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妯娌斗了33年，妯娌唯一的儿子死后，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卑鄙

我和妯娌斗了三十三年

我和春梅嫁进老陈家那会儿，都是二十出头。她是正月里进的门，我是腊月。差了不到一年，却仿佛差了一辈子。

春梅是城里姑娘，念过高中，说话软声细气，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我是村东头李家的闺女，从小跟着爹妈下地，手上茧子比男人还厚。我嫁的是老大陈建国，她嫁的是老二陈建军。

婚礼那天我就觉出差别了。她穿着红呢子大衣，烫着卷发，高跟鞋踩得咯咯响。我穿的是娘亲手缝的棉袄，洗得发白。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城里姑娘就是水灵”，转头看我一眼，只说“结实，好生养”。

这一眼，定下了我俩三十三年的纠缠。

第一年分家，矛盾就出来了。公婆把朝南的两间大瓦房分给老二家，说春梅身子弱，需要阳光。我和建国得了朝北的三间旧屋。建国蹲在门口抽了一晚上烟，我咬着牙没说话。第二天看见春梅在院子里晒她那床绣花被子，阳光下笑得刺眼。

“嫂子，”她叫我，声音甜得发腻，“这被子太厚了，你们要不要？反正我们也用不着。”

我没接话，转身进了屋。那床被子最终给了婆婆，婆婆逢人就说春梅孝顺。

我们几乎同时怀孕。我吐得昏天黑地，还得下地干活。她吐了两次，婆婆就让她躺着，每天炖鸡蛋送过去。我听见婆婆对邻居说：“春梅怀的是老陈家的金孙，可得仔细着。”

女儿出生那天，建国在产房外听见是女孩，脸就沉了。春梅比我晚生两个月，果然是个儿子。公公大摆宴席，摆了二十桌。我们家妞妞满月，就自家吃了碗面。

妞妞三岁时，我意外又怀上了。偷偷去查了，还是个女儿。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要。从医院回来那天，脸色白得像纸。春梅端了碗红糖水过来，坐在我床边。

“嫂子，别难过，养好身子还能再生。”

我看着她眼里的怜悯，突然就冒了火：“你当然说得轻松，你有儿子了。”

她愣住了，放下碗走了。那碗红糖水在桌上凉透了，我也没碰。

两家的孩子渐渐长大。她儿子小龙聪明伶俐，考试总是第一。我两个女儿也不差，但公婆眼里只有孙子。过年发压岁钱，小龙得五十，我两个女儿各得十块。我当着全家人的面，把二十块钱拍在桌上。

“既然不一样，就都别要了。”

那年的年夜饭不欢而散。建国骂我不懂事，我哭了一宿。从那天起，我和春梅彻底撕破了脸。

我们比一切——比谁家先买了电视机，比谁家男人挣得多，比谁给孩子穿的衣服好。她在村里小学当老师，体面；我在家种地养猪，辛劳。但她每次路过我家猪圈都要捂鼻子，这动作我能记一辈子。

最激烈的那次冲突，是因为宅基地。老房子要拆迁，补偿两块宅基地，一块大一块小。按理说老大该得大的，但公公说小龙是孙子，将来要娶媳妇，需要大院子。

我和春梅在院子里吵了起来。三十多年来第一次面对面撕破脸。

“你不就是生了个儿子吗？有什么了不起！”

“嫂子，话不能这么说，这是爹的意思。”

“少拿爹压我！这些年你们占的便宜还不够多？”

吵到最后，我们几乎要动手。建国和建军把我们拉开，但隔阂已经深得像沟。最终，那块大地基还是给了老二家。我们在小地基上盖了房，院墙砌得高高的，两家人很少来往。

连孩子们都受到了影响。小龙和我女儿们也不亲近，见了面点点头就过去。春梅教出来的儿子，果然和她一样，看着礼貌，实际疏远。

日子就这样一年年过去。公婆相继去世，分遗产时又闹了一场。最后一点亲情也耗尽了。我们两家人，除了必要的红白喜事，几乎不走动。

三年前，建国查出肝癌，从发现到走，不到半年。春梅和建军来吊唁，她站在建国灵前，眼睛红红的。我那时没心思搭理她，只觉得她是假慈悲。

葬礼后，她来找过我一次，说：“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我说：“用不着。”

她站了一会儿，走了。背影有些驼，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们都老了。

真正让我开始变化的，是去年春天。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晒被子，隔壁传来救护车的声音。从墙头望过去，看见担架抬出个人，春梅跟在后面，脚步踉跄。后来才知道，是小龙出事了——脑瘤，晚期。

我愣在院子里，手里的被角掉在地上。

小龙才三十五岁，刚结婚三年，孩子还没满周岁。那么年轻，那么好的工作，怎么就……

女儿打电话回来时，我说了这事。女儿沉默了一会儿，说：“妈，你去看看吧。”

“看什么看，关我什么事。”我嘴硬，但那天晚上没睡好。

小龙从省城医院转回县医院时，已经瘦得脱了形。村里人都去看望，我也跟着去了。挤在人群里，看见病床上的小龙，我几乎认不出来——那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只剩下一把骨头。

春梅守在床边，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看见我，她点了点头，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放下水果就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想起小龙小时候的样子，白白净净的，见了我也会叫“大娘”。有年端午节，他端着一碗粽子送到我家，说“我妈让送的”。那时候他也就七八岁，说话还奶声奶气的。

可我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因为他是春梅的儿子，因为公婆偏爱他，因为所有积怨。

一个月后，小龙走了。

葬礼那天，我早早去了。春梅穿着一身黑衣，被人搀着，像是随时会倒下去。她看见我，突然走过来，抓住我的手。手冰凉，抖得厉害。

“嫂子……”她只叫了一声，就哭得说不出话。

我扶着她，第一次没有推开。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她那么瘦，那么轻，像片枯叶。

葬礼结束后，我留下来帮忙收拾。人都散尽了，春梅坐在空荡荡的灵堂里，对着儿子的遗像发呆。我倒了杯热水递给她。

“喝点水吧。”

她接过去，没喝，只是捧着。

“嫂子，”她轻声说，“你知道吗，小龙小时候最喜欢你了。”

我愣住了。

“他五岁那年，你在地里摘西瓜，给了他一块最大的。回来跟我说，‘大娘给的西瓜真甜’。后来他总想去你家玩，但我不让去……我怕你给他脸色看。”

我的记忆突然被唤醒——是有这么回事。那年西瓜丰收，我心情好，看见小龙眼巴巴地看着，就切了一块给他。这么小的事，他居然记了三十年。

“还有一年，”春梅继续说，“小龙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是你家大妞帮他出的头。回来他高兴了好久，说大姐真厉害。”

我想起来了。大妞是说过，看见隔壁弟弟被欺负，看不过去。我那时还说她多管闲事。

“他结婚那天，”春梅的声音更轻了，“敬酒时到你那桌，你笑着说‘长大了’。回来他喝醉了，抱着我说，‘妈，大娘今天对我笑了’……”

我坐在那里，浑身发冷。原来我随手给的一点点善意，他都小心翼翼地收藏着。而我给他的冷眼和忽视，又有多少？

春梅抬起头，眼泪一串串往下掉：“这三十多年，咱们到底在争什么啊？”

我答不上来。

争公婆的偏爱？他们都走了十年了。

争那点家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争一口气？可这口气憋了三十三年，把人都憋老了，憋得面目全非。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三十三年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我故意在春梅家门口倒垃圾；她故意在邻居面前说我坏话；我炫耀女儿考了好学校；她炫耀儿子挣了大钱；我为一点小事破口大骂；她冷言冷语阴阳怪气……

我们像两个斗了一辈子的蛐蛐，被关在同一个罐子里，除了互相撕咬，看不见罐子外的天空。现在罐子突然碎了，才发现天那么蓝，而我们都已经伤痕累累。

最让我难受的是小龙。那个孩子，他做错了什么？只因为他是春梅的儿子，我就从未给过他一个笑脸。可他记得我给他的每一丝温暖，甚至我早就忘记的微小善意。

我突然想起建国临走前的话。他拉着我的手说：“跟春梅……算了吧。都是苦命人，何必呢。”

我当时没听懂，现在明白了。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都被“儿子”两个字压得喘不过气。她生了儿子，却也被这“福气”绑架了一生。我被“没儿子”三个字折磨了一辈子。我们其实在同一条河里挣扎，却以为对方是对岸的风景。

第二天早上，我熬了粥，端去春梅家。她开门时，眼睛还是肿的。

“吃点东西吧。”

她让我进屋。家里冷清得可怕，小龙的遗像摆在桌上，年轻的脸笑得很腼腆。

我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喝粥。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在一张桌上。

“还记得刚嫁过来那年吗？”春梅突然说，“你教我腌酸菜。”

我点点头。怎么会不记得？那会儿她刚来农村，什么都不会。我嘴上嫌弃，但还是手把手教了她。她学得认真，腌的酸菜后来比我的还好吃。

“后来怎么就走远了呢？”她像是在问自己。

我叹了口气：“都是命吧。”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去陪她坐一会儿。有时候带点自己种的菜，有时候什么也不带，就坐着。我们话不多，但那种三十多年没有过的平静，慢慢地回来了。

上个月，春梅的孙子过周岁。她抱着孩子给我看，小家伙眼睛圆溜溜的，像极了小龙小时候。

“叫大奶奶。”春梅握着孩子的小手。

我心里一酸，接过孩子。软软的一团，带着奶香。

“宝宝乖，大奶奶在这儿呢。”

春梅看着我，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我也在哭。

三十三年啊，人生有几个三十三年？我们把最好的年华用来仇恨，用在攀比，用在那些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而真正重要的——那些温情，那些可能存在的姐妹情谊，那些孩子们应该拥有的亲情——全都错过了。

如今我们都老了。镜子里的白发一天比一天多，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在村里，年轻一辈都不认识我们了。世界早就变了，只有我们还守着那些发霉的旧账本，一遍遍算着早已算不清的账。

昨晚梦见小龙了。还是小时候的样子，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捧着块西瓜。

“大娘，吃瓜。”他笑着说。

我接过瓜，想摸摸他的头，梦就醒了。

枕头湿了一片。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会对那个刚嫁进陈家的自己说：别比了，别争了，对那个城里来的姑娘好一点。她不是你想象中那样，你也不是必须活成刺猬。

可惜时光从不回头。

好在，现在明白也不算太晚。至少我们还有时间，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晒晒太阳，说说从前那些还没来得及变坏的日子。

春天又来了。院里的老桃树开花了，粉粉的一片。我摘了一枝，给春梅送去。

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眯着眼。我把桃花递给她，她笑了，眼角皱纹深深浅浅。

“真好看。”她说。

是啊，真好看。

那些花儿，那些时光，那些我们本该好好珍惜的人和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