，冬季严寒，农作物无法存活。王明珂认为游牧民族之所以会选择在冬季南下掠夺，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族群内部的稳定[14]134-138，此观点不无道理。以匈奴为例，因地处内蒙古地区，年降水量不足，冬季严寒，昼夜温差大，一旦气候恶劣，食物就成为了最宝贵的资源，也是生存的倚仗，故而游牧民族内部并不会进行食物资源共享，因此游牧民族之间几乎没有经济往来。游牧民族资源获取方式非常单一，每当食物资源缺乏的时候，就会向中原农耕民族寻求食物资源，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游牧民族是依附于农耕民族的，如粮食、茶、盐、铁等必需品。在未修筑长城时，也就是秦昭襄王之前，地处陕北地区的中原农耕民族频繁地被游牧民族掠夺，此时并没有出现和平的经济往来，仅有的互动也是以战争冲突的形式呈现的。

（二）长城修筑后——以经济往来为主要交流方式

随着秦昭襄王修筑长城加强边防，游牧民族南下掠夺变得越发困难。出于内部需求，在长城附近居住的游牧民族会尝试与农耕民族进行物品交易。最初的互市应该是以物换物，直到互动越来越频繁，游牧民族才使用农耕民族的货币进行经济往来。近些年来榆林地区发掘了很多汉代墓葬，其中不乏带有游牧文化特征的遗物出现。如神木大保当城址墓葬群出土的画像石中，有7块描述狩猎题材的画像石，可以看出狩猎活动在汉代榆林地区颇为盛行，原因有二：一是边郡驻兵的军事需要，《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另外，也受匈奴人“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生活习俗的影响。大保当汉墓群M24门楣中表现出行队伍里的“牵驼图”，图中头带胡帽，身着胡服的人物形象，明显不属于中原民族；还有2000年发掘的榆林市走马梁汉墓M1中出土的铜博山炉，其上描述的狩猎主题的图案以及其他描述动物噬咬图案的器物也与当时中原地区同时期器物纹饰有很大区别。从这些出土器物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来往已经非常普遍，甚至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两者相互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可以推测在西汉时期，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把掠夺作为获取资源最主要的方式，而是尝试通过和平互市进行经济往来，借此获取必要的资源。《史记》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透过这句话似乎可以看到长城内外人流攒动、贸易繁荣的景象。长期以来与农耕民族的交往，无论是爆发战争或者和平往来，游牧民族在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上一定程度受到了农耕民族的影响，这在内蒙古地区汉代墓葬出土的器物中体现更为明显，在内蒙古中南部如新地汉墓中，出土有半两钱；纳林套海汉墓中，出土五铢钱，还有四乳四螭镜、昭明镜等明显具有汉代特征的器物，M13墓主甚至口含五铢钱下葬。类似的墓葬在内蒙古地区数量很多，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人们的丧葬观念已经受到来自中原农耕文明的影响，开始出现中原地区丧葬习俗的一些元素。

（三）后战争和贸易时期——农牧民族间产生的人口流动现象

人口流动是基于战争与贸易往来的必然结果。汉武帝驱逐匈奴之后，很多匈奴部落选择归汉，汉朝以属国安置。“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虽说保留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很多游牧民族选择了择城而居，不再将牧马放羊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而是学习农耕民族进行粮食耕种。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连年战争，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还是长城内的农耕民族，内心都无比渴望和平与安定。战争对普通百姓来说意味着牺牲，因此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期盼是游牧民族定居的根本原因；第二，中原地区土地肥沃，水资源充足。游牧民族不再需要依赖单一的方式来获取食物以及生活必需品，食物及资源获取方式的多元化是其定居的外在原因；第三，汉匈关系的逐渐平稳。武帝在位期间对匈奴发动的几次大规模战争，使匈奴的势力逐渐减弱，汉匈关系也趋于平稳。不仅如此，中原王朝会赏赐给匈奴部落大量粮食、绸缎、马匹等物资以稳定关系。除了赏赐物品之外，和亲也是维持汉匈关系的一大手段，元帝期间著名的“昭君出塞”就是为了维持与匈奴的友好关系，因此，汉匈关系的平稳是游牧民族定居的政治原因。

综上，至少从战国到西汉时期，榆林地区农牧文明主要以三种形式演进的，分别是战争冲突、经济往来以及人口流动。之所以会以这三种方式进行动态交流，究其原因是由不同时段农牧民族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关系恶劣时期，战争理所应当成为农牧文明交流最主要的方式，随着战事的逐渐缓和，经济交流开始逐渐增多，中原王朝也开始寻求与北方游牧民族以一种和平稳定的方式相处。久而久之，和亲、归降、内迁等人口流动方式开始产生，最终促成农牧民族的和平相处。虽然到了东汉时期，和平友好的局面又因各种原因发生了变化，但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农牧民族之间始终还是以这三种形式进行着互动。

随着近些年来学界对文明概念的新认识与新观点的提出，中华文明或汉文明等同于农耕文明这一观点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摒弃。从文明演进的角度去观察，单一的农耕文明终究会停滞不前从而走向断裂，只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才能不断发展并延续下去。

榆林地区地处文明的交错地带，在秦汉时期与游牧民族的来往比中原地区更加频繁，受到游牧文明影响也更深入。农牧文明的交流，其根本是文化及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构建时期，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游牧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正是在这个时期萌芽的。

作者：张晨牧

来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杜佳玲

校对：汪鸿琴

审订：江 桐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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