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敏律师探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一事不二罚"的司法原则

"一事不二罚"原则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性准则，要求执法机关突破部门法壁垒，建立整体性思维框架。刑法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行政法中的"适当性原则"具有内在一致性，均强调处罚与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相匹配。从惩罚的起源看，法律需区分"可宽宥的行政违法"与"不可宽贷的刑事犯罪"：若行为可通过行政程序消化，则不应因执法者的责任规避或部门利益驱动而刑事化，否则将背离"行政处罚前置"机制的设计初衷，引发刑法谦抑性的危机。

实践中，这种原则割裂表现为：税务部门基于《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宽泛定义，将任何开票与实际经营不符的情形均认定为虚开；而刑事司法机关在缺乏专业判断的情况下，过度依赖行政认定结论，导致大量本属行政违法的行为被刑事化。最高检2019-2023年数据显示，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中虚开类案件占比超90%，其中80%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这种畸高的认定率正是评价标准割裂的集中体现。

增值税计征机制的本质：抵扣行为的法律定性

增值税"抵退计征"机制的核心在于纳税人通过进项税额抵扣实现税负转嫁，税务机关则依托发票信息流实施精准征管。所有涉税违法行为均是对该机制的非法利用，但行为模式存在本质差异：

虚抵型逃税：

行为人将不可抵扣项目（如集体福利支出）进行抵扣，虽错误行使抵扣权但已就交易实质缴纳税款，进项税额转出即可恢复税收秩序。此类行为本质是行政违法，应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进行规制。例如，某企业将职工福利支出计入进项税额抵扣，在税务稽查后主动转出，仅需补缴税款及滞纳金。

骗抵型虚开：

行为人通过伪造、变造等手段获取发票，在未发生真实交易的情况下骗取抵扣资格，既逃避纳税义务，又破坏增值税的链条式监管。此类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需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进行评价。如某公司虚构交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200余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者的区分关键在于：

主观目的：逃避纳税义务为逃税，骗取国家税款为虚开；

客观行为：虚抵行为已缴纳税款，骗抵行为未缴纳税款；

危害程度：骗抵行为直接侵蚀国家税款所有权，虚抵行为主要影响税收征管秩序。

行刑衔接的实践困境：重复评价的成因分析

（一）评价标准的分割

行政法层面：

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任何开票与实际经营不符的情形均被认定为虚开，导致大量本属行政违法的行为被刑事化。例如，某企业因开票信息填写错误被税务部门认定为虚开，后又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刑法层面：

2024年"两高"司法解释虽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需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造成税款损失，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形式化入罪倾向。部分法院仅凭发票形式要件即认定构成犯罪，忽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结果。

（二）程序衔接的断层

移送标准模糊：

税务部门在案件移送时，往往未明确区分行为类型，导致司法机关过度依赖行政认定结论。例如，某虚开案件移送材料中，税务部门将"虚抵"与"骗抵"混为一谈，公安机关直接以虚开罪立案。

证据要求差异：

行政程序侧重形式审查，刑事程序要求实质证明，二者在证据标准上存在显著差异。如某虚开案件中，税务部门仅凭发票信息即认定虚开，而法院要求提供资金流水、货物凭证等实质证据。

行刑衔接的优化路径分层处理机制构建

（一）税务部门应建立"三步甄别法"：

交易真实性审查：

通过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三流合一"验证交易实质。例如，某企业被举报虚开，税务部门通过核查银行流水、物流单据，确认存在真实交易，最终排除虚开嫌疑。

抵扣合法性判断：

区分虚抵（错误行使抵扣权）与骗抵（非法获取抵扣资格）。如某企业将不可抵扣项目进行抵扣，税务部门责令其进项税额转出，并处以罚款。

危害程度评估：

计算逃税数额占应纳税额比例，判断是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例如，某企业虚抵税额占应纳税额8%，未达10%的立案标准，仅作行政处罚。

（二）分层处理的具体规则：

纯行政违法情形（虚抵税额未达应纳税额10%）

处理方式：责令进项税额转出，并处0.5-5倍罚款；

法律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禁止刑事化：避免将本可通过行政程序处理的案件推向刑事审判。

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交织情形（虚抵税额超过10%）

移送标准：税务部门需在移送材料中明确区分行为类型，详细说明抵扣逻辑、行为方式与税款损失的联系；

审查重点：公安机关应重点审查"骗抵"部分证据链，检察机关对"虚抵"部分建议退回补充行政处理；

处罚衔接：行政罚款应折抵刑事罚金，避免双重处罚。例如，某虚开案件中，税务部门已处以罚款，法院在判处罚金时予以扣除。

纯刑事犯罪情形（存在伪造发票等骗抵行为）

处理重点：追溯虚开源头，切断犯罪链条；

证明标准：司法机关需明确"骗抵"型虚开的证据要求，避免仅凭发票形式定性。例如，某虚开案件中，法院要求提供伪造发票的鉴定报告、资金流向证明等实质证据。

制度完善的系统性建议

立法层面

·修订《发票管理办法》，明确"虚开"认定的实质标准，禁止形式化入罪；

·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中增设"情节显著轻微"除外条款，防止刑事处罚的过度扩张。

执法层面

·建立税务部门内部"行刑衔接"专职团队，提升案件甄别专业性；

·开发智能识别系统，自动标注案件中的行为类型要素，减少人为判断偏差。

司法层面

·出台司法解释，明确"骗抵"型虚开的证明标准，统一裁判尺度；

·建立涉税案件专家陪审员制度，提升审判的专业性与公信力。

律师总结

行刑衔接的本质是对税收违法行为危害性的精准把握，而非部门利益的博弈。只有坚持"一事不二罚"的体系化理解，构建以行为类型化为核心的分层处理机制，才能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统一。当前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要么全盘刑事化，要么完全行政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必须通过制度重构予以矫正。这既是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更是维护税收法治权威、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