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上海,霓虹烟火并存,繁华背后是无数女子被时代碾压的身影。
她,本是苏州名门之后,自幼饱读诗书,是闺阁中的明珠,却在母亲去世后,被继母逼成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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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以为她此生难逃青楼命运,却不知,她以一曲琵琶名动上海滩,成为花魁中的异类,才名远播而不以色事人。
她命途多舛却不屈不挠,最终不仅自救于乱世,更赢得了“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真情厚爱。
她是谁?由如何在乱世中救自身于水火?
母去家倾
苏州,自古钟灵毓秀,孕育出无数才子佳人。
1915年,潘府深宅,一个注定不凡的女婴降生了,她就是潘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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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祖上为清代重臣潘世恩,是“苏州三杰”之一,曾位列一品,门楣显赫、族系繁盛,一度富甲一方。
但可能是“富不过三代”的魔咒,等到白琴出生时,潘家虽仍有资产,却已现颓势。
其父潘智合虽继承名门血统,却沉迷烟赌,终日无所事事,是典型的纨绔之流。
幸而,白琴之母沈桂香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嫁入潘家后并没有被旧规束缚,反而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女儿的教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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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一个尚且男尊女卑的年代,沈氏却坚信,女子若无见识与才情,即便锦衣玉食,也终归流于平庸。
于是她亲自为女儿挑选塾师,教以诗书,习女红、画艺与音律。
那时的潘府,仍旧庭院深深,白琴跟在母亲身边,是最惬意温馨的一段时光。
但世事无常如水,流转之间风云突变。
白琴十三岁那年,沈氏突染重病,卧床多日未愈,最终难逃病魔。
那一日,白琴的世界开始一寸寸坍塌。
丧母之痛尚未平复,继室便旋即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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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父尚未守满丧期,便迫不及待地娶了一个出身市井的寡妇。
女人名唤李氏,容貌虽不出众,却生得一副巧言令色,极善逢迎潘父之好。
她进门后,变本加厉地打理潘家财务,处处与白琴母女旧仆作对,唯恐人不知她才是这潘宅新主。
起初,李氏对白琴尚有几分表面样子,但很快便现出獠牙。
她厌恶这名门出身、气质清雅的少女,再加上潘家家道中落,入不敷出,潘父的挥霍更是雪上加霜。
李氏打起了算盘,要将这“养不起”的继女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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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找来一位旧识,在上海经营“书寓”的胡老板,将白琴打扮一番,谎称是亲侄女,送去了沪上。
白琴只觉得事出蹊跷,却未及多问,便被草草收拾行囊,装上一辆马车。
一路颠簸,从苏州驶往上海,越行越远,直到江南小镇的烟雨,被城市的浮华吞没。
待她真正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时,已是“天香阁”后院的一间厢房。
那时她还不懂“书寓”为何,直到听见隔壁传来的笑语喧哗、琴音香雾,才明白自己落入了怎样的地狱。
她曾愤怒挣扎,拍门高呼,甚至试图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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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风月之地早就习惯了挣扎反抗,胡老板笑她:
“一个孤女,无凭无据,回得去苏州吗?你回去,谁信你不是自愿的?”
她恨、她怨,甚至一度绝望到想以死殉母,但就在这时,她想起了母亲生前的叮嘱,她终究没能一死了之。
她开始用琵琶为自己铺一条路。
她的手指生来就为弦而动,音律之下,她的痛、她的恨、她的求生欲化为缱绻曲调,一曲《平沙落雁》,令全场寂然。
她不是那种以柔媚的女子,她弹的是气节、是心志,是被逼至绝境仍不肯低头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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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潘妃”之名,便在上海滩流传开来,“妃”不是指寻常烟花女子,而是当得起一座风月帝国中“音律皇妃”的身份。
她一改花魁俗艳之风,素雅旗袍、莲步生香,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不容亵渎的气场。
台下的听客愈来愈多,军阀、富商、文人皆慕名而来,却无人能得她青睐。
她知道自己不过是在风尘中暂借躯壳,为的是等待一个能脱身的时机,而非沉沦其中。
从潘家明珠,到天香阁花魁,从父母掌上宝,到命运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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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这一跌,跌得彻底,但她没有任由命运摆布,而是用才情为自己雕刻一条重生之路。
也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名动上海
1935年,张伯驹奉父命来沪查账,彼时正是战火纷飞之际,他身为盐业银行高层,每日沉于繁重事务之中,烦闷不堪。
某夜,应友人之邀,他来到天香阁“散心”,原本只打算听个曲解乏,却不料一眼,便定了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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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潘素着一袭旗袍,步伐款款,手执琵琶走入厅中。
她不语不笑,目光清澈,身姿婀娜间竟有种难以言说的端庄,仿若仕女图中走出的古人。
她坐下,轻轻拨动琴弦,张伯驹原本半倚案前,听到前几句,身子微顿,旋即挺直,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台上的人。
他听得出来,这不是泛泛之辈弹奏的调子。
他还为她作诗一首,字字句句,皆是倾慕,笔笔落款,尽显才情。
而“张伯驹”这三个字,对潘素来说,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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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出身名门的才子,诗词书画皆通,虽是富贵公子,却颇有风骨。
自那天起,张伯驹便几乎夜夜来访。
不同于其他人挥金如土、油腔滑调,他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只为听她一曲。
听完,便不动声色离开,潘素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也开始期待美日那张熟悉的面孔。
他们开始私下交流,谈诗论画,讲山川谈古意,琴瑟之音外,是知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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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花开太盛,终被人妒。
不久后,某位心仪潘妃已久的军阀臧卓,得知她与张伯驹日渐亲密,勃然大怒,竟强行将她软禁于宅邸之中,意图独占。
他以权势压人,禁止她与外人联系,潘素被困幽室,日日以泪洗面。
可她心中并不恐惧,她相信,那个才子,一定会来找她。
果不其然,在好友的协助下,张伯驹潜入宅邸,买通门卫,将她带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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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潘素穿着素白衣衫,挽着张伯驹的手,穿过深宅小巷,走入上海夜色。
这一走,是离开风月场的开始。
而潘素,也在那夜明白,原来这世上,不只有才情可以自救,还有一种深情,能为她打开自由的门。
情定张府
他们搭乘最早一班驶往苏州的火车,座位简陋、车厢破旧,汽笛响起的一刻,却显得有些动听。
苏州,那个她出生的地方,如今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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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虎丘山下,在拙政园旁,在狮子林的假山间,二人几度穿行,仿佛故地重游却是初见。
他们在苏州完成了简单又郑重的婚礼,香烟缭绕,古刹钟声为证,红烛新火为盟。
婚后,张伯驹将她接回张府,彼时的张家仍旧声望如日,宅院深深,奴仆如云。
只是,这个大家族里的风雨,也远比想象中来得迅猛。
最直接的阻力,来自张伯驹的三位原配夫人。
她们有的端庄娴雅,有的出身名门,有的多年伴左右。
她们本就对张伯驹的风流脾性颇有怨言,如今这位“潘妃”进门,更是直接刺痛了她们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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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知道,若不做出抉择,潘素将永远在这个家里仿佛个“不速之客”。
他从不愿她被人低看一眼,也不愿她委屈分毫。
他开始着手遣散妻妾,每人安置妥当,送上巨额遣散费,并一一道别。
这一决定如石入湖,搅得张家上下风起云涌,但张伯驹依旧坚持。
至此,潘素终于真正成为张家女主人。
但她并不因此恃宠而骄,反而愈加谨慎行事。
她知道张伯驹为她背负了多少非议,因此她不肯虚度光阴,开始将全部的心力投注于绘画。
从前,她以琵琶成名,如今,她要以画笔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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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自然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他遍寻名师为她延请,先是花卉名家朱德箐,后又拜夏仁虎、汪孟舒为师,引她深入青绿山水之境。
清晨,张伯驹陪她研墨、温习古文,日暮则带她沿长河散步,看云落山头,看潮声荡漾。
那些日子,他们的日常仿佛一幅缓缓展开的手卷,清雅淡远,诗意盎然。
潘素天赋极高,加之苦学勤修,很快便在画坛崭露头角。
她善用工笔重彩,讲究设色清丽、笔意严谨,一幅《雪山图》的临摹作品在文化界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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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惊叹,谁能想到,曾经的琵琶女竟可画出如此浑然天成的画作?
张伯驹对她从不吝赞赏,他在她每一幅得意之作旁题字,或写诗,或注评,二人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合璧成章。
他们的生活,从不被权力和金钱主宰,而是由诗书、琴画和山水编织。
潘素不是他的附庸,而是他灵魂的知音。
日子如水,流年似锦,他们从上海逃出,从苏州成婚,回到北京定居,一路奔波后终于在动荡年代中安放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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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张伯驹太过痴情,潘素是幸运的,她遇上了那个愿意为她抵挡风雨的张伯驹。
可若没有她自己的沉静、倔强与不屈,张伯驹的深情,也不过是南柯一梦。
而他们的故事,除了爱情,还有更精彩的篇章。
共护国宝
1930年代,潘素和张伯驹听闻展子虔所绘《游春图》将被日本人以重金买下,欲运往东京。
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青绿山水画,若此画流失海外,便是千古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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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咬牙决定买下此画,无奈手中资金远远不够。
于是他卖掉自家在北京的豪宅“李莲英旧墅”,潘素也摘下陪嫁的金饰首饰、古董珍宝,一一变卖。
当黄金足数送达卖家手中,张伯驹捧回那卷画时,眼眶微红,潘素看着他,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们以家庭之力,挡文化流失之危。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两人又先后购得陆机《平复帖》、黄庭坚《诸上座帖》、李白《上阳台帖》等无数传世墨宝,皆不惜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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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些画,他们搬过数次家,简衣素食,生活极为拮据,却毫无怨言。
抗战爆发后,日寇南下,北平陷落,形势危急。
张伯驹被汪伪特务绑架,欲以其收藏为筹码勒索赎金。
得知消息后,潘素心如刀绞,但她没有慌乱,也没有动张伯驹最爱的那一箱箱画卷。
她四处奔走,借贷、卖画、变卖家具,终于凑齐赎金,救夫归来。
待张伯驹脱困回家,推门而入,看见那一卷卷熟悉的画作依旧安然陈列于藏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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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能将国家与爱人、信仰与情感,如此不动声色地平衡于心中,唯潘素能。
动荡之中,他们将这些国宝层层包裹,缝入棉被、藏于衣物,在河北、山东、安徽、河南辗转迁徙,最后落脚西安。
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这对夫妇并未沦为逐利的收藏者,而是以肉身之力守护着千年文明的火种。
新中国成立后,潘素与张伯驹毅然将苦心经营三十年的八件国宝,悉数无偿捐献给国家。
而在守护国宝之余,潘素从未放下画笔。
她钻研隋唐青绿山水技法,醉心于传统技艺的复兴,张伯驹总是陪她同行,从桂林的漓江到四川的峨眉,他们踏遍山河,为画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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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晚年仍坚持作画,作品被作为国礼,送给各国元首。
她成了“画坛第一美人”,却从未炫耀半分。
1992年4月16日,潘素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人们说,她这一生,前半生挣扎、后半生守护,她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女子之路。
但她自己却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三件事,识字、画画、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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