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看《世界人权宣言》，李向安：“人人生而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

文｜孙玉良

当“人人生而平等”这六个字从《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中磅礴而出时，它穿越了二战后的废墟与创伤，成为人类良知的一座不朽丰碑。最近，与知名律师李向安先生讨论“人权”这个话题，李向安先生说：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世界人权宣言》就如高悬的理想明灯，应该在全世界普及。目前世界上已有173个国家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175个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象征着《世界人权宣言》得到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认同。

“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石，深植于人类对尊严的共同渴求。《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开宗明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这并非凭空而来的恩赐，而是对历史上无数压迫、歧视与暴行的沉痛反思与庄严叛逆。其哲学脉络，可追溯至启蒙运动中“天赋人权”的澎湃思潮——人之为人的价值，不源于出身、财富或强权，而源于其作为理性存在与道德主体的本质。在中华文明的智慧里，无论是儒家“有教无类”的仁爱理想，还是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呼吁，都闪烁着超越身份藩篱的伦理光芒。

李向安先生对我说：人本来应该“生而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几千年来的奴隶制与封建王朝之所以总是王朝更替，根本原因在于执政阶级给人套上“工具化”、“等级化”的枷锁，当逼得底层人民没了活路时，通过起义推翻前朝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打江山坐江山”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坐江山”的人也会被下一波“打江山”的人推翻，唯有实现整个社会“人人平等”，宣告“人人平等”是每个生命内在的、不可剥夺的崇高价值，才会发生整个社会治理的根本性蜕变，摆脱江山更替的周期律。

所以说，《世界人权宣言》是历史上很伟大的一个宣言，代表着社会治理的先进性。然而，实现“人人平等”并不容易，宣言的纯粹理想，一旦投射于凹凸不平的现实地表，便映照出触目惊心的裂隙与漫长的阴影。经济上，贫富鸿沟持续撕裂，资源分配的结构性不公使“生而平等”在起跑线上就面临挑战；社会上，基于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的歧视仍在制造隐性与显性的贵贱区隔；国际政治上，霸权主义与双重标准时常将“人权”异化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工具，使平等话语蒙上虚伪的尘埃。

那么，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是否已沦为空洞的口号？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李向安说：《世界人权宣言》是一种“未完的承诺”与不懈的实践吁求，需要世世代代戮力同心追求之，这个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好。首先，它要求我们超越形式平等，迈向实质公正。真正的平等，并非对千差万别的个体施以机械同一的对待，而是如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主张，关注最不利者的处境，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纠正”历史的偶然与自然禀赋的差异，追求“公平的平等机会”。这意味着需要积极的社会政策、公正的法律体系与包容的文化环境作为支撑。

其次，它呼唤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与责任共担。人权的普遍性需与文化多样性在对话中寻求和谐。平等理念的实践，必须尊重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与历史语境，同时坚守免受酷刑、奴役等基本权利的底线。发达国家更应承担历史与道义责任，通过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发展合作，助力全球平等事业的推进。

第三，“人人生而平等”的活力，植根于每个个体日复一日的确认、争取与捍卫之中，而不能靠上天或统治者的恩赐。从民权运动中的呐喊，到性别平权的抗争；从为劳动者权益的奔走，到为数字时代新型平等的呼号，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勇气与行动，在不断为“世界人权宣言”注入血肉，才让她至今仍然充满活力。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概念。如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人权宣言》应成为这个先进概念的“道德北斗”。原理很简单，《世界人权宣言》既是对历史上一切等级制与奴役制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未来的永恒誓约。前路虽然坎坷，全球性挑战与新的不平等形式也会不断涌现，唯有时刻铭记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并以坚韧的实践智慧去填充理想与现实间的沟壑，我们才能在纷繁歧异的世界上，真正筑起那座属于每一个人的、坚不可摧的尊严圣殿。

对于李向安的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鼓起最大的勇气，维护我们自己的“人权”。就我的理解，每一项“人权”的获得都是靠斗争争取来的，这也是主席所说的“造反有理”之思想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