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略说中国古代佛教管理之度牒制度

略说中国古代佛教管理之度牒制度

度牒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国家管理佛教、管控僧尼的行政手段，从南北朝至清代近千年历史，是国家宗教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以官方身份认证为基础，通过明确的发放标准、管理流程和法律规范，实现对佛教出家修行群体的身份界定、数量调控与行为约束，同时深度关联国家财政、户籍管理与社会秩序。本文梳理度牒制度的历史沿革，剖析其在不同朝代的实施机制与功能演变，探讨其在国家僧尼管理体制中的核心价值与历史局限，为理解古代政教关系与宗教治理模式提供学术视野。

一

叙 言

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王权与教权之争，也没有出现过政教分离原则，宗教管理一直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内，宗教的发展与兴废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涵。封建朝廷高度集权，遇到有某种信仰的皇帝，就开始推行某种宗教，导致社会乱象丛生。遇到没有信仰乃至讨厌某宗教的皇帝，就开始打击某宗教，经常导致国家宗教治理成了拍脑瓜式儿戏。这种皇权干预下的宗教治理方式，宗教完全失去了主导地位，对宗教健康发展极为不利。佛教僧尼作为特殊社会群体，在封建社会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统一思想的社会教育的一份子，享有免税免役等法定特权，其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国家税源与徭役，若缺乏有效管控易引发社会秩序失衡。度牒制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以官方颁发的身份凭证为主体，构建起从国家认证、权利赋予到行为监管的完整管理体系，成为历代集权王朝平衡宗教发展与统治利益的核心工具。从南北朝的雏形初现到唐代的制度化确立，从宋代的功能异化到清代的最终废止，度牒制度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宗教政策的调整，体现了古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与局限性。

二

度牒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度牒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其演变与历代集权王朝的宗教政策、财政需求和社会状况相关联，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南北朝僧籍管控与凭证雏形

度牒制度的源头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僧尼管理的初步规范化与凭证制度的出现。北魏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大量因社会动荡产生的底层贫苦民众为规避徭役兵役剃度出家，导致国家税收减少，朝廷为了加强对僧众数量的管控，稳定财政收入。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诏书规定：“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此处的“文移”与“印牒”，就是锁死佛教弟子在区域土地上的临时性通行证明，具备度牒的身份认证与行为许可，成为朝廷管控僧众流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南北朝已建立严格的僧籍登记制度，将僧尼纳入官方管理体系，为度牒制度的形成雏形。这一阶段的凭证制度尚未完全成熟，然已正式确立“国家授权”的基本原则，开启了国家干预宗教事务，进行僧尼严格管理的制度化设计。

（二）唐代的宗教体系化管理

唐代是度牒制度正式确立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形成了从管理机构、发放流程到违规管控的完整体系。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朝廷将僧尼管理权划归礼部祠部，度牒自此被称为“祠部牒”，明确了中央统一管理的体制。度牒的制作规格极高，采用绫素、锦素搭配钿轴制成，与朝廷诏令文书同级，牒文详细记载僧尼的籍贯、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及传戒师等信息，具备严格的防伪与认证功能。在发放机制上，唐代确立了“试经度僧”为主、“特恩度僧”为辅的原则，规定平民需诵经五纸或通过经义考试方可获牒，确保僧尼具备基本宗教素养；安史之乱后，为筹措军费，朝廷开创“鬻牒”制度，纳钱百缗即可得牒，成为度牒功能异化的开端。此外，唐代还建立了度牒注销制度，明确僧尼身死或还俗时需交还度牒并办理注毁，以免出现冒领度牒现象。这一阶段的度牒制度，既保障了宗教发展的合法性，又通过严格管控维护了国家利益，标志着国家僧尼管理体制的成型。

（三）宋代的度牒财政工具化

宋代是度牒制度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出现功能异化的阶段，度牒从宗教管理凭证逐渐沦为国家敛财的财政工具。宋初延续唐代试经度僧制度，规定“僧尼百人许度一人”，考试以读经三百纸为及格，保持了对僧尼素质的要求。但自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起，为弥补财政亏空，朝廷开始常态化售卖空名度牒，所得收入用于赈济灾民、修筑工程、筹措军费等。神宗熙宁年间，度牒价格定为130贯，南宋时更暴涨至一千二百贯，成为国家财政税收的支柱，宋廷南渡之初度牒收入一度占年收入的五六成。除普通度牒外，宋代还公开售卖紫衣牒、师号，甚至将度牒用于回收贬值纸币，使其具备金融证券的属性。度牒买卖的泛滥导致僧尼队伍良莠不齐，大量投机者为避税逃役买牒出家，“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严重冲击了宗教生态与社会秩序。尽管朝廷多次出台禁令，但财政需求始终压倒管理诉求，使宋代度牒制度陷入管控放松的恶性循环，宗教管理极度混乱，宗教失去了统一思想、缓和社会矛盾、提升国民道德的基本功能，为国家衰亡埋下了祸根。

（四）明清度牒制度的废止与替代

明清时期，度牒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失去了宗教管理应有的价值。明代初期强化度牒管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规定“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希望重振国家管理次序，沙汰混迹佛门的无良之人，试图恢复度牒的宗教管理功能。随着国家“摊丁入亩”等税制改革，人头税被取消，度牒的免税价值丧失，加之朝廷管控力度减弱，大量贫苦无助百姓为了生计出家，出现大量私度现象，宗教管理失序。清代延续明代后期度牒管理方式，雍正朝将戒牒发放权从礼部下放至传戒寺院，国家对僧尼的直接管控弱化；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由于佛教慈悲思想，收容大量底层无业贫民，实际解决了政府的吃饭困难，缓和了朝廷与百姓的矛盾，消除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因而朝廷正式废除度牒制度，僧尼出家不再受名额限制，度牒的功能被寺院自主签发的戒牒替代。尽管清代后期曾为筹饷等，短暂恢复鬻牒制度，但已无法挽救度牒制度的衰落。这一阶段的度牒制度，本质上是国家治理模式调整与宗教生态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标志着以度牒为核心的僧尼管理体制的彻底瓦解。

三

度牒制度在国家宗教管理体制中的功能

度牒制度作为古代国家僧尼管理的工具，其功能贯穿身份认证、数量调控、利益平衡与秩序维护等多个环节，构建起系统化的治理体系：

（一）身份认证

度牒的功能是为僧尼提供官方认可的合法身份凭证，划清“合法僧尼”与“私度僧”的界限。在古代社会，持有度牒意味着获得国家赋予的宗教身份，僧尼可合法留居寺院、云游教化，免受地方官吏的无端刁难；同时，度牒也是享受免税免役特权的法律依据，使僧尼脱离普通编户的义务约束。这种身份认证机制不仅保障了合法僧尼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将宗教活动纳入国家法律框架，避免宗教组织成为脱离管控的“法外之地”，甚至成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度牒的颁发与核验，国家实现了对宗教主体的认定，为后续宗教管理奠定基础。

（二）宗教教职人员数量管控

僧尼群体的规模直接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与徭役供给，度牒制度通过控制发放数量，实现宗教发展与国家利益的动态平衡。唐代初期严格限制度牒发放规模，通过考试制度筛选合格僧尼，既保证宗教传承质量，又防止僧众过多导致税源流失；宋代虽因财政需求滥发度牒，但仍通过定额管理、价格调控等方式进行间接干预。这种数量调控机制，本质上是国家基于统治利益对宗教资源的分配与管理，既避免了宗教过度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又为宗教保留了合理的发展空间，体现了古代“王权高于神权”的治理原则。

（三）社会利益调节

度牒制度从诞生就与国家财政存在密切关联，唐代的“鬻牒”、宋代的度牒商品化，使其成为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财政困难时期，售卖度牒成为朝廷快速筹措资金的有效手段，用于军费、赈灾、工程等紧急需求，缓解了财政压力；而在财政充裕时，朝廷则通过严格管控度牒发放，维护税收基础与社会稳定。这种利益调节功能，使度牒制度超越了单纯的宗教管理，成为国家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但过度的财政依赖也导致制度异化，最终损害了宗教生态与社会秩序，成为度牒制度走向衰落、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四）防范社会风险与规范宗教行为

度牒制度通过对僧尼身份、流动与行为的全面严格管控，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唐代规定僧尼云游需持度牒备查，防止逃犯、流民借宗教身份隐匿行踪；明清时期要求僧尼随身携带牒文，过关津要隘时需“验实放行”，承担起“旅行护照”的功能。同时，度牒制度与宗教戒律相结合，对违规僧尼采取吊销度牒、逐出僧团等处罚，规范宗教行为。这种管理机制有效防范了宗教领域的社会风险，避免僧团成为藏污纳垢之地，维护了宗教与社会的良性交往。

四

度牒制度的历史局限与启示

（一）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

度牒制度的核心矛盾在于“宗教管理”与“财政需求”的冲突。该制度最初的设计目的是规范宗教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但在财政压力下，历代王朝往往选择牺牲管理质量以换取短期财政收益。唐代的临时鬻牒、宋代的常态化卖牒，均导致度牒泛滥、僧尼素质下滑，形成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这种功能异化违背了制度初衷，破坏了宗教生态，又加剧了社会矛盾，暴露了古代国家治理中“应急性决策”对长期制度的损害。

（二）执行层面的管理困境

度牒制度的有效实施依赖完善的监管体系，但在古代技术条件与行政效率限制下，监管漏洞难以避免。宋代以来，度牒买卖催生了伪造牒文、囤积转卖等乱象，豪强大族通过买牒规避赋税，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地方官员借度牒发放中饱私囊，使制度执行偏离原来的管理目标。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与税制改革，度牒的免税功能逐渐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不断削弱，最终被历史淘汰。这些管理困境表明，任何宗教管理制度都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否则终将失去其存在价值。

（三）对当代宗教治理的启示

度牒制度作为古代国家宗教治理的重要实践，为当代提供了宝贵启示：其一，宗教治理必须坚持“国家主导”原则，通过明确的法律规范与行政制度，将宗教活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维护宗教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二，避免制度功能异化，防止宗教管理工具沦为短期利益的牺牲品，构建长效治理机制。当代宗教治理应继承古代制度中的合理内核，结合现代治理理念，构建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宗教管理体系。

五

结 语

度牒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国家僧尼管理体制的核心载体，历经近千年的演变，见证了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动态调整。从南北朝的凭证萌芽到唐代的体系化确立，从宋代的财政异化到明清的制度瓦解，度牒制度的发展轨迹与历代王朝的治理需求、社会状况紧密相关。该制度通过身份认证、数量调控、利益调节与秩序维护四大功能，构建起系统化的宗教管理模式，既保障了宗教发展的合法性，又维护了国家利益与社会秩序。然而，其内在的功能冲突与执行困境也导致制度逐渐异化，失去了国家宗教管理的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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