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丈夫结婚24年不圆房，丈夫死后守寡38年直到102岁才说出实情

那年她102岁，坐在澳大利亚阳光明亮的书房里，手里捧着一本自己写的回忆录。

她没有落泪，也没感慨万千，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和他，结婚24年，没有圆过房。”旁边的女儿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她记错了。

可她目光平静，说得很清楚。

这句话没人听过，她藏了整整62年。

她的名字叫高诵芬，出生在1918年的杭州高家，是当时真正的名门闺秀。

可这段没有夫妻之实的婚姻，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决定一样——不是她自己选的。

说起来，这事儿最早让人起疑的，不是那句惊人的自白，而是一本老相册。

照片里新娘穿着凤冠霞帔，身后是36只藤条箱的嫁妆，排成一排，连着院子外的石板路都铺满了。

有人说，那次婚礼，是1936年杭州城最热闹的一天。

可谁能想到，这样一场风光的婚礼，背后却是两个人长期无声的尴尬。

更让人费解的是，她丈夫徐定戡并非冷漠无情，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两人一起熬过抗战、逃难、回杭州、再迁海外。

他说话温和，待人有礼，亲戚朋友都觉得他们是“模范夫妻”。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这事儿得从婚前说起。

高诵芬11岁那年，父亲高湘就替她订了亲。

男方是杭州金洞桥那边徐家的外甥，家世相当。

两家人早就有生意来往，这门亲事，是典型的“长辈定的”。

她没说不，也没问为什么。

那时候的女孩，大多数都不问。

她从小读私塾，学的都是《女诫》《弟子规》那一套。

她母亲常说：“高家女儿，不能让人笑话。”

嫁妆是从订婚那天就开始准备的。

红木大橱、铜锡餐具、刺绣被面、江西定制瓷器，还有那16000包桂花糖——用六种颜色分别象征六福临门。

每一块糖都是她母亲亲自试过口味才点头的。

婚礼那天，杭州几乎半个城的人都来看了。

新郎说得上文弱，个子瘦高，说话慢条斯理。

有人私下说他身体不太好，也有人说他性子太安静，不像个“男人样”。

不过那会儿谁会在意这些？婚礼办得体面，亲戚都满意，女方听话，男方斯文，这就够了。

可就是从那天起，两人住在一起，却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夫妻。

没人问。

也没人敢问。

高诵芬也从没主动提过。

她每天起早照顾家人，打理家务，做得一丝不苟。

她的丈夫一开始还试图亲近，可后来也不再尝试。

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张被压住四角的纸，动也不动，撕也撕不开。

抗战爆发后，他们举家去了上海。

那时候物资紧张，房子挤，生活过得很艰难。

她开始亲自缝衣做饭，白天排队买米，晚上还要哄孩子睡觉。

她再不是那个坐在红木镜台前描眉画唇的千金小姐，而是一个要省着用米油盐过日子的母亲。

她从没抱怨过什么。

只是有一天，丈夫对她说：“对不起，我可能不是个合格的丈夫。”她没回应，只是轻声说了句：“我知道。”

没人知道那句“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有猜测说，他可能有病，也可能早年经历过什么打击。

可高诵芬从来没说过一个字。

她不是那种会揭别人短的人。

一直到丈夫去世，她都守着这个秘密。

1960年代初，她丈夫病逝。

那时候她四十多岁，还有机会再婚。

但她拒绝了所有提议。

她说：“我不习惯了。”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了38年，从杭州搬到香港，后来又去了澳大利亚。

她没再穿过结婚时那套凤冠霞帔，也没再提过那场婚礼。

那些红木家具，有些送人了，有些在上海战乱时被毁。

嫁妆的藤条箱，最后只剩下一只，装着旧照片和剪报。

直到1994年，她开始动笔写书。

她说，不是为了出名，只是怕自己记不清了。

她的回忆录叫《山居杂忆》，写了整整一年，拿旧信件、照片、账本做参考，一点不肯含糊。

书里没什么高潮。

她写婚礼时的细节，写日本飞机轰炸杭州那天孩子吓哭，写她在上海法租界排队买布票，也写她丈夫在临终前握着她的手，说了一句“谢谢你”。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书的最后几页写道：“这段婚姻没有完整过。

但我没有恨他。

他尽了他的力。”

这本书1996年在澳洲小范围印刷，后来被带回国内，被一些研究近代女性史的学者注意到。

有人说她隐忍，也有人说她保守。

但查阅她留下的账册和信件能发现，她的生活安排井井有条，从不拖欠账单，也从不苛责佣人。

她身边的几个旧仆人，直到晚年还寄信来问候。

她丈夫去世后，她从没在公开场合提起过他的缺席。

只有在书里那句“没有完整过”，像一颗钉子，把几十年的沉默牢牢钉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