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融合｜王卓：从新闻跨界医学，她持续关切公共利益

“在土耳其地震灾区现场，我突然意识到废墟下的很多人已经没机会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伤痛之余，我愈发觉得要珍惜自己的时间，想尝试什么就抓紧去尝试，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

在多数人的认知里，新闻和医学似乎是两条平行的道路，前者记录当下、关注公众利益，后者研究疾病、服务个体健康。从新闻跨界到医学，看起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王卓的经历打破了这种想象。

王卓出身新闻与传播专业，曾任总台国际在线的策划编辑，后在九派新闻担任公安口记者，并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土耳其报道地震。如今，她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以下简称ANU）攻读“文化健康与医学”专业（医疗人类学方向）的第二硕士学位，尝试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回应健康议题。

从新闻走向医学，王卓把新闻人的敏锐与方法论带入医疗健康教育与干预的实践中。相比拥有医学背景的同学，她更重视受众的需求、更能理解影响疾病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擅长将复杂问题转化为易懂的故事。

对王卓来说，跨界不是告别，而是延续。带着“关注公众利益”的初心，她不再只是记录问题，而开始尝试干预和解决问题。十月，深度营与王卓开展对话，希望探寻她从新闻跨界到医疗研究领域的独特经验，发现新闻方法赋能医疗健康科研的更多可能。

王卓个人照片

以下由深度营与王卓的对话整理而成：

王卓总记得土耳其马拉提亚市那栋倾斜的居民楼。

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发生后，王卓作为九派新闻的特派记者，奔赴灾区一线进行报道。她跟着救援队蹲守在瓦砾堆旁，在夹杂着哭腔的土耳其语中了解到一位独居老妇的故事。第一次地震发生时，老妇从楼里逃了出来，可她的丈夫被永远留在了废墟之下。她没忍住返回住处，却被地震的余波带走了生命。

“当时救援人员说能感觉到她的生命体征，找了很久，可最后老人还是走了。”这是王卓感触最深的一个故事。

王卓的任务本是记录“中国人在土耳其的救援行动”，可那天她握着笔的手却僵住了。尽管镜头拍到了志愿者递水的动作，笔墨写下了多国救援队的协作，可在争分夺秒的救援里，她忽然感受到自己除“记录”之外的无能为力。

她想起离开阿德亚曼市那天，当地人告诉她“底下还埋着上万的人”，而救援工作却将结束。作为记者，她虽然能记录下灾难中的中国力量，让国内读者感受到异国废墟上的温情，可面对那些因独居和缺乏应急支持而陷入危险的生命，她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记录”也有一定的局限。王卓后来复盘过很多次：“我不是医生，救不了人；不是救援队，挖不出幸存者。可我总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在灾难发生前后，做些比‘见证’更实在的事？”

这份地震报道中沉甸甸的遗憾，为她转向攻读文化健康与医学硕士埋下了伏笔。

在新闻工作中发现被忽视的健康需求

王卓的职业转型，同样源于媒体生涯中的观察与思考。

2020年，她在伦敦大学读全球媒体与跨国传播硕士。那时她是《华闻周刊》（The Chinese Weekly）伦敦部的实习记者，参与了2020年伦敦元旦大游行、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和英国疫情下的留学生等重大事件报道。她曾选修英国媒介与文化研究代表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课程，教授曾叮嘱她未来无论是工作还是继续科研，都不要忘记关注那些“被排除在外、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正是这段经历，帮助她形成了在全球化视角下关注边缘群体需求的习惯。

2021年，她入职总台国际在线成为策划编辑，负责稿件审核、新媒体运营和商业项目策划。虽然参与的项目与活动看起来很“光鲜”，她却觉得和过去社会新闻的实习经历相比，文娱策划类的工作让她有些迷茫，找不到自身的定位和意义。

由于还是想做记者，半年后，她进入了九派新闻。作为武汉本地部记者，她需要与全市13个区公安分局进行对接。在编辑新闻稿时，她发现有许多老年人走失、摔倒的新闻，而他们的境遇却不被大众重视。更让她触动的是，她发现不少老人不知道如何应对心理问题。这些细节，让她开始关注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也萌生了为他们“做些实在的事”的想法。

安宁疗护志愿者与高校交流的启发

推动王卓明确未来方向的关键契机，是她参与的荣基金安宁疗护志愿者项目。由于家中有肺癌晚期的亲戚，她格外关注临终关怀领域。在通过播客了解到北京荣基金后，她便主动参与志愿者培训，还参与了“死亡叙事”的课题，协助团队整理癌症患者家属的采访文本。在志愿中，她深深感受到医疗需要人文关怀。健康问题并非只关乎生理治疗，更涉及心理、社会支持等多个维度。

王卓的荣基金安宁疗护志愿者项目证书

此外，2024年她曾兼职湖北科技学院的教学助理。当时她协助学院邀请优秀媒体从业者参与传媒论坛，与院方老师交流时，老师提到“新传学科其实可以结合其他学科打造特色发展方向，但又缺乏跨学科师资”。这让王卓意识到，新传背景对于医疗健康领域来说并非“劣势”——记者对“人”的关注、对“社会需求”的敏感，或许能为医疗健康领域带来独特的视角。后来，她成功申请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文化健康与医学”硕士项目，坚定了转向医疗健康研究的决心。

新闻人的独特优势

进入ANU学习后，王卓发现自己过去积累的新闻实务和新传学术能力，能够帮助她更好地融入医疗健康领域。她就读的文化健康与医学（医疗人类学方向）专业归属于医学院，是公共卫生和社科的交叉学科，因此也接纳社科背景的学生申请。

王卓在参加澳洲的健康促进讨论会

王卓发现自己在新闻行业的积累，与专业需求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对她来说，最有用的是社交和采访能力。社交方面，她做记者时积累了很多健康领域、生态领域的人脉资源，这为她后续转型提供了契机。采访方面，记者经历让她在开展访谈时更容易与访谈对象建立信任。当受访者偏离主题时，她也能自然地把话题拉回正轨。

王卓的另一重优势，是她的叙事能力。在课堂分享中，她的视角往往更贴近患者，因此她能向医学背景的同学们讲述医患沟通中的信息盲区，并善于运用具体案例串联观点。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让她的分享常被评价为“接地气”“有代入感”。也因此，她意识到，新闻人的叙事能力能让专业的医疗健康知识变得更易理解、更容易被接受。

课堂演讲，王卓选择纪实摄影记者在急症的摄影记录视角来切入

从“提问者”转变为“倾听者”

当然，跨界并非一帆风顺。初入专业时，面对注册护士、全科医生、健康政策从业者等背景的同学，她一度陷入不自信。但她很快找到了破局的方法——将过往经验与专业学习结合。例如，在学习环境流行病学时，她用传播学理论比拟疾病传播机制，发现这样更容易理解疾病传播路径；在一个针对吸烟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分享中，客座教授问到与媒体合作的事情，王卓立刻关联起从业经验，并从资金分配的视角主动提问。教授的回答令她印象深刻：为扩大健康倡议的传播效果，在经费有限时会兼顾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优先选择传播力强的合作方。王卓由此感受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媒体的传播逻辑与挑战实则相通，而她的媒体经验，也在这一刻找到了新的价值。

当时讲座的图片

对王卓来说，最大的挑战是采访习惯的重构。做记者时，为了提高效率，她常会在对象跑题时打断。但在医疗研究中，老师却强调“要保留情境完整性”。有一次，她原本计划用一个小时了解一位老人对“脑退化症”的认知，然而老人几乎全程在讲自己的生活琐事，最后采访持续了整整三小时。可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的叙述，让她捕捉到老人对“脑退化症”的恐惧与误解，也为研究提供了关键细节。经历过这样的访谈后，她才真正体会到，在医疗人文研究中，“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理解。

从新闻记者，到成为医学预防与干预领域的研究生，王卓看待事件的视角也悄然转变，在她看来，关键的区别在于对“记录者”与“干预者”的理解：记者关注的是如实记录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医疗研究者则更多要思考如何避免类似问题重演，提前预判需求并设计解决方案。

这种干预者思维，在王卓参与澳洲一家本地NGO的志愿者工作时得到了充分实践。该机构主要服务多元文化群体背景的老年人。她负责的“社会连接”类活动，核心目标是帮老人融入当地生活，维系社交关系，从而保障身心健康。结合自身的医学专业知识与媒体经验，她将原本的英语教学课堂变成健康素养提升课堂。除了教一些日常的英语口语，她还系统讲解了澳洲健康医疗系统的使用方法，如预约医生、就医流程和沟通技巧，以及如何识别虚假健康信息。针对当地的环境特点，她还补充了“森林火灾与呼吸疾病预防”“花粉过敏与哮喘应对”等实用内容，让课程更加贴近老人的实际需求。

王卓服务的NGO，和阿姨们一起上了年内周刊

王卓还设计了一项名为“疼痛感知与管理”的绘画活动，让老人们用画笔描绘身体疼痛的部位和感受。这个创意源于她在健康人文课堂上学到的“视觉叙事”研究方法。她发现，将视觉语言用到健康领域，不仅能帮助老人们更清晰地表达身体感受，也能让他们意识到信息表达和理解存在个体差异，从而提高与医生、家人沟通病痛的准确性。

王卓在做公益活动

从倾听需求到推动需求解决，这体现了新闻人跨界医疗领域的独特价值——除了懂得帮助弱势群体发声，王卓也学会了将这些声音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积累“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回望自己的跨界之路，王卓结合亲身经历，给想要从新传领域转向医疗健康领域的学生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重视人脉资源与实践经历的积累。王卓坦言，新传学生在媒体行业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接触到“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从而积累丰富的人脉资源，构建多层次的社会网络。这些人脉往往是日后跨界时的契机，也能帮助自己在进入医学研究场景时更快理解现实问题与社会背景。

第二，尽早试错和定位，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尽早想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尽可能去做不同的尝试，用排除法发现自己擅长、喜欢的事”，这是王卓给出的关键建议。她认为，年轻人不必畏惧试错，反而应该在多个领域进行实践，从而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跨界方向。例如，参与健康传播项目，可以帮助判断自己更适合进行健康内容创作，还是进行健康需求研究。

第三，正视媒体经验的价值。王卓指出，媒体行业构建的社会网络在研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解决“如何切入、如何介入”的实际问题。和纯学术出身的人相比，记者所具备的人脉资源和对社会议题的敏感度，都是不可替代的优势。

理性看待跨界，平衡理想与现实

除了上述建议，王卓还强调要理性看待跨界：并非每位新传学生都能立刻投身理想的领域，关键在于清晰认知自身需求与现实条件。她从总台国际在线到九派新闻，步步权衡理想与现实，在积累了足够经验和资源后，才赴ANU攻读二硕，开启跨界医疗研究的道路。

王卓就读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医学院

她也提醒，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不要丢掉新闻人的特质。如今从事研究，她依然保持着当记者时的追问习惯：看到老年群体智能健康设备使用率低时，会探究背后的操作难度、文化认知差异及社会情境；碰到跨文化医疗沟通不畅时，则会思考语言障碍、健康观念冲突与改善方向。这种不满足于表面、追根究底的态度，正是新闻人的底色。

做记者时，王卓希望通过报道推动社会进步；而如今深耕医疗健康研究，她希望为健康不平等问题与弱势群体的需求寻找解决方案。从伦敦到澳大利亚，从灾区的采访本到描绘病痛的画纸，她用实践证明：真正的跨界，不是告别过去，而是让过往的积累成为未来的阶梯，让不变的理想与担当在新的领域继续生长。

采访的最后，当我们谈到如何看待新闻人的“跨界融合”时，王卓提到，在她看来，新闻人的跨界，是带着悲悯与好奇，把多年积累的社会网络和采访逻辑，转化为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成为连接不同领域的桥梁与纽带。

现在的她，虽然仍难以忘记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亲眼所见的伤痛，但已经不再像刚回国时那样，不断反思这段经历带来的冲击，也学会了与创伤和平共处，减少了无谓的内耗。

“在土耳其地震灾区现场，我突然意识到废墟下的很多人已经没机会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回国后，伤痛之余，我愈发觉得要珍惜自己的时间，想尝试什么就抓紧去尝试，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王卓坚定地说道。

作者 | 潘星儒

编辑 | 吴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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