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在台湾牺牲之后，继女阿菊为何不去收尸？原来阿菊有难言苦衷

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一带阴云低垂。

简陋的刑场上，四个人被押到土坡前排成一行：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上校副官聂曦，还有一位身着旗袍的中年女性——中共地下党员、华东局派往台湾的特派员朱枫。

刺耳的口令声响起，枪声随之爆发，这位来自浙江镇海的女交通员身中数弹，当场牺牲，年仅四十多岁。

很多年以后，人们在回溯这起震动两岸的“吴石案”时，总会提到朱枫。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她奔赴台湾、完成那段惊心动魄的潜伏任务之前，她在家庭中的另一个身份——继母——同样改变了一个年轻女子的人生轨迹，也为自己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亲情伤口。

朱枫原名朱启英，学名贻荫，浙江镇海人，出身于殷实商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性格刚强，又有主见。读师范期间，她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对新思想、新观念接受得很快，老师后来给她取名“谌之”，意为光明磊落。

命运在她年轻时急转直下。

1927年前后，父亲出于家族现实考虑，把这位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儿，许配给比她大很多岁的同乡陈绶卿，还是以“小妾”的名义。陈绶卿是奉天兵工厂的大技师，早年丧妻，留下两子两女，其中小女儿陈莲芳，小名“阿菊”，那时只有七岁。

婚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陈家举家返回镇海避难。

不久陈绶卿病逝，一大家人生计顿失依靠。朱枫挺身而出，一边为家中操持、一边照料前妻留下的几个孩子。阿菊从童年起，就在她的照料下长大，对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继母十分亲近。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枫在救亡运动中接触到更多中共人士，开始有意识地向党的组织靠拢。她后来与中共党员朱晓光结婚，又生下自己的儿女，但对前夫遗下的子女，尤其是阿菊，她始终不离不弃，经常往来接济，安排学业。家庭的牵挂与民族的忧患，从此在她身上交织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局势急剧变化，出于安全和工作需要，朱枫改由组织统一安排，难以再像从前那样照看继女。阿菊则被家人托付给一位国民党官员家庭抚养，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教育。

随着国共对立加深，阿菊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国民党一边。成年后，她通过考试进入情报系统工作，后来嫁给情报人员王朴（又名王昌诚），王朴曾任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

1949年前后，大陆局势急转直下。阿菊随丈夫迁往台湾，在某情报部门任职。那时她并不知道，昔日对她关怀备至的“朱太太”，已经成为中共地下战线上的重要一员，更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与这位继母在同一座岛上、以截然不同的身份生活。

此时的朱枫，则辗转来到香港，在一家由中共华东局创办的贸易公司担任财务，同时负责接应来往内地与海外的交通任务。她时常惦记着远在异乡的阿菊，只能托在上海工作的另一继女陈宜捎信，打听阿菊的下落。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宜终于联系上了台湾的阿菊。阿菊回信说，自己已在台湾工作，还刚刚生下孩子，暂时无法出门，希望朱枫有机会能到台湾小住，看看外孙。朱枫收到来信，万万没有料到，这封亲情问候，正好与组织的需要重叠在一起。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胜利迈进，对台工作被提上日程。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正为一件事犯愁——如何为即将赴台的“密使一号”、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找到一位可靠、隐蔽、又经验丰富的交通员。

这位负责人得知朱枫收到了阿菊的邀信，眼前一亮：这个人选一直就在身边——她出身清楚、党性坚强，长期从事财务和交通工作，懂得如何在上层社会周旋，如今又有一个“探亲”的天然理由，可以堂堂正正踏上台湾的土地。

对朱枫来说，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就在不久之前，她刚给远在内地的丈夫和子女写信，说香港的工作即将结束，打算回家团聚，把寄养在外的孩子一并接回。新的任务意味着再一次离家，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牺牲。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她还是作出了选择。她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道：“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且放下，更重要的事要先去做。”随后，她使用“朱谌之”的本名，以探望“外孙”的名义，从香港登船北上，目的地是基隆港。

抵台之后，她顺理成章地住进了阿菊家里。阿菊只知道多年前照顾自己成长的“朱太太”来了，对她热情周到，却完全没意识到，家中客厅的一角，已经成了一条隐秘情报线的起点。

按照组织安排，朱枫在台湾有“两条线、两个人”：一条是与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联系，一条是与吴石的单线秘密接触。她不能让两条线交叉，只能分别与二人单独联络。

她先以“陈太太”的身份，找到台北一家“三荣行”南北货店，说是香港“刘老板”托她给“老郑”带信。通过这家小店，她很快与公开身份为商人的蔡孝乾接上了头。

蔡孝乾提醒她，近期台情势紧张，已经有不少同志被捕，要她格外小心。

随后，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朱枫又悄然拜会了此行最关键的联络对象——吴石中将。这位国防部参谋高层早已与中共秘密接触，他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大量核心军事情报。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下午，身穿素雅旗袍、手提礼品的“陈太太”，会按时出现在吴石寓所附近。

情报交接后，她再通过蔡孝乾安排，将情报送到基隆港，由负责运输的“安福号”轮船上的我方情报员秘密带回上海，转交华东局和总参谋部。短短数月间，这条由“继母探亲”掩护的通道，为大陆方面掌握台湾防务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转折发生在1950年年初。省工委干部陈泽民因其他案件暴露，被保密局逮捕。随后的审讯中，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也落入敌手。短短几天内，这位资深地下党员在严刑利诱下彻底变节，交出了掌握的大批组织关系和联络线，牵连出在台的数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更为致命的是，特务从蔡孝乾身上搜出了一张十元台币，上面写着两组电话号码，其中一组正是王朴家的。当特务冲到阿菊家时，朱枫已先一步离开，但王朴却被扣押审查，关押了数月。

在大陆方面尚不知情的情况下，吴石已经觉察到危险。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份前往舟山群岛的特别通行证，让她搭乘军机飞赴尚在国军控制下的定海，计划趁机乘船返回上海。

那时，舟山群岛前线紧张，国共两军隔海对峙，国民党当局在岛上布下了密集的保密局网点。朱枫几经辗转，住进沈家门医院，以病人身份隐蔽下来，希望等待一次安全的海上机会。

然而长期停留终究引起注意。以“缉共”著称的特务头目沈之岳发现了这位身份可疑的“病人”。1950年2月18日，特务们突然包围医院，将朱枫逮捕。根据吴石签发通行证的存根和其他线索，吴石也随即被捕，整个“密使一号”情报链条就此暴露。

被押上岸的那个夜晚，朱枫心里很清楚，蔡孝乾和吴石大概已经遭遇不测。她独自躺在冰冷的牢房里，悄悄从衣服夹层中取出一只金手镯，折成几段，分次吞下，企图以“吞金”自尽，以保护尚未暴露的情报内容。

特务们发现时，她已腹痛难忍，蜷缩在地。看守不敢让重要“要犯”就此死去，连夜把她送往医院，用强烈泻药反复灌服，硬生生把金屑逼出体外。朱枫从鬼门关被硬拉了回来，等待她的，是更加残酷的审讯。

保密局档案后来这样形容她：“被捕瞬间即吞金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有准备；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其纪律与精神，诚为可畏。”这是敌人对她不得不作出的评价。凤凰卫视

在岛内外的抓捕行动中，蔡孝乾陆续供出吴石、朱枫等人。吴石遭受酷刑，却始终没有交待更多细节，只承认已泄露的部分情报。最终，在蒋介石亲自批示下，军法机关对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作出死刑判决。1950年6月10日，四人被押赴马场町刑场，生命定格在那一刻。

朱枫牺牲后，她在台湾唯一的近亲，就是继女阿菊。阿菊得知消息后，悲痛难抑，曾向军法机关提出，希望能为“朱谌之”收尸、领取遗物。对方起初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最终，阿菊并没有出现在停尸间。朱枫的遗体由“卫生部门”火化，骨灰被统一存放，无人认领。

多年以后，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回忆说，她并没有责怪阿菊：“那样的年代，他们夫妇承受的政治压力也很大。”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一名情报人员再去认领一位“共谍”的遗体，其后果不难想见。

事实上，王朴因为“朱枫案”被关押审讯了几个月，虽被证明与案件无直接关系，仍成了长期被监视的对象。阿菊与丈夫的仕途、生活，从此都被这一案件笼罩。

2005年，台湾作家徐宗懋曾辗转找到阿菊，希望转达朱晓枫的问候。面对“妹妹”二字，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立刻激动起来，说出一句“我没有妹妹”；当谈到朱枫时，她又快速撇清：“她是共产党，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家都是国民党。”

这些反应，听起来冷硬疏离，却清楚地显示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那不仅是对过去政治环境的恐惧，也是对自己命运一再被卷入风波的恐惧。即便几十年过去，岛内形势早已改变，她仍不敢松口承认那一段亲情。

同年冬天，在亲属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这盒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骨灰，从台湾启程，经香港转往大陆，最终安葬在朱枫的家乡镇海。寓意“无名英雄”的纪念碑前，人们终于可以叫出她的名字，讲述她的故事。

她未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也没能再见到丈夫和儿女，更无法与昔日牵着自己衣角、喊她“朱妈妈”的阿菊好好告别。但从马场町到镇海，从密写的情报到静静安放的骨灰盒，这位隐蔽战线的女战士，用自己的生命，把“家”与“国”永久地连在了一起。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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