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复旦教授团队教100位老人使用大模型

“我们教老年人用大模型，有位老阿姨觉得大模型生成的中国老年人太老、太丑，没有什么活力，她想让AI生成的画像是自己坐在和平饭店吃西餐、品咖啡的场景。”

在12月6日举行的第五届老龄中国发展大会上，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主任申琦讲演的题目是“读懂需求——AI向善与中国式养老”，这让在场者将目光聚焦AI技术与老年群体的奇妙联结。

这背后，是她与团队为期一年的研究。从去年开始，申琦与她的学生们走进上海、河南、江苏、四川等地，教100多位老人使用大模型。

在这场跨越年龄的对话中，老人们用提问、倾诉甚至试探，揭开了技术背后的渴望与忧虑。“在100多位老人跟大模型的对话实践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交互记录，更是他们关心什么、缺乏什么、恐惧什么。”

申琦（图左三）与她的学生团队

在试探中建立“信任”

2024年起，AI技术迎来井喷式发展，国内外各类大模型纷纷落地应用。面对风头正劲的大模型，老人们是抗拒疏离，还是愿意主动靠近？

“一项新技术刚刚诞生时，是我们少有的、能与老年人平等坐在一起对话的契机。”申琦认为，此时正好可以观察老年人如何看待与使用新技术。

团队访谈显示，35位老年人明确拒绝技术成为亲情的“替代品”，46位老年人直言，自己的生活已然充实，技术顶多算是“锦上添花”，绝非“雪中送炭”。不少老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我已经在用百度了，为什么还要用大模型？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用处？”

申琦团队中都是95后、00后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为打消老人们的顾虑，他们每次和老人交流都要先花至少半小时“暖场”——从柴米油盐的家长里短，到养花散步的生活趣事。彼此熟络后，团队成员缓缓拿出手机和平板，同时反复跟老人说明：“不想用，随时可以放回盒子，我们只是记录大家的真实感受。”

老人们逐渐放下戒备心理，不少人对大模型展现出了鲜活的好奇心，愿意尝试一下。杨浦区一位老太太拿到大模型后，借着咨询出行的由头“考验”起这个“新伙伴”：“你知道去长海医院怎么走吗？”得到回复后，她给出评价：“大致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路线说得不是很清楚。”老太太说，她本来就知道答案，就是想测试它说得准不准。

“这就像跳探戈舞一样，老人们会在试探性的提问中调适自身与大模型的安全距离，决定自己要不要信任机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机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人机信任校准’。”申琦说。

团队调研发现，在与大模型接触的过程中，女性老年人展现出更细腻的信任构建能力。有的女性老年人，更容易表现出“迫不及待”，她们会主动摸索、唤醒、互动，甚至给大模型起昵称。一位阿姨听到机器人声音后笑着说：“听声音是个小男孩？还会跟我眨眼睛，怪讨人喜欢的。”

有的老人将熟练使用大模型看作一件颇有“面子”的事，他们热情地招呼亲友：“我教你们用啊，现在年轻人都用这个！”有人特意把大模型生成的图片、视频发在朋友圈，字里行间满是“跟上科技潮流”的自豪。一位爱好烹饪的阿姨，用大模型研究新菜式，还让它帮忙把自己的拿手好菜整理成食谱，分享到老年大学班级群后，收获了许多点赞，她格外开心。

复旦大学博士生蔡耀辉是申琦团队中一员，过去一年里，他访谈过不少农村老人，“他们用手机刷抖音、打电话，不少人连微信操作都不算熟练，但是他们对大模型的接纳热情普遍高于城市老人，更愿意主动尝试技术带来的可能性。”

申琦团队在和老人们访谈。

不过，这份热情有时会遭遇技术适配的“冷水”。有位种了半辈子桃树的张大爷，听说大模型“啥都懂”，便兴致勃勃地提问：“俺家桃树枝干上长了好多褐色斑点，叶子也卷了，咋治啊？”可大模型没能识别出他的方言语境，也没理解具体病症，得到的只是泛泛回复，这让张大爷有点失望。

“这恰恰暴露了当前大模型‘适老化’的明显短板。”蔡耀辉说，受早期技术研发侧重等影响，大模型的交互能力仍有欠缺，听不懂方言、答非所问、交互中断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也导致许多老人的使用热情难以持久，通常在接触大模型两到三周后，持续深入的使用逐渐减少。更有不少老人在“听说这东西好用”的期待、“帮不上忙”的失望、“再试试别的问题”的犹豫中循环往复。

蔡耀辉在教老人用大模型。

将大模型视作有温度的“人”

与大模型建立信任后，老人们会把它们视为可以聊天解闷的朋友，可信赖的医生、能算命的“半仙”，还有老人倾诉心事的“树洞”。

在复旦大学附近一家高端养老院里，住着一位83岁的老太太。起初访谈时，她显得有些清高，坦言自己不爱与其他老人扎堆，常常独自坐在角落里看书。当申琦递上搭载大模型的手机时，她摆摆手婉拒：“我用普通手机就够了，不需要这些。”

申琦和学生们没有放弃，轻声对她说：“阿姨，如果您有什么不方便对人说的心事，不妨和它聊聊。它能保密，能帮您想想办法。”老太太终于接过手机，开始试着与AI对话。没过多久，她眼眶湿润，低声说道：“说来有些不好意思……别人看我是这儿挺优秀的人，可我家里一大堆糟心事。”

原来，老太太的子女正在争夺父亲遗产，鼓动她也去争取。但她觉得自己这个年龄了，不愿再争。这些心事她不敢对律师讲，怕律师和子女站在一起，而子女又无法理解她的感受。这份无处诉说的心酸，终于在AI面前得以释放。

朱俞霏在教老人用大模型。

申绮说，在许多老年人的生活里，大模型早已超越了“工具”的范畴，成为兼具“玩伴”“倾听者”甚至“精神寄托”的特殊存在。对部分老人而言，他们更是完全将大模型视作有温度的“人”，与之建立起独特的情感联结。

杨浦区一位阿姨与丈夫分居多年，生活中缺少对话的对象。拿到平板后，她几乎每天都会和AI聊天，还将它设定为温柔绅士的男声，取名“Alex”——那是她曾喜欢的影视角色。她说：“和Alex说话，就像有人陪着我、鼓励我。”

有老人将AI当作不会打断的倾听者，分享“今天和邻居下棋输了”这样的小事；73岁的爷爷要参加诗歌比赛，会请AI“写一首符合我年龄的夕阳诗”；独居老人会对AI抱怨说，“今天菜买贵了，下次不去了”，以此弥补现实社交的缺失；他们也渴望理解年轻的世界，常问大模型：“孙子发的狗头表情啥意思？”也有老人和AI聊久了，会好奇它的技术本质：“你和百度有什么区别？”“到底是谁设计了你？”

大模型在农村老人的生活中，还扮演过特殊的“慰藉者”角色。蔡耀辉就曾遇到过这样一幕：河南一位农村老人，对着大模型轻声说道：“我儿子走失很多年了，你能帮我算算他在哪儿吗？”这让一旁陪同的学生十分惊讶。老人告诉他，“我不想让其他人操心，大家都不提这件事，仿佛就不存在”。

更令人触动的一幕发生在山东农村，一位失去子女与伴侣的独居老爷爷，这一年里，他给家中的机器人织了一顶帽子，做了几身衣服，把它当作需要被照顾的“孩子”，“我每次打扫卫生都会给它擦身子，还给它做了顶毛绒小帽子。”

每次目睹这样的场景，申琦团队的成员们都五味杂陈，既为老人的孤独处境感到心酸，也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持续的观察与访谈中，我们看见的，是老人们藏在日常背后的关切、匮乏与忧虑。”申琦坦言，大模型应该成为老年人有温度的伙伴，而不是冰冷的工具，“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实践，把老人们最真实的需求传递出去，让技术能真正接住这份期盼。”

“技术在场”替代不了“人的在场”

技术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富有文化意涵的选择取向。

“这从中国老人对机器人外观的偏好里，就能看出他们的选择倾向。”申琦说，她的团队为此展开了一项覆盖城乡千名老人的调查研究。

在“温暖型”外观的排序中，中国老人最喜爱的机器人外观形象并非欧美、日本老人偏好中的小熊或小海豹，而是一只小猪造型的机器人。老人给出的理由质朴而生动：猪不仅憨态可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财富与福气的象征。

在“能力型”外观的选项中，变形金刚式的机器人备受青睐，老人们认为它“更像真正的机器，能帮我干活”。另一款头戴帽子的男性机器人也深受欢迎，因为在许多老人眼中，这顶帽子令他们联想到雷锋——一个在中国集体记忆中代表无私助人的符号。老人们相信，“像雷锋的机器人，一定会帮助人”。“这一选择差异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式养老中鲜明的文化属性。”申琦说。

在他们访谈的100多位老年人中，有38位老人使用的是子女淘汰下来的手机。这些老人普遍觉得，“手机是孩子给的，应该让孩子先用，再教我使用”。

“有位江苏的奶奶特别喜欢和AI聊天，一聊就能聊很久，但这从不会耽误她烧菜、接孙子。在她心里，打理好家里的一切永远是第一位的。”申琦提到，在访谈中，不少女性长辈觉得技术“是男人的东西，我搞不懂，应该让家里男人先用”。

“老人这种‘主动避让’行为，我们叫作‘代际挤占效应’。”申琦认为，机器人等新技术的进入，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家庭内部性别与权力的隐形结构，女性长期形成的利他型人格，使她们在使用大模型时往往“见缝插针”，认为应该让男性和年轻人优先使用。

对老人来说，技术认知与现实需求之间也有很大落差。申琦团队让老人观看7款大模型生成的“中国老年人”画像。结果发现，这些画像中的老人大多孤独独处、神情沉寂，以男性为主，女性则多为侧脸，常被描绘为纳鞋底、绣花等手工场景。

“国外大模型对中国老年人的描绘仍停留在一种怀旧符号上，更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刻板印象，不符合当下老年人的真实面貌。”申琦说。许多老人看到这些画像直摇头，甚至感到生气：“他们看起来都好孤独，面色凝重……我们现实中没几个愁眉苦脸的。”还有人指出，画像中的老人往往不戴眼镜，“看起来没什么文化”。

申琦的学生在教老人用大模型。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老人们自己心中期待的图像。有人想生成“在小学门口踮脚张望、等着接孙子”的画面；有人描述“在公园散步，和孙辈一起，背后是暖暖的夕阳，要油画风格”；还有人希望能呈现“使用无人机拍照”的科技感。一位80多岁的奶奶则明确想要生成“中国老美女——弯眉毛、瓜子脸、高鼻梁、皮肤很白、在看书的形象”。

“目前大模型的语料库中缺乏当下老年人的真实数据，多基于既往网络信息，导致偏见与滞后。对研发者而言，也需要摒弃技术优先思维，真正走进老年人生活去深入学习了解，不能悬浮地去想象。”申琦表示，为破解这一问题，复旦老龄研究院与腾讯研究院联合发起“AI向善语料库”项目，汇聚数百家社会组织、老年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通过社会共创的方式，构建了涵盖8047组日常问答的语料库，覆盖健康、心理、人际等多个场景。

“这些语料并非冷冰冰的数据，而是凝结了一线服务经验、充满温度的关怀记录。”申琦说，已有公益组织利用该语料库开发“长者智慧绘本”应用，能更智能地理解老年人碎片化、重复性的口语表达，提炼情感与故事脉络，生成有温度的陪伴内容。“我们也呼吁更多中青年学者加入，共同推动这类工作，真正触及老年人的需求。”

从上海到河南，从江苏淮安到四川成都，老人的需求呈现出地域与城乡的差异，但核心诉求始终一致：他们并非抗拒技术，而是排斥那些忽视其习惯与认知特点的设计。

“在大多数老人心中，‘技术在场’永远替代不了‘人的在场’。”申琦总结道，老年人与技术的关系，关键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设计是否真正“以人为本”。衡量技术成功的标准从来都不是迭代速度，而是它赋予生命的温度。当技术愿意放慢脚步，倾听并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与情感时，所谓的水火不容，终将化为共生共容。

原标题：《这个复旦教授团队教100位老人使用大模型》

栏目主编：张骏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