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 | 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论江南风俗

陶渊明为陶侃曾孙，宋书卷九三、晋书卷九四、南史卷七五本传并同，昔人并无异辞。清初阎泳开始提出疑问，其根据即是渊明赠长沙公诗序〔一〕。以后钱大昕驳阎说，历举四证〔二〕。洪亮吉又伸阎说〔三〕，钱、洪同时人，疑洪此文实驳钱。按文馆词林卷一五二録陶渊明赠长沙公族祖诗序云

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经过浔阳，临别赠此诗：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礼服遂悠，岁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踌躇。（下略）

按「余于长沙公为族祖」，诸本并作「长沙公于余为族祖」，涵芬楼影印宋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于「族」下断句，注云：「一作『余于长沙公为族』。」这里涉及的是辈行问题，若作「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则此长沙公应是陶侃之子，与渊明为小功亲（假使渊明确是陶侃曾孙），这却很难解释「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的话。钱大昕说：「昭穆犹言两世，两世未远而情谊已疏，……其云：『昭穆既远』者，隐痛家难（指陶侃诸子自相残杀事）而不忍斥言之耳。」即使隐痛家难，也不能说「昭穆既远」，钱说未免牵强，所以洪亮吉以为「若渊明果为侃曾孙，则袭长沙公者于渊明为曾祖之子，当称从祖，于五服之次为小功五月，不得降称族祖，明矣」。长沙公既是渊明祖父的亲兄弟，于礼应称从祖，不得称族祖，当然更不能说成「昭穆既远」。

若作「余于长沙为从祖」，则此长沙公为陶侃五世孙，与渊明已絶服，渊明自云「族祖」，合乎礼法，「昭穆既远」，也说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诗题作「赠长沙公族祖」，文馆词林已然，又据晋书卷六六陶侃传，长沙封爵，传至四世，晋亡入宋，降爵为吴昌侯，陶侃不可能有个五世孙仍然袭长沙之爵。关于这些问题，自宋以来，已多论述，本文不拟赘述。我们认为「同出大司马」，大司马只能指陶侃，渊明为陶侃曾孙史传既无异词，此序又自言之，阎、洪之疑，虽不为无因，却难以成立。序称「昭穆既远，已为路人」，即因诗所云「礼服遂悠」之故，已如上述，但同时又和江南风俗有关。颜氏家训风操篇云：

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

渊明此诗序称「族祖」，诗称「令族」，乃是江南遵礼制服絶称族的风俗，却和北方不同。宗族间的关系，当时江南远不若北方的密切。宋书卷四六王懿传：

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

这一条正好与上引颜氏家训所述中土人答梁武帝问相参证，说明在对待宗族的情谊上，南北风俗厚薄不同。

不仅宗族之间的情谊江南不如北方深厚，就是父子兄弟之间也是这样。宋书卷八二周朗传，朗上疏言事有云：

教之不敦，一至于此，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

如周朗之说，知南朝分居之俗，士庶都一样盛行。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总叙扬州，有云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所叙与周朗语相应。

这类父子兄弟分居或同居异爨之俗在北方人看来是踰越正常礼俗的行为，因而常加非议。魏书卷七一裴叔业附从子植传：

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赀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

按裴氏为河东冠族，本是北人，但裴植的曾祖居于襄阳，世仕南朝，至裴叔业始以寿阳降魏。这一家母在而兄弟分炊，魏收认为乃是染江南之俗，显然违反了河东冠族应有的家族规范。

尽管宗族甚至弟兄情谊疏阔是江南风俗，渊明诗序所云「昭穆既远，已为路人」，和诗首言「同源分流，人易世疏」之句，却也确如钱大昕所说，正是慨叹世代不能算疏远，却已同路人，渊明是不赞成那种风俗的。陶集卷八与子俨等疏云〔四〕：

然汝等虽曰（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七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泛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据此则渊明非常仰慕兄弟同居共财的古人，也希望他儿子能效法古人。正可窥见他写赠长沙公诗序时的心情。

〔一〕阎泳左汾近稿。手头无此书，此据钱大昕文。

〔二〕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一跋陶渊明诗集。

〔三〕洪亮吉更生斋集卷三后萧陶氏重修族谱序。

〔四〕宋书九三陶潜传録此文。

原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一九八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