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军团：外科手术的“根治性决战”丨直播回顾

整理者：Tony

审核人：龙浩教授、包大包、鹰版

外科手术在肺癌治疗中始终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能否及时、有效地实施手术，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与生存质量。近年来，随着外科技术持续进步，即使是部分中晚期肺癌患者，也获得了更多手术治疗的机遇，这为追求肺癌根治、实现长期生存拓展了新的可能。

在此背景下，如何精准选择手术适应症、优化手术策略，成为提高肺癌治疗效果的关键议题。11月26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龙浩教授在科普直播中，系统梳理了肺癌手术治疗的当前实践与前沿进展，为手术的合理应用及未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专业指引。

问：外科手术被视为“根治性决战”的关键，从临床角度看，外科手术在肺癌的整体治疗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龙浩教授：从现代肿瘤治疗发展开始，外科手术就和化疗、放疗一起，并称为肿瘤治疗的“三驾马车”。随着最近二十年来各种新兴治疗手段不断涌现，如抗血管生成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现在可以说形成了“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和药物治疗”三大支柱并行的格局。

但整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外科手术在肺癌治疗中的地位，核心仍然是根治性的。当然，临床上也会对一些患者进行减瘤手术或解救性手术等，但外科手术最主要、最根本的定位，还是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根治的机会。

问：目前常见的肺癌外科手术方式主要有哪些？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龙浩教授：肺癌的外科手术，最主要的目的是治疗性的，也就是常说的根治性手术。根据切除范围，可以分为全肺切除、肺叶切除和亚肺叶切除这几种。

当然，外科手术的角色并不仅限于此。一些病情较晚、或其他情况下需要通过获取病理标本来明确诊断的患者，也可能进行肺活检这类诊断性手术。此外，外科也常作为一个辅助手段，帮助获取肺组织、淋巴结、甚至其他部位转移灶在内的各种标本，为后续的治疗决策提供关键依据。

问：龙浩教授曾在澳大利亚进修时完成了全澳洲第一例手辅助胸腔镜手术，作为一位亲身经历了从传统“开大胸”到微创胸腔镜手术发展的专家，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手术方式？对于患者而言，“开胸”与“不开胸”的边界和定义在哪里？

龙浩教授：先说手辅助胸腔镜手术。这最初主要是为了处理肺内多发的、较小的转移瘤。如果仅靠器械操作摸不到肿瘤，就可能导致大块切除正常肺组织，影响肺功能。2000年我在墨尔本进修，看到有意大利医生发表了相关文章，便借鉴并改良了这种方法：通过一个小切口将手伸入胸腔，既能触摸到双肺的多个病灶进行精准切除，又保持了微创的优势。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多改进，结果很好，相关研究和手术录像也发表在不错的期刊上。

其次，关于传统开胸手术和胸腔镜微创手术的比较。传统开胸手术的切口很大，早年有25厘米，后来逐渐缩小到15厘米左右，这种“直视下手摸”的方式已沿用近百年，大家公认其切除彻底、清扫干净、安全可靠。而胸腔镜手术从上世纪90年代逐步开展，最初最大的争议并非原发灶切除，而是在狭小切口内能否进行彻底的淋巴结清扫。甚至曾有日本研究在胸腔镜手术后重新开胸验证，发现淋巴结遗漏率很低（约2%-3%）。

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其实需要思考的是：淋巴结是否有必要清扫到那么广的范围？尤其是在免疫治疗时代，这个理念已经受到很大挑战。

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两种手术方式对患者的长期生存到底有没有差异？2008年我们开展了随机对照研究，初步结果于2013年首次公布，并连续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更新。疫情前我在美国报告时，一位全球顶尖的肺癌外科专家特意走下台对我说：“我们一直在期待你的最终结果。”现在，可以很高兴地跟大家分享：约两年前，我们联合丹麦和英国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将三项随机对照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合并分析。最终结果显示，胸腔镜手术在疗效上不亚于传统开胸手术，甚至在生存结果方面可能还稍具优势。这项联合分析的结果也将在全球顶级期刊上发表。

问：如果肺部已经做过一次手术，还能不能再次手术呢？如果需要，两次手术之间通常需要间隔多久？

龙浩教授：再次手术的间隔时间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并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规定。临床上经常会遇到多发病灶的情况，如果患者的一般情况允许，即使是双侧都有病灶，也常常会选择在一次麻醉下完成双侧手术，先完成一侧，再调整体位完成另一侧。如果患者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或预计手术创伤较大，会考虑分次进行，先做一侧，间隔3-6周再做另一侧，间隔时间不是绝对的，主要取决于第一次手术的范围大小以及患者术后恢复的具体情况。

至于间隔更短的时间，如1-2周甚至几天行不行？实际上，如果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等紧急情况，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再次进行手术的情况也不少见。从技术上讲，短期内再次手术是可行的。但为了患者的安全、舒适和整体恢复考虑，如果计划进行第二次择期手术，建议间隔2周以上比较好，如条件允许，间隔1个月左右可能更为理想。

问：有病友看到术后病理报告会担心：“我的淋巴结是不是清扫得不够？万一以后发现还有残留的恶性淋巴结怎么办？”如果手术后发现淋巴结没有清扫干净，应该如何处理呢？

龙浩教授：系统性淋巴结清扫的理念最早是1978年由日本学者提出的，他们像画地图一样，对胸腔内的淋巴结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组定位。此后几十年，主流趋势一度是清扫范围越来越大，甚至扩展到对侧。但后来发现，过度清扫不仅并发症多，而且并未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因此，是否有必要做大的清扫，开始受到质疑。

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是北美牵头、由加拿大教授主持的ACOSOG Z0030试验。该研究针对术前评估无淋巴结转移迹象的早期患者，对比了系统性淋巴结清扫与仅进行淋巴结采样的效果。历时10余年，最终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生存结局没有差异。这意味着，对于特定早期患者，可能并不需要常规进行系统性清扫。

近年来随着体检普及，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早期肺癌，尤其是磨玻璃样病变。针对这类患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陈海泉教授团队做了两项很好的研究。他们证实，对于纯磨玻璃或实性成分比例很低的病变，以及一些特定病理类型的早期肺癌，淋巴结转移的概率极低。其中一项研究直接对比了清扫与不清扫，结果显示，清扫组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并发症都显著增加，但两组的生存结果却完全一样。这说明，对于这类特定早期患者，过度清扫不仅无益，反而可能增加不必要的创伤。

基于这些进展，现在对于很多早期患者，可能只进行肺门或特定区域的淋巴结取样活检，如果结果为阴性，就足够了。未来，甚至可能向“肺叶特异性清扫”发展，即根据肿瘤所在肺叶，只清扫与之相关的特定淋巴结区域，而非全部。

所以，目前关于淋巴结处理的核心趋势是：在保证根治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过度清扫，以降低手术创伤、保护患者功能、减少并发症。患者不必再简单地用“清扫范围大小”来衡量手术是否彻底，更重要的是依据个体化的精准评估。

问：很多患者都希望自己能有机会接受手术治疗，目前晚期或局部晚期手术难度较大，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最终能否进行手术呢？（如肺功能或者基础疾病等）

龙浩教授：首先，要不要做手术，本身就需要综合评估。一般来说，诊断肺癌后，如果希望获得根治，外科手术仍是首选。当然有一些特殊类型例外，如小细胞肺癌，通常先考虑化疗、放疗等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评估手术可能。

此外，想做手术≠能做手术，还涉及到对患者身体状况的全面评估，主要围绕几个关键器官的功能：

• 心脏功能，看患者的心功能是否能耐受手术麻醉和创伤。
• 肺功能，术前常规检查，具体取决于手术范围：如果只是做亚肺叶切除，对肺功能的要求相对较低；如果需要做肺叶甚至全肺切除，要求会高很多。

临床上，也会采取一些措施为手术创造条件。比如，对于肺功能偏弱的患者，可以通过术前呼吸锻炼来改善；或通过新辅助治疗使肿瘤缩小，将原本需要做大范围切除的手术，降级为更小范围的手术。尤其对于一些高龄、身体基础较差的病人，会倾向于选择创伤更小的术式，很多患者也能获得不错的效果。

问：提到新辅助治疗，一些Ⅱ、Ⅲ期的患者存在担忧，会不会做了新辅助治疗后，肿瘤反而进展了，或者引发免疫性肺炎等问题，导致最终无法手术？此外，什么样的患者做新辅助治疗，能比直接手术获得更大的收益呢？

龙浩教授：新辅助治疗的概念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最初是新辅助化疗，但当时化疗副作用大，确实存在治疗后肿瘤进展或患者身体状况下降而失去手术机会的情况，大约只有5%的患者从新辅助化疗中获益。

进入靶向时代后，又遇到新的问题：靶向药起效相对较慢，治疗所需时间长；而且外科医生担心，用药后肿瘤虽然缩小，但局部组织可能发生纤维化等改变，反而增加手术难度。因此新辅助靶向治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探索比较谨慎。

直到2015年后，免疫治疗时代到来，情况发生了重要改变。研究发现，约30%-40%的患者经过两三个周期的新辅助免疫治疗，肿瘤显著缩小甚至完全消失（病理学完全缓解）。试想，手术切下来的标本里都找不到肿瘤细胞，这样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同时也明确了，新辅助免疫治疗主要适用于没有特定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术前进行新辅助靶向治疗，近十年的探索也发现效果非常好。

因此，现在观念要更新了。对于Ⅱ期、Ⅲ期准备手术的患者，进行新辅助治疗（无论是免疫还是靶向）总体上是合适的，且能带来显著获益，这与化疗时代完全不同。那些在新辅助治疗期间就出现疾病快速进展的患者，其实比例很低，而且这类患者恰恰说明其肿瘤侵袭性强、现有系统治疗难以控制，即使勉强手术，术后也极易复发，手术的价值本身就不大。至于Ⅰ期患者，目前新辅助治疗的额外获益可能有限，还需要更多研究。

所以，当前比较明确的适应症是：Ⅱ期及以后的、计划进行手术的患者，接受新辅助治疗是合适的，并能显著提高治疗效益。

问：很多患者在做了新辅助治疗后，想知道怎么评估是否达到了根治标准？术后病理显示达到完全缓解（pCR），是否就意味着根治了呢？

龙浩教授：评估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是术后病理评估。把切下来的病灶和清扫的淋巴结送到病理科检查，如果原发灶里找不到肿瘤细胞，这叫原发灶pCR；同时，如果清扫的淋巴结里也没有转移的癌细胞，综合起来，就称之为病理学完全缓解。达到这个状态的患者，目前来看，绝大多数都实现了治愈，而且主流观点认为，这些患者术后通常不需要再追加过多的治疗，仅需定期观察随访即可。这是非常理想的结果。

第二个是手术前的评估，这也是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理想目标是，对于一些已经通过新辅助治疗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的患者，或许可以避免手术。想想看，如果病灶和淋巴结里的癌细胞都已经消失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切掉一块完好的肺组织呢？但关键难题在于，如何在术前就准确判断病人是否达到了pCR？目前单靠CT影像，误差还是很大（符合率为48%左右）。所以，我们正在努力结合PET-CT、液体活检、基因组学等多种手段，希望能更精准地在术前评估疗效。

这个研究方向意义重大，它可能引导出一种全新的治疗模式：“观察等待”。即对于新辅助治疗后评估疗效极佳、很可能已达到pCR的患者，可以选择密切随访，而不是立即手术。如果在随访中发现任何复发迹象，再及时进行手术干预。如今年3月荷兰的一项研究显示，对放化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食管癌患者，采取“观察等待”策略，其中约一半患者最终成功避免了手术。

对于肺癌，我们团队也积累了相关经验。最近两三年，处理了不少新辅助治疗后延期手术的病例，发现即使间隔数月，手术难度并未显著增加，且疗效依然很好。因此，未来可能会对一部分新辅助治疗效果极佳的患者，尝试“评估-观察-必要时再手术”的个体化策略，让部分患者免于不必要的手术切除。

问：关于这个“等待观察”的策略，大概需要等多久？比如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是需要观察3-6个月，还是说可以进行一个比较长期的随访？

龙浩教授：所谓“等待观察”，其实就是持续随访，只要不复发，就可以不做手术。一旦在随访中发现有复发迹象，再及时进行手术干预。

关键在于紧密的观察。以荷兰那项食管癌研究为例，采取的是“4-3-2-1”的随访模式：在治疗后的第一年，每3个月进行一次超声内镜检查（全年4次）；第二年每4个月检查一次（全年3次）；第三年每半年一次（全年2次）；从第四年开始，则改为每年复查一次。如果患者连续四五年都没有复发，之后再复发的几率就非常低了。这大致就是“观察等待”策略的时间框架。

对于肺癌，未来也可能会采用类似的模式。但肺癌的评估方式和食管癌有所不同，食管癌可以直接通过超声内镜清晰地看到病灶局部情况，而肺癌的病灶有时通过支气管镜难以触及或观察清楚。因此，还需要借助其他检查手段来进行综合评估。

问：患者女，56岁，EGFR罕见突变（G719S合并L861Q），初诊时做PET-CT怀疑有胸膜转移，外科医生建议先吃靶向药观察胸膜处变化，如果没变化则可能不是转移，可以考虑手术。现服药两个月，胸膜处没有变化，但发现纵隔和颈部淋巴结有增大。请问这种情况还有必要考虑手术吗？

龙浩教授：这个病例的情况需要综合分析。总的来说，手术是否能考虑，主要取决于能否实现根治性切除。关键看两点：

• 第一，肺部原发灶是否能完整切除。
• 第二，除了原发灶，其他部位还有没有转移。

关于胸膜的情况，按目前描述（用药后既不缩小也不增大），确实有可能不是转移，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现在发现了颈部淋巴结增大，如果被证实是转移，那么疾病已经超出了通常所说的“根治性手术”范围（即存在远处淋巴结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手术很可能就不再是首选的治疗方式了。

所以，我的判断是：如果病灶仅限于肺部，能够通过手术完整切除并达到根治效果，那么手术是合适的。但如果已经存在明确的远处淋巴结转移，手术的价值就非常有限了，此时更应该考虑以全身性药物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案。

问：有没有一些标志物可以预测哪些人是新辅助治疗的“优势人群”？或者像现在有一些类器官药敏试验，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得到应用呢？

龙浩教授：关于预测疗效的问题，确实是目前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最近两三年，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标志物，在治疗前就预测出哪些患者能获得很好的疗效，甚至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现在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能通过新辅助治疗达到pCR，如果能提前识别出这些优势人群，意义将非常重大。

但目前这项工作还很艰难。一些传统的生物标志物，比如常说的PD-L1表达等，虽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在实际应用中的预测准确性还不够理想，并不能完全可靠地指导个体化决策。因此，还需要做大量更深入、更精细的研究。无论是寻找新的分子标志物，还是探索像类器官这样的新技术在预测中的应用，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目前很多ⅢB期患者主流治疗选择是放化疗，那么，什么样的局部晚期患者有机会接受根治性手术？另外，对于高龄患者（如70多岁），是否还有必要选择手术治疗吗？

龙浩教授：先谈谈高龄的问题。在医学上，通常将80岁称为“高龄”，70岁以上称为“老龄”。现在门诊接触的患者中，70岁上下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占了近三分之一，所以年龄本身不一定是绝对的障碍。

再来看局部晚期手术的问题。实际上，目前通过新辅助治疗（无论是靶向还是免疫），主要针对的正是局部晚期的患者。主要分为几种情况：

• 第一种，是治疗前评估就能手术的局晚患者。通过新辅助治疗，可以让手术效果更好，实现深度缓解。
• 第二种，是治疗前评估不能手术，但经过新辅助治疗，转化为可以手术的情况。这就是常说的“转化治疗”，有相当多的患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手术机会，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第三种，有些最初已发现有远处转移（如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等）的患者，在经过强效的新辅助治疗后，转移灶消失，也可能考虑对其进行手术切除。

精准治疗时代，我们需要打破一些传统观念。在我们团队一项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中，有45%的患者是ⅢB期甚至ⅢC期（出现了对侧纵隔或锁骨上淋巴结转移），这在以往被认为是无法手术的，但这些患者经过治疗后，同样获得了成功手术的机会，并且疗效非常好。

所以，对于局部晚期患者，是否具备手术机会，已经不单单取决于最初的临床分期，而更多要看对新辅助治疗的反应。只要治疗有效，肿瘤得到很好控制，即使分期较晚，根治性手术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对于老龄患者，需要综合评估其身体状况和治疗意愿，但年龄本身不应成为放弃根治机会的唯一理由。

问：现在有很多晚期患者也会选择手术，特别是那些使用靶向药后效果不错、整体病情稳定，但仍有胸膜转移等病灶存在的患者，可能会专程前往相关医疗中心找专门做这类手术的专家，这些患者考虑手术的目的是什么？从中获益的概率高吗？

龙浩教授：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对于确诊为晚期的患者，绝大多数在现有阶段仍然是无法实现临床治愈的。这是一个基本现实。

那么手术能不能做，关键看能否为患者带来两个层面的获益：一是提高生活质量，二是延长生存时间。如果这两点都无法实现，手术就没有必要。

临床上，确实会为部分晚期患者进行一些姑息性手术。常见的情况是，患者在靶向治疗等全身治疗期间，出现了“寡进展”——即大多数病灶控制良好，但个别病灶出现进展、无法控制，这时，通过手术切除那个“捣乱”的病灶，从而让患者继续从原有的有效治疗中获益。另一种情况是，在诊断晚期时就考虑进行姑息性的减瘤手术，如卵巢癌治疗中的“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通过反复手术来最大程度地减少肿瘤负荷，已被证实能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肺癌领域也有类似研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曾发表一项研究，对30多例伴有胸膜转移的晚期患者进行原发灶切除，结果显示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

所以，对于经过严格选择的晚期患者，如果评估其预计生存期足够长，那么通过手术来大幅降低体内的肿瘤负荷，有可能让后续的化疗、靶向或免疫治疗发挥更好的效果。但必须强调，这是高度选择性的，绝不适用于所有晚期患者，核心在于医生要审慎评估，在手术风险与患者可能获得的生存获益、生活质量改善之间，做出最有利于患者的权衡。

问：放疗之后是不是这个部位就失去了手术的机会？

龙浩教授：这涉及到放疗对后续手术的影响。简单来说，如果在一个区域接受了全剂量放疗，外科医生通常会认为这个区域基本丧失了再次安全手术的条件。

早年在食管癌治疗中就有过经验：全量放疗后，食管会变得非常僵硬，与周围组织致密粘连，难以分离，而且放疗区域的组织愈合能力极差。对肺癌来说，情况同样严峻。如果放疗涉及肺门区域，手术后支气管残端可能根本无法愈合；如果涉及大血管，术后血管破裂的风险会非常高。这些都是可能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对于体表肿瘤，我们或许可以把整个放疗过的区域连同肿瘤一起广泛切除，再用其他组织来修补，但肺脏深在胸腔内，很难采用这种“整体置换”的方法。

但是，情况也有例外。如果之前只是对原发灶做了小范围、局限性的放疗，并且手术时能够将放疗区域连同足够的正常组织一并扩大切除，那么有时还是可行的。另外，在新辅助治疗的背景下，有时会采用半量或三分之二剂量的放疗，这种剂量相对较低，旨在为后续手术创造条件，对于这类患者，手术仍然可以考虑，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其手术难度和风险会比未经放疗的患者显著增高。

问：患者于2020年1月做了左肺上叶切除，病理是浸润性腺癌ⅢA期，有EGFR突变。术后完成了四次培美曲塞化疗，之后一直服用靶向药至今。近期发现右肺中叶一个原本就存在的实性小结节增大了，影像学考虑恶性。对于右肺这个结节，是应该单独手术切除，还是做消融？这样“发现一个切一个”的方式好不好？

龙浩教授：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关键的病理判断：右肺这个新发结节，究竟是原发肿瘤还是转移灶？这是决定后续治疗方向的核心。

如果是转移灶，那么处理就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这意味着肿瘤出现了全身性播散，必须全面评估是否还有其他部位的转移。如果确认是孤立的转移灶，手术切除是可以考虑的，但前提是全身病情能得到有效控制。

如果病理证实是多原发癌（也就是与左肺的肿瘤“不是同一个妈生的”，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处理原则就完全不同。只要患者身体状况允许，没有其他手术禁忌，完全可以像处理第一次肿瘤一样，对右肺结节进行根治性切除。

至于选择手术、消融还是放疗，这需要根据患者的整体状况和结节的具体情况来综合决定。基本原则是：

• 如果患者身体状况好，能够耐受手术，外科切除仍然是第一选择。
• 如果患者因身体原因无法耐受手术，那么立体定向放疗（SBRT）或消融都是可以考虑的替代方案。

需要说明的是，放疗和消融在某些情况下受到争议，并非因为它们不能杀死肿瘤，而是其局部控制率（即肿瘤在原位复发的几率）可能比手术要稍高一些，尤其是消融治疗，目前的研究数据显示其局部复发率相对较高。当然，随着技术进步和能量范围的优化，消融的效果未来有望进一步提升。

问：患者肺腺癌，影像分期是ⅠB期，目前正在考虑手术方案，想了解机器人手术是不是更先进？如果想选择机器人手术是否合适？

龙浩教授：不存在“谁更先进”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常规的胸腔镜手术还是机器人手术，都属于微创手术。两者在切口大小、手术创伤方面没有太大本质差异。

机器人手术的优势，并不在于处理简单的肺部小结节，而在于完成复杂的胸腔外科手术。对于一些传统胸腔镜下操作难度很大的手术，如需要精细缝合、分离或止血的复杂情况，因为医生的手无法直接进入胸腔，操作会受限。而机器人手术系统通过机械臂，能模拟医生手腕的灵活动作，深入到狭小空间进行操作，使这类高难度手术变得相对容易。

所以，对于ⅠB期这样一个比较早期、手术相对简单的情况，无论是选择机器人手术还是常规的胸腔镜微创手术，效果都很好，没有太大差别。

问：有些患者处于可手术的分期，但会在“本地医院”还是“去北上广大型医院”间纠结，如果去外地排队等一两个月，会不会错过最佳手术窗口？作为普通患者和家属，在需要手术时，应该怎样选择外科医生或医院，才是更合适的？

龙浩教授：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治疗的同质性问题。目前在国内，不同医院、不同地区的手术质量和规范程度，确实可能存在差异。相对来说，大型医疗中心在复杂手术的处理、质量控制方面通常更有经验。我们也一直在通过培训、学术推广等方式，努力提升基层医院的水平，希望最终能让各地的诊疗质量趋于一致，在一些技术相对成熟、难度不大的常规手术上，很多有资质的医院都能做得不错。

第二个是等待时间与病情评估的平衡问题。在基层或本地医院，等待时间通常较短，可能很快就能安排手术。而在大型医疗中心，由于患者集中，排队时间自然会延长，比如可能需要等待一个月甚至更久。那么，等待这么久会不会耽误病情？这完全取决于肿瘤的具体情况：

• 一些生长非常缓慢的早期微小病灶，如很多磨玻璃结节，等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通常都不会有本质影响。我在门诊甚至会告诉这类患者，可以安排好工作和生活，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决定手术时间都可以。
• 一些体积较大、生长较快的实性病灶，时间就非常关键。等待过久确实可能导致肿瘤进展，使原本可以手术的患者失去手术机会，或让本可根治的手术变得困难。这种情况就需要尽快处理。

所以，并没有统一答案。患者和家属需要根据自己病情的紧急程度（是缓慢的惰性病灶还是快速进展的肿瘤）和手术的复杂程度（是常规手术还是高难度的复杂手术）来综合权衡。如果是不紧急的简单手术，在本地有资质的医院进行是合理的选择；如果是复杂或紧急的情况，则值得去经验更丰富的中心，即使需要等待，也应积极沟通，争取在合理的窗口期内完成治疗。

结束语

龙浩教授通过一小时的深入分享，为我们清晰勾勒出外科手术在肺癌综合治疗中的动态坐标。它从早期“唯一根治手段”的绝对核心，演变为如今在多学科精准协作中的关键一环。我们认识到，现代肺癌外科的目标已不仅是“切除肿瘤”，更是追求在最小创伤下实现最大生存获益。

抗癌之路，是医患携手、以科学为指南的进阶之旅。外科手术作为手中的“主力军团”，其力量正在与靶向、免疫等“奇兵”策略更智慧地结合。我们深信，随着理念的持续突破与技术的不断精进，肺癌治疗的格局将愈加开阔，最终引领更多患者走向治愈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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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浩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胸外科

中山大学肺癌专家委员会 主任，首席专家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肺癌首席专家

英囯皇家外科学院 院士

吴阶平基金会模拟医学部胸外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肿瘤数字治疗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转化医学联盟胸部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Thoracic Cancer’ 常务编委

中国肺癌杂志 常务编委

中国医师协会胸科医师分会肺癌专家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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