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在华CSR的多维实践 |《2025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来源：第一财经

引言

企业责任意识的起点并不单一。它可能来自董事会的战略决策，也可能源于管理制度在本地的自然落地，而一个个突发的、被舆论放大的事件，则往往成为最直接、最具推动力的触发点，让企业不得不在现实压力下作出回应。

上世纪90年代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社会责任实践的重要转折点。外资规模急速增长、生产规模快速扩张、投资领域不断拓展，而企业管理方式尚未完全适配本土劳动和社区结构。一些企业第一次面对公众目光——不是因为市场表现，而是因为管理缺口。珠三角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厂因工作时长、住宿条件及安全管理问题，引发员工集体性请愿；随后数起火灾与排污事件被地方媒体关注，地方政府介入，企业不得不补建安全制度、重新理解“管理之外的责任”。这些事件没有被正式记录为“CSR的起点”，却让企业意识到，在中国运营不能只依赖产能和外部规制，还必须回应不断演化的社会期待。

正是在这一阶段，全球供应链的外部压力开始进入中国——品牌方、行业协会和国际NGO的标准体系逐渐落地。1995年国际玩具业协会（ICTI）发布《玩具行业行为准则》，1999年公平劳工协会（FLA）成立，跨国品牌开始对海外供应商实施社会合规审计，劳工、环境与安全条款被写入采购体系。审计员首次走进中国的工厂、宿舍与废水排放口，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抽象的“总部理念”，成为必须落实的行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外资企业的角色从制造合作方转向价值共创者。它们带来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也逐渐成为责任治理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政府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推动绿色发展与“双碳”目标，使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制度基础更加透明、稳定，也进一步明确了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边界。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仍保持韧性，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3万余家，同比增长11.7%，实际使用外资4232.3亿元。

当下，全球CSR语言体系与中国本土发展议题相遇，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逐渐呈现“双重嵌入”的特征：既要遵循SDGs、GRI等国际规范，又要回应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绿色低碳等中国特色目标，理解中国发展语境。这也是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挑战所在。文化认知差异、快节奏演进的政策，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期待，使得外资企业需要回答一个越来越核心的问题：如何在中国真正实现“责任的本地化”？公众希望看到的，不仅是制度性的遵从，更是企业在乡村、社区与产业链中的情感连接与长期投入。

理解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发展轨迹及特征，对构建全球责任共识和本土实践相结合的CSR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当国际标准不断迭代、本土期待日益清晰，外资企业如何在中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责任表达方式？当企业从市场进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区块，它将面对怎样的挑战，又可能建立何种新的共生路径？

第一财经研究院撰写发布《2025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从市场到企业文化的本土生长》，本文摘自报告第七章案例分析。

正文

外资企业的CSR实践是嵌入式的：既受中国制度环境、文化语境与政策导向的影响，又要回应跨国母公司的全球责任规范和投资者预期。换言之，外资企业在华社会责任的形成，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与跨制度的协商过程。

本章聚焦具有代表性的在华外资企业，通过系统梳理社会责任战略、运营治理机制及本土化实践路径，展现外资企业如何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应对制度变化，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并逐步实现由责任执行向价值共建的转型，分析外资企业如何在中国“再定义责任”。这些案例既有被广泛认可的成功模式，也包括典型的争议事件。它们展示出的是外资企业在面对本地社会期望与全球治理逻辑时的抉择路径。

本章的研究逻辑遵循以下三个层次：

企业层面（Micro实施主体与内生逻辑）：分析外资企业在华CSR的组织机制与战略逻辑；

制度层面（Meso外部环境与互动机制）：探讨地方政策、行业特性与社会舆论的互动影响；

系统层面（Macro价值产出与宏观贡献）：评估外资CSR实践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本地ESG标准、共同富裕战略）的贡献。

一、西门子：在华可持续发展路径与产业共创模式

1.中国可持续价值共建

西门子（Siemens AG）是一家专注于工业、基础设施、交通和医疗领域的科技公司。自1872年正式进入中国，在超过1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及产品为支撑，西门子持续参与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已经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及产业发展深度嵌合的运营格局，致力于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是西门子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公司在华构建了由20个研发中心、24个生产制造基地、20多个数字化创新赋能中心组成的生态体系，覆盖超5万家客户和近万家供应商。在“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西门子开始将自身责任实践与中国的发展目标深度协同，以数字化和低碳化“双轮驱动”，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加速度。可持续发展是西门子不可或缺的业务组成部分，已经根植于公司的DNA。2022年，在进入中国市场150周年之际，西门子中国推出“1.5.0”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全球DEGREE框架为“1个”战略指引，明确“5个”战略支柱，聚焦“零碳”，以“零碳先锋计划”作为战略重点：

1—全球DEGREE框架：也就是去碳化(Decarbonization)、道德规范(Ethics)、治理(Governance)、资源效率(Resource efficiency)、平等(Equity)、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

5—中国区五大战略支柱：驱动自身运营可持续；加速发展可持续业务；赋能于人，践行多元、平等、包容；联动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建可持续生态。

0—零碳先锋计划（Zero Carbon Pioneer）：在自身运营、供应链协同和客户赋能三个维度加速履行减碳责任，以数字化创新和跨领域知识与经验，携手各方伙伴共创全价值链绿色生态，打造端到端零碳产业链，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

西门子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助力供应链减碳，计划到2030年帮助西门子全球供应链减碳20%，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在中国支持超过1000家供应商加速减碳。二是推进自身运营减碳，目标到2030年全球自身运营（范围1和2）减碳90%，在中国将主要工厂打造为国家级绿色工厂，持续通过节能、精益和数字化生产以及生态设计推动减碳工作。三是赋能客户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90%以上业务助力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累计帮助客户减少排放超10亿吨，在中国支持超过5万家企业（包括上万家中小企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与多数传统外资企业直接移植全球CSR/ESG模型不同，西门子采取“协同式价值共建”路径。在符合全球标准的基础上，将责任议题融入创新、技术和供应链合作机制，既满足国际要求，也服务于中国产业升级。

2.绿色创新与数字化转型

西门子在中国推动的绿色创新，通过数字化、智能制造及能源管理技术，将碳排放、能效与资源管理参数直接嵌入生产流程与系统算法之中。可持续发展不再作为附加要求，而被视作制造效率提升与技术升级的内在结果，逐步转化为企业运营和客户价值创造的核心逻辑。

西门子成都数字化工厂是典型案例——凭借建立全面的数字能源系统，应用数字孪生、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采用先进的产品绿色设计理念，2019财年到2025财年，实现产值增长73%的同时能效提升20%，成为全球17家“可持续灯塔工厂”之一。南京数字化工厂也是融合现实与数字世界的例证，是西门子首座“从数字孪生设计两次建造”的原生数字化工厂，总建设周期缩短约三分之一，并于规划阶段将碳排放作为设计核心因素。现在，该工厂每年可减少3300吨二氧化碳当量（CO₂e）排放，相当于慕尼黑往返纽约约400趟航班。

在产品生态设计方面，西门子在2024年推出EcoTech声明，帮助客户全面了解西门子产品的环境性能。截至2025财年，超过50000种西门子产品也因在可持续材料、优化使用、价值回收与循环利用三个维度上表现优于市场标准或前代产品而获得西门子EcoTech声明。在中国，西门子有4款产品入选工信部“绿色设计产品名单”。

西门子90%以上的业务都在助力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截至2025年，西门子在中国助力数十个行业的上万家客户节能增效，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2024财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4财年西门子销售的创新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将帮助客户实现约1.44亿吨温室气体“避免排放”，远超公司该财年整个价值链产生的1.21亿吨排放量（涵盖范围1、2和3排放）。这进一步展现了西门子通过技术驱动，有效管理着自身足迹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并积极推动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西门子依托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为多个工业企业和园区建立“能耗可视化+排放监测”系统，使碳排放管理工作从年度核算转变为运行调度参数，以能耗基线方式嵌入调配模型。西门子Smart ECX智慧能碳管理平台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宁波爱诗工厂借助Smart ECX平台，优化能源分配，应用数字化技术支持运营管理，预计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0余吨，数字化管理将运营效率提升了30%；洛克美森（济南）零碳智慧工厂综合使用西门子MGMS、Smart ECX和SCX软件平台，实现可再生能源的100%碳抵消，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00吨。

3.产业链协同与供应商赋能

自西门子于2021年推出“DEGREE”可持续发展框架以来，公司供应链管理部门根据该框架不断完善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管理实践，明确“可持续发展合规保障”和“可持续发展表现”两大战略方向。截至2025年，西门子在中国帮助超过500家供应商加速减碳，覆盖西门子在华所有供应商碳排放的八成以上。西门子已将低碳相关指标纳入重点项目采购决策流程，并建立覆盖近7000家供应商的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CWA），为供应商提供碳排放的透明度，挖掘其减碳潜力。超500家供应商通过CWA获取减碳建议，量化减碳措施并追踪减碳进展。

在供应链协同方面，西门子以自身生产端为验证场景，通过数字化工具和碳数据平台向产业链扩展技术标准。依托西碳迹，西门子南京数字化工厂实现了四款伺服电机的产品碳足迹透明化，精准计算与追踪产品在上游供应商和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数据，并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加密信任网络，仅传递与排放量相关的参数，而不暴露生产配方或设备细节。由此实现供应链端协同优化，企业可在不泄露敏感信息的前提下调整材料选择或工艺参数，使产品碳排放在设计环节即得到优化。

在应对全球绿色贸易政策方面，西门子通过智能碳足迹管理和绿色出海生态解决方案，帮助供应链企业建立面向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新电池法》要求的数据体系。碳排放核算被分解至材料输入、设备运行与物流环节，数据可直接用于欧盟标准申报。当前系统支持ISO标准（ISO 14040/14067）到中国GB 24067标准的参数自动适配，使企业在出口申报时无需重复核算，降低操作成本。该技术路径直接回应了制造企业在绿色贸易政策变化中的现实压力，也为中国本土企业构建面向全球市场的碳数据体系提供了实践依据。

与此同时，西门子通过产业共创推动本地制造业循环化转型。北辰循环与西门子开展了深度合作，融合正向制造与资源循环利用逻辑，打造资源回收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借助西门子数字孪生、边缘计算技术，实现退役动力电池回收碳足迹精准追溯，助力产品出海；通过能碳魔盒一体化套件，使工厂单产线能耗成本与碳排放平均降低10%以上，提升经济效益与竞争力；AI视觉方案与工易魔方协同，实现电路板高值元器件精准拆解，筑牢绿色回收基础。

对于多数制造企业而言，相比在ESG评级要求下被动补充数据，更具价值的是掌握数据背后的行动逻辑，西门子在这一转变中扮演先行者、践行者与赋能者的角色，使其责任实践具备方法论输出能力。

4.社会层面的责任协同与政策对话

西门子并未将社会责任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公益拓展”或企业额外投入，而是将自身技术能力、产业影响力与社会治理目标进行系统化对接，使责任实践从项目型行动转向治理型参与。

在人才培养方面，西门子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推动本地科研生态的建设。2022年11月，“携手关爱——西门子中国公益计划”正式启动。西门子持续发挥技术优势，继续着力于技术推广、教育推广和社会发展三大领域，开展包含知识与经验分享、技术援助和资金捐赠等形式的公益行动，助力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这一公益计划下，截至2025年6月，西门子与30余所中国职业教育院校合作，向其开放“数字未来教育计划”线上课程。课程已经使超过15000名教师、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受益。另外，西门子爱绿教育计划是西门子在中国长期开展的教育推广项目。通过支持中国高校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将环保科技理念融入乡村振兴发展。自2018年，项目已经支持近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使20万乡村学生、教师和村民受益。

在城市与政策层协作方面，西门子不再停留于政策出台后的被动响应，而是主动参与并推动标准的建设，例如，西门子严格按照SBTi标准制定了基于自身DEGREE体系的减碳治理路线图，同时将经验总结，发布零碳智慧园区白皮书，并成为零碳园区/工厂标准的主要参编单位。

在绿色出海与国际贸易合规方面，西门子联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发布《“碳”索之路——企业绿色出海深度洞察报告（2025—2026）》，系统梳理了产品绿色升级、产能全球化、现代服务业创新三大绿色出海路径，并深入探讨AI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依托西门子Xcelerator平台，西门子正联合生态伙伴打造一系列AI驱动的创新实践，涵盖CBAM合规工具箱、循环经济模式、绿色服务认证等，助力中国企业在全球绿色贸易新格局中构建差异化优势。

5.小结

西门子以技术驱动为基石，管理赋能为支撑，生态共生为纽带打造可持续发展企业，形成可落地、可推广的完整路径。

技术驱动：技术驱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核心，西门子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全价值链绿色转型，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诸多实际场景，从可持续的产品到可持续的运营，包括楼宇、工厂以及生产等，加速绿色转型，有效降低碳排放.

管理赋能：以西门子DEGREE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导向，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全面推进自身可持续发展，同时助力客户实现“避免排放”，并达成全价值链净零目标。

生态共生：西门子推动整个行业生态朝着更加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秉持开放协同理念，携手政府、行业平台及本土企业等生态伙伴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构建绿色生态圈，研发创新绿色技术，共塑可持续未来。

二、雀巢：中国农业可持续转型的系统实验

1.从“优质食品”到创造系统价值

雀巢的全球战略定位围绕“优质食品，美好生活”展开，并在近年进一步明确“营养、健康和幸福生活”作为核心发展方向。企业通过“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理念，将社会责任与业务增长逻辑相融合，作为支持产品创新、市场拓展和供应链韧性的内在驱动力。在2024年度报告中，雀巢提出推动从“减少环境影响”迈向“创造生态价值”，并将净零碳排放、再生农业和营养普惠列为长期战略重点。这一定位变化表明，可持续发展已从企业合规端走向经营逻辑前端，成为业务模型的一部分。

在中国市场，雀巢的定位呈现出从消费端驱动向价值链协同型推动的趋势。2024年雀巢在中国的销售额约为54亿瑞士法郎，约占集团总收入的5.9%，虽然在规模上并非集团最大市场，但实际内部增长率高达4.3%，优于全球业务增速，反映出消费端的韧性。在战略管理方面，企业于2024年宣布将大中华区重新并入亚洲、大洋洲和非洲（AOA）大区管理体系。雀巢在华业务已将营养创新、本地供应链深度参与和可持续农业实践纳入，逐步形成“从农场到餐桌”的系统参与角色：通过参与农业端源头改善、供应链结构优化和营养解决方案创新，推动从消费产品供应转向产业体系共建。

2.再生农业与源头转型

在全球战略层面，公司提出通过再生农业实现长期碳中和路径，并设定“2030年50%核心原材料来自再生农业”的目标。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已较2018年减少20.38%，提前一年达成阶段性减排目标。在农业端改进管理方式实现减排，使生态改善与商业效率形成正向循环。

在中国市场，雀巢围绕咖啡和乳业两项核心原料建立再生农业示范模式。在云南咖啡产区，企业推动在种植区引入荫蔽树（如芒果、菠萝蜜）调节林地微气候，禁止使用除草剂，并将咖啡鲜果皮回收用于有机堆肥改善土壤结构，同时在加工环节减少用水。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树体适应性与抗风险能力，也使部分咖农实现增产增收，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碳汇能力提升—农户收益改善—供应链稳定性增强”的共赢结构。

在乳业端，企业以黑龙江双城奶牛养殖培训中心为核心，推动粪污干湿分离、沼气循环利用、精准饲喂与数字化健康监测等技术实践，改善牧场资源配置效率，并降低排放风险。该中心已成为区域乳品生产标准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通过培训方式推动农户转向现代牧场管理模式，在减排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经营能力。

雀巢在再生农业领域的实践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责任从中下游合规控制上移至上游生产体系优化，形成“由源头减少排放”的减碳路径；二是企业以技术赋能与合作机制取代单向采购，将农户纳入“生态—收益共同体”，增强农业端可持续能力。

3.供应链治理与农户赋能

相比于以往依托采购制度推动供应链合规管理，雀巢在中国的责任实践呈现出从“标准导向型治理”向“合作共建型赋能”的转型。企业通过建立负责任采购体系和农业技术支持机制，将传统供应商管理模式升级为价值链协同机制，使农户由被动接受审核转向主动参与标准提升过程。这一路径体现了跨国企业在华社会责任实践从“遵守规则”向“共同制定和推进标准”的演化趋势。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雀巢制定《负责任采购核心要求》，覆盖咖啡、奶、棕榈油、可可等14类重点原料，明确环境保护、劳动权益和公平交易等要求。2024年，已有44.5%的重点原材料符合该框架标准，部分原料实现可追溯性，为供应链稳定性奠定基础。在云南咖啡项目中，企业不仅提出原料采购要求，还通过咖啡中心提供种植技术培训、国际标准检测与品质评估服务，帮助农户掌握可持续种植方法，并通过规范化检测进入更高价值市场。这种模式将农民从生产环节参与者转变为供应链质量共创者，有助于增强种植区的市场议价能力。

在乳业领域，雀巢依托黑龙江双城奶牛养殖培训中心构建“技术—标准—运营”协同机制，向农户提供科学饲喂、牧场管理和健康监测的系统培训，支持其向规模化、现代化模式转型。企业在采购前端即介入农户经营能力建设，降低供应链系统性风险。这种方式由单向交易关系转向能力协同型合作，使农户的持续经营能力成为企业供应链韧性的组成部分。

与跨国企业通常通过审核机制管理供应方的传统责任方式不同，雀巢更强调通过“能力提升”促进“标准升级”，通过赋能实现供应链整体质量提升。这一治理方式体现了从“供应链风险防控”到“价值链协同升级”的责任策略转变，在外资企业中具有一定引领性，也为如何在农业领域构建多方参与的可持续合作模式提供了参考。

4.营养普惠与社区共创

在中国市场，雀巢的责任实践逐步从产品供应链管理向社会需求侧延展，形成围绕“营养可获得性、健康促进与社区赋能”的第三层责任路径。在这一维度上，企业强调通过改善营养结构、支持弱势人群、推动乡村教育与人才培养，使社会价值创造不再依赖单点公益投入，而是与商业场景协同推进。这种方式体现出食品与营养企业在解决公共健康问题方面的固有责任特征，也与再生农业（路径一）和供应链治理（路径二）共同构成从源头到消费端的价值链式实践体系。

在营养普惠方面，雀巢以可负担营养产品作为推动健康公平的重要载体。2024年，企业提供1320亿份强化微量营养素可负担产品，支持低收入家庭、儿童和老年群体在成本可接受的范围内获取基础营养。美极Rindecarne蛋白质产品在中国市场面向大众消费群体推出，旨在提升基础膳食质量。同时，企业围绕婴幼儿和老龄群体健康需求开发惠及广泛人群的营养方案，在中国市场推广的雀巢怡养中老年奶粉（低GI、添加益生菌）以及惠氏启赋系列婴幼儿产品，均体现企业将健康定位嵌入产品功能属性，通过产品升级回应结构性人口变化带来的营养管理挑战。

在社区共创维度，企业通过教育与乡村合作项目实现价值共享。例如，雀巢旗下的太太乐品牌实施“爱心厨房”行动，通过“厨艺空中课堂”在上海、四川、云南等地支持儿童开展营养教育与情感成长，获得“2024年度公益特别贡献奖”。该项目与食品企业的产品主业形成联动，以营养知识传播、烹饪技能培养等方式参与当地社会问题解决，体现责任与业务能力的协同输出。此外，企业在云南咖啡及东北乳业区域推动农业人才培训和乡村能力建设，虽源于供应链需求，但已形成社区参与型发展路径，企业从单纯采购方转向乡村产业推动者。

5.小结

雀巢在华责任实践呈现出由产品供应向价值链协同发展的结构性演进，在农业源头与营养体系两个关键板块形成“点状深耕、纵向延展”的责任模式。

雀巢由传统食品制造商转向“营养与生态系统共建者”，企业将可持续理念嵌入业务模型，通过再生农业、产品健康升级和成本效率提升推动经营质量改善。责任路径由合规型履责转向合作型赋能机制，呈现供应链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之间的联动。在云南咖啡和东北奶业示范项目中，企业通过标准导入与技术协作方式，与本地农业生产者形成长期协同关系，部分实践纳入地方农业管理和乡村振兴议题，推动公共营养提升、农村人才培养与可持续农业重塑。

三、宝洁：循环包装的可持续创新实践

1.满足利益相关方需求的企业公民

从2025财年年报与2024财年企业公民责任报告来看，宝洁逐步将企业公民责任从运营环节向企业增长逻辑延展。报告明确提出，责任议题与创新、生产力提升和价值创造相互关联，公司增长“建立在满足利益相关方需求和负责任经营基础之上”。这一表述显示，环境与社会议题已不再被视为成本投入，而是构成长期竞争优势的一部分。

在全球战略结构中，宝洁以“道德与企业责任、社区影响、平等与包容、环境可持续性”四大公民责任领域为治理框架，并将其与“整合增长策略（Integrated Growth Strategy）”进行对应，体现责任目标与业务逻辑的并行发展。在此体系中，“Ambition 2030”是关键战略节点，提出截至2030年实现全球100%包装可回收或可重复使用、原生塑料使用量较2017年减少50%。该目标与中国推动绿色供应链管理、包装减量和循环经济等政策导向具有高度一致性，为企业在华战略落地提供了方向性支撑。

近年，循环包装正从成本项转变为企业产品策略与品牌体验的一部分。与气候、水资源等议题相比，包装更直接作用于消费者，对产品交付、运输环节及渠道运营产生多维影响。尤其在中国市场，线上渠道渗透率高、运输包装使用频次大，且相关政策推进较快，包装成为企业探索责任创新的优先领域。本案例以“循环包装”为分析切口，旨在观察宝洁如何通过包装设计与供应链协同，将环境责任从运营属性转化为产品价值与系统创新机制，并反映外资企业在华责任从管理型履责向协同型价值创造阶段的演进趋势。

2.从运营减排到消费行为引导，再到行业共创

宝洁在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实践显示，责任贡献已从运营端改善扩展至消费者行为重塑以及行业协同治理层面，并逐步形成以生产效率、消费选择和生态合作为核心的价值链拓展路径。

运营端：以科学目标为基线的效率提升与风险管控。在运营层面，宝洁通过围绕“气候减排、废弃物管理、水资源效率提升和自然保护”四大支柱设定科学目标，并与制造基地管理体系对接。例如，以2010年为基准推进Scope 1&2温室气体排放削减，2024财年已实现60%的减排，接近2030年65%目标；制造环节持续达到“零废弃物填埋”，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率达到99.6%；单位产量用水效率较2010年提升26%，并通过水资源回收（2024年达到34.9 亿升）缓解水风险。这些成效虽主要产生于内部体系，但实质上反映运营能力正向环境管理能力转化，使责任成为工厂运营韧性与成本控制的共同要素。相比西门子通过数字化系统提高能源效率，宝洁以制造工艺优化与材料循环管理实现“责任嵌入式运营效能”。

消费端：使责任成为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宝洁将环境责任直接内置于产品和使用方式之中，通过技术设计影响消费者行为。例如，“Tide Cold Certified”项目通过与家电品牌合作推动冷水洗衣模式，使消费者在不改变操作习惯的情况下减少清洗过程的碳排放；“#SwitchtoShort”活动推广洗碗机短周期清洗，与专用配方结合，平均减少33%使用环节碳足迹。可持续包装创新亦以“设计即决策导向”为原则，将材料可回收性、开箱体验与运输稳定性结合，引导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形成低废弃、低能源使用的偏好。

行业端：推动责任从企业个体迈向系统模式。在行业合作层面，宝洁不局限于内部能力提升，通过推动标准制定和技术分享实现责任溢出。例如，作为中国“CPI气候创新行动”成员推动“黄金设计原则”在快消品行业应用；联合零售企业制定包装4R原则，并开展“软塑新生”项目，覆盖39个城市、推动软塑包装回收路径形成。这些举措显示，企业不再单向执行责任指标，而是通过技术开放、实践资源共享推动产业链协同提升。

3.责任即产品，社会影响即品牌资本

宝洁在可持续包装实践中强调责任与产品竞争力的协同，表现为“产品体验与环境影响优化同向推进”的特征。针对中国市场电商渠道包装过载问题，公司以“鲁班锁式结构”“可回收高强空气胶囊”等方案，使产品外包装直接具备运输功能，实现“产品即包装、包装即运输介质”，在减少二次包装及破损率的同时，部分产品在试点阶段还提升了用户开箱体验。在这种由包装设计向供应链适配过渡的路径中，责任已转化为设计逻辑。

企业在高端护肤系列中采用“非炭黑可识别深色材料”，在维持品牌定位的前提下，以材料创新解决识别障碍。宝洁责任实践不以牺牲品牌力为代价，而是通过技术优化实现“功能—审美—责任”三重耦合，使环保设计成为品牌价值呈现方式而非限制条件。

循环包装最初属于废弃物管理议题，传统处理方式聚焦材料替代或工厂减废。然而在宝洁的案例中，该议题被重新定位为连接产品功能、用户体验、供应链效率与产业协作的“责任接口”。企业通过结构性优化、材料创新与运输逻辑重构，使包装成为推动消费者行为改变和供应链协同的前端驱动器。

4.小结

宝洁的案例显示，循环包装从单一“废弃物管理议题”演进为责任型创新的结构性切口，价值实现呈现出由Micro（运营效能提升）→ Meso（消费方式转变）→ Macro（系统外溢）的递进路径。在企业层面，宝洁将责任从合规管理内嵌至产品设计逻辑，使可持续属性成为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在制度互动层面，通过技术创新重塑消费者使用行为，不依赖意愿激励而通过场景设计驱动减排；在系统层面，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与供应链共创，由责任执行主体转向责任影响主体，推动从企业内生减量向行业循环机制构建延展。

四、赢创：以“下一代战略”驱动化学行业可持续转型

1.企业定位：全球特种化学龙头的可持续发展坐标系

赢创作为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学品公司，2024年实现销售额151.57亿欧元，业务覆盖53个国家、198个站点，在特种添加剂、营养与护理、智能材料等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其中，绿色轮胎用二氧化硅、动物营养用蛋氨酸、高性能聚合物等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均超25%，稳居细分领域第一梯队。

从对全球市场的贡献来看，赢创的可持续业务“下一代解决方案”已成为增长核心：2024年该业务销售额占比45%，贡献收入超68亿欧元，较2021年提升12个百分点；其中，欧洲市场（占全球销售额41%）是可持续业务的主要阵地，德国马尔、比利时安特卫普等基地的低碳产品产能利用率超90%；北美市场（占比27%）则聚焦生物基材料与循环经济技术，如美国莫比尔基地的“反向整合”项目（自产甲硫醇）可使Scope 3排放减少12%。

中国是赢创全球重要市场之一（2024年销售额占比19%），也是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落地场景。基于中国“双碳”目标与化工行业转型需求，赢创将中国定位为“可持续技术应用与创新的试验田”，形成三大核心方向：

（1）绿色生产基地建设：在上海、南京、广州等12个生产基地中，8个已实现100% 使用绿色电力（通过采购中国绿电证书与分布式光伏），南京基地的蛋氨酸生产线通过工艺优化，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较2021年下降18%，成为赢创全球低碳生产的标杆；

（2）本土化可持续产品开发：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行业，推出定制化解决方案——如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供应的锂电池用金属氧化物，可提升电池能量密度10%并降低回收难度；为复星医药、恒瑞医药提供的生物制药用辅料，实现“零溶剂残留”，符合中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最新要求；

（3）产业链协同转型：作为“中国石化联合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赢创联合万华化学、恒逸石化等企业推进“化工园区循环经济”项目，在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废酸再生—蒸汽共享—废水协同处理”，2024年帮助园区整体减少固废排放2.3万吨、节水150万立方米。

2.以“下一代解决方案”重构产品价值，从“减碳”到“创碳价值”

赢创建立了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分析体系，从“市场信号（如法规变化与客户偏好）”“环境影响（包括碳足迹与资源消耗）”以及“社会价值（如安全性、循环性）”三大维度对产品进行系统评估，并据此将其划分为“领导者（A++）”“驱动者（A+）”“执行者（B）”“转型者（C-）”和“挑战者（C--）”五个等级。只有在推动市场绿色转型和具备显著减排效果方面表现突出的A++和A+类产品，才被纳入“下一代解决方案”组合。2024年，该体系已覆盖532个“产品—应用—区域”组合（PARCs），实现定量分析与战略筛选相结合，使可持续性成为产品组合管理和商业决策的核心依据，而非报告层面的附属指标。

这一体系带来的结构性成果已开始在关键细分领域落地。以生物表面活性剂为例，赢创于2024年在斯洛伐克建成全球首座工业级鼠李糖脂生产基地，通过以玉米为原料，采用发酵工艺替代石化路径，实现较传统表面活性剂生产减排65%，并实现100%生物降解，现已应用于联合利华和上海家化的高端清洁产品中，助其碳足迹降低约20%。另一代表性产品——气体分离膜已用于中国“西气东输”沿线生物天然气项目，可将甲烷纯度提升至99.9%，每年累计减排二氧化碳超80万吨，并正在向氢能方向拓展（计划2026年实现商业化），为中国“绿氢走廊”建设提供材料支撑。这一“从实验室到产业链再到能源系统”的案例表明，赢创正通过“下一代解决方案”推动从产品创新到行业低碳转型的价值链式跃迁。

3.以“下一代技术”革新生产体系，打造“零碳工厂”标杆

针对化工行业普遍面临的“高能耗、高排放”挑战，赢创依托“下一代技术”推动生产体系变革，从能源结构优化、工艺流程革新及资源再利用三大维度实现系统性重塑。企业计划于2022—2030年间投资7亿欧元，以将Scope 1&2排放在2030年较2021年下降25%为目标。其中，在能源端，其战略路径呈现出“从化石依赖向绿电与绿热全面迁移”的趋势。2024年，赢创关闭德国马尔基地最后一座煤电设施，标志其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煤炭能源退出，预计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万吨。通过长期电力采购协议（PPA），其在欧洲部署海上风电，在中国布局陆上风电，2024年全球外购绿色电力占比已达47%，计划在2030年实现100%绿电覆盖。同时，公司通过参与比利时“Ecluse项目”和中国南京“光伏+储能+电锅炉”系统测试，为工业热能脱碳提供可复制方案，后者预计可减少2000吨标准煤消耗，体现了外资企业在本地绿色能源体系建设中的技术驱动作用。

在工艺与资源效率方面，赢创通过“EAGER 项目”对全球主要生产基地进行减排潜力识别，推动生产方式由线性逻辑向循环逻辑转变，重点聚焦“工艺电气化”与“废弃物资源化”。例如，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基地，赢创将天然气加热反应系统替换为电磁感应加热，热效率由60%提升至90%，单位产品能耗降低30%；在广州基地，通过电驱动替代柴油设备，实现每年约5吨氮氧化物减排。在资源循环方面，德国赫恩基地通过废硫酸裂解再生实现95%回收率，每年减少危废1.2万吨；在宁波，则通过与纸业企业协作，将处理后的污泥转化为替代燃料，每年替代燃煤3000吨。

4.小结

赢创通过“下一代战略”，在企业定位、产品创新与生产体系三大层面形成协同升级路径：在战略层面，从全球特种化学领先者演进为以可持续性为增长核心的价值塑造者，并将中国市场定位为可持续技术应用与产业协同的关键场景；在产品端，通过全生命周期评估体系筛选“下一代解决方案”，推动从减碳向“创碳价值”转变，实现创新成果向产业链与能源系统延伸；在运营端，以绿色能源替代、工艺电气化和资源循环化重构生产体系，逐步构建零碳工厂标杆。整体来看，赢创的实践表明：在高碳属性行业中，可持续转型并非被动合规过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组织能力与场景协同形成结构性跃迁，为化工行业绿色变革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参考。

五、始祖鸟：企业管理的法律边界和“ESG表演”

9月19日，户外品牌始祖鸟联手蔡国强团队在西藏喜马拉雅山脉江孜热龙地区上演了一场名为《升龙》的大型烟花表演，145根彩烟沿山脊点燃，勾画出一条“巨龙”的形象。这场打着“致敬自然”和“探索高山文化”旗号的表演，却无视高原地区生态脆弱的事实，引发了公众对环境破坏的广泛关注。虽然企业强调使用了“可降解材料”、实施了野生动物迁移与植被修复等措施，并在舆论升级后迅速致歉，但一家打着环保旗号的公司仅凭致歉似乎无法补救其所造成的损害，同时，也不禁让业界质疑：公司一直打着的环保理念究竟是出于责任努力践行，还是由于商业目的需要的表演？

这场烟花秀暴露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严重悖论与“漂绿”嫌疑，也为所有品牌敲响警钟：任何将商业野心置于生态红线之上的行为，都会付出沉重代价——用最通俗的一句话来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一事件触及到的环保底线，也揭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治理逻辑的深层次危机。

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品牌竞争核心的当下，企业若在治理中出现认知与行为如此悖离的事件，会使得多年累积的“可持续叙事”顷刻崩塌。始祖鸟的“炸山”事件也引出了企业品牌存在的“理念与实践断层”问题。

当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资本市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共同坐标，企业是否真正准备好将其内化为战略基因，而非表演性工具？

1.从“高原艺术”到“高原风险”

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当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不可逆性已是科学共识。一条车辙印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自然修复，更何况烟花爆炸所带来的噪音、化学残留和对野生动物行为扰动。

始祖鸟虽然宣称使用了“可降解材料”，并在牲畜、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做了预案，但这一技术性回应难以消除公众的直观担忧，原因在于：

（1）科学层面：高原生态系统恢复周期极长，污染物分解缓慢，生态破坏几乎不可逆；

（2）社会认知层面：公众对高原等特殊生态系统有一种“不可打扰”的直觉敬畏和基本共识。

当品牌将自然作为艺术舞台进行商业表演的时候，就构成了对自然的“过度消费”。这种行为悖离了企业主体应有的对于环境保护的承诺与遵守，无视公众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与社会价值观形成对立。

2.可持续发展的纵深问题：合规与失控之间

作为一个长期宣扬“敬畏自然”理念的户外品牌，始祖鸟在生产环节不缺乏对于自身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根据其官方网站信息和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它在供应链碳减排、环保材料使用、国际认证体系等方面保持良好表现。然而，此次事件却让人们质疑：企业是否在可持续发展上存在“说一套做一套”的伪环保行为？可持续发展体系若只覆盖“工厂与产品”，而未覆盖“市场与公众”，风险就会在非生产环节集中爆发。

一次烟花表演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比供应链碳排放的稍许增加更具毁灭性，因为它挑战了公众对自然的情感与道德底线，忽视了中国消费者对品牌责任与生态保护的高敏感度。

“纵深不均衡”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正是企业亟需规避的风险。始祖鸟烟花事件是一个典型例证：企业在ESG信息披露和品牌叙事方面做得相对系统化，但在具体的执行环节上出现明显背离，呈现出“重披露、轻执行”的问题；面对舆论与消费者的质疑，企业的回应更多停留在监管和制度层面的合规解释，却忽视了与利益相关方的有效互动，导致“重合规、轻沟通”的局限；企业在供应链管理和环保形象方面做出了长期投入，却没有兼顾公众和社会对品牌价值、企业责任的整体预期，形成“重供应链、轻社会预期”的偏差。

这一系列失衡使得始祖鸟多年构建的“可持续叙事”在一场风波中迅速受损，也再次提醒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不是一份年度报告，而是动态的治理实践与社会契约。唯有在执行、沟通与预期管理之间找到平衡，企业才能真正抵御声誉风险，稳固长期价值。

3.社会信任的再分配：漂绿的代价

此次事件也让我们看到公众对“漂绿”的高度警觉。可持续发展在当下不仅是政策要求，也是消费者和投资者评估企业可信度与长期价值的重要依据。

（1）对消费者而言，户外品牌所宣传的核心价值在于“尊重自然”。如果这一认知受到挑战，将会失去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

（2）对投资者而言，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与长期经营风险密切相关。若品牌频繁出现与ESG管理相关的负面舆情事件，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无疑会承压甚至被抛弃。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对“漂绿”现象已采取越来越严格的治理态度：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双碳”相关文件中明确要求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遏制“洗绿”“漂绿”。2024年5月起，沪深北交易所实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强调披露必须“客观、真实”，不得作为品牌营销手段。证监会也多次强调，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持续完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信息披露不真实的企业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立案调查。

企业若仅把ESG作为营销的外衣，而非企业治理的内核，不仅会遭遇舆论质疑，还可能面临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处罚。对始祖鸟而言，这次风波造成的影响不仅在于品牌形象的受损，更在于企业与消费者、投资者之间信任的丧失，这种信任缺口难以在短期内弥补。

4.跨国品牌的本土化挑战

始祖鸟烟花事件还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跨国品牌在中国是否真正了解本地的舆论与监管环境？欧洲和北美的环保话语侧重于“技术解决”与“合规证明”。而在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政策与社会共识。中国公众对青藏高原等生态敏感区怀有“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态敬畏，这种情感认同扎根于本土文化与长期形成的生态保护意识。

如今，中国关注户外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的群体逐渐壮大，对环境破坏与短视行为的容忍度极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傲慢与生态漠视。跨国企业如果忽视这种文化与制度语境，可能不仅仅停留在“合规表面”的负面舆情与制度处罚，更可能会陷入“道德失范”与“品牌危机”的泥淖。

未来，跨国企业在中国的ESG实践需超越“规则的简单移植”，既要遵循国际规范，更要理解并尊重社会与公众对自然、社区和企业责任的期待，从而在政策、舆论与市场的多重考验中实现企业长期价值。

5.结语：可持续发展不是烟花

烟花可以点燃一时的视觉刺激，然而，与ESG相关的可持续发展不是“舞台表演”，而是企业在发展中要守护的基本责任。其中，某些责任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必须遵守的法律底线。它需要被嵌入企业基因，贯穿生产、传播、合作、公共活动等全链条，成为真正的价值共识。

始祖鸟烟花事件提供了三方面启示：

（1）ESG治理需覆盖全链路：从供应链到品牌传播、从投资到公共活动，企业运营的任何环节都可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企业需建立跨部门、跨场景的风险识别与内控机制，确保ESG治理贯穿所有业务环节。

（2）利益相关方沟通不可缺位：ESG不仅关系到投资者和监管要求，也涉及社区、环保组织及公众的关注。有效的沟通机制有助于将社会期望纳入决策过程，实现共识化治理。企业需倾听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声音，确保自身行为与可持续发展路径和社会期待契合。

（3）跨国品牌ESG治理应高于“规则的简单移植”：全球标准为企业提供了基本框架，但ESG治理必须适应并尊重本土市场需求。在中国，合规是企业履责的底线，而理解和尊重本地文化与生态保护意识，深刻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背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当ESG从“表演”走向“实质”，从“合规清单”转化为“履责共识”，企业需认识到，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任何形式的傲慢与短视都会被市场和社会所惩罚。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促使企业超越眼前的商业利益，追求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价值。

（本文题图来源：第一财经）

出品人 | 杨宇东

课题负责人 | 于舰

主笔 | 李晔

课题组审定成员 | 于舰 于明 何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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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