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封面新闻记者 马嘉豪
近日，一批尘封近八十年的东京审判核心检察官私人档案，在美国一家小型拍卖行悄然现身。经过数十轮激烈竞价，这些重达15斤、共计四五千页的珍贵史料，最终被一位加拿大的南京籍华人购得。
这批档案，包含东京审判检察官大卫·尼尔森·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在中国调查战争罪行期间的手稿、笔记及私人信件，涉及对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罪行的取证细节与法律思考。
段宇豪花费4万美金拍得重15斤的资料。
有历史学者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表示，此类未公开的一手材料，为反思东京审判的复杂性与战后清算的局限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目前，购得者正与国内相关纪念馆及研究机构接洽，推动这批史料的学术研究与公益利用。
4万美金拍下15斤历史“盲盒”
今年11月，定居加拿大多伦多的教育工作者段宇豪在网络寻档时，偶然发现美国马里兰州一家拍卖行上线了一批标注为“东京审判相关资料”的拍品。凭借多年收藏抗战史料的经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批物品的非同寻常。
“起拍价从400美元开始，共有8组藏品，我参与了其中6组的竞拍。”段宇豪在电话采访中回忆，“竞争很激烈，有些标经历了超过40轮叫价。”
最终，他花费4万美元，约合30万元人民币，成功将这批大部分由文件组成的“盲盒”收入囊中。此次重金购得萨顿档案，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单项投入。
当重达15斤、装满数个纸箱的材料抵达家中时，段宇豪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数量远超预期，纸张很薄，估计有四五千页。”
而这批档案的原主人，是东京审判中一位关键却相对低调的人物——美国检察官大卫·尼尔森·萨顿。
东京审判美国检察官大卫·尼尔森·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
萨顿出生于1895年，1928年至1946年间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应邀参加东京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检察团队成员，专注于与中国相关的战争罪行指控，参与对东条英机及其他日本战犯的审判。
萨顿曾两次前往中国，调查与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指控，收集证人证词、宣誓书和证据。在法庭上，他负责呈交相关证据、询问证人，并处理涉及中国受害者的C级战争罪（常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萨顿去世后，他的后人将档案一部分捐献给了里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目前有一部分已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成为研究东京审判和日本侵华相关罪行的重要史料来源。
与已捐赠给其母校的格式性法庭文件不同，此次拍卖的正是萨顿生前保留的私人工作手稿、笔记、未寄出的信件草稿以及他与部分重要证人的私人通信。
私信解密：违背法庭采纳的线索和法官的思考
12月5日，段宇豪收到了这些珍贵的历史材料。初步翻阅中，几封私信揭示了历史定案背后的波澜。
在一封写给南京大屠杀重要见证人、金陵大学副校长贝德士的信中，萨顿提到，他曾与日本前驻南京总领事冈崎胜男会面。冈崎亲口证实，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对南京暴行“完全知晓”，并认为“毫无借口”。
“这封信写于冈崎在法庭正式作证前约两个月。”段宇豪指出，“它是一份早期的一手证据，直接驳斥了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所谓不知情的辩护。”
段宇豪拍得的相关材料中记录了萨顿的调查。
另一份涉及中国卫生署官员的材料，则指向东京审判中最大的遗憾之一：细菌战罪责的缺失。
信件显示，萨顿曾与一位在常德研究鼠疫的中国博士详谈，该博士确信日军使用了细菌武器。萨顿在信中流露的态度表明，他本人当时也倾向于采信这一调查。
为何如此关键的调查未能促成定罪？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锋教授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清算的最高级别法庭之一，与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对应。
“但此次审判由美国主导，其定罪的尺度、战犯的选定与判决，均以美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不够彻底。”
钱锋副教授表示，段宇豪拍卖所得的资料属于一手资料，是当时检察官在第一线获取。
“虽然这些材料未能成为定罪依据的原始记录，但依旧能够反映法庭内部的调查情况与检方工作情况。可以作为补充罪行证据，补全历史语境与揭示决策内幕，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这段历史。”
“让世界知道”：一位南京子弟的执念
段宇豪出生于南京，在秦淮河边长大，自少年时期便对历史收藏抱有浓厚兴趣。移居加拿大后，他系统性地收集与中国抗战、特别是飞虎队、远征军等相关的海外文物文献。对他而言，收藏不仅是个爱好，更是一种责任。
“我是南京人，这是我做这样一件事的重要原因。”他说。
段宇豪向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捐赠飞虎队血幅。
自2018年起，他便与当地华人社群积极推动在加拿大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并促成了海外首座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的建立。他还多次自费在多伦多举办抗战文物文献展，累计投入已超百万元人民币。
“我做这样一件事的意义在于，让更多外国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也让海外年轻一代华人了解这段历史。”
消息传回国内网络后，许多陌生网友主动表示支持，甚至为其“众筹”，在社交平台上为段宇豪助力推广。这让他深感感动：“大家为了共同的爱国情怀，去支持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非常温暖。”
钱锋副教授也认为段宇豪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值得赞许的担当。在官方机构收藏经费和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有历史责任感的民间人士“抢救”回史料，再通过捐赠、研究公之于众。
“这种行为属于‘公众史学’的实践。它意味着历史不再仅由学者书写，普通公众通过发现、保存、捐赠乃至研究史料，也可以参与历史建构。”
目前，段宇豪已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取得联系，双方正就这批档案的研究与潜在捐赠事宜进行接洽。他也希望与国内专业的东京审判研究机构合作，深入挖掘这批材料的学术价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部分内容综合自紫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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