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借王冕之口中痛斥科举制度并塑造众多畸形人物

《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它的作者吴敬梓（1701年——1754年12月11日）字敏轩，号粒民，自号秦淮寓客，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安徽人。他出身于科举世家，祖辈有不少人功名显赫，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只做过赣榆县教谕，为人正直，一生清贫。吴敬梓13岁时母亲去世，14岁时跟随父亲到赣榆。23岁时父亲去世，族人欺负他家两代单传，纷纷来争夺田产，这让他认清了家族长辈的面目，看到了封建伦常所谓“孝慈爱”的虚伪。

从这之后，他为人越来越放诞不羁，因为“性耽挥霍”，又“遇贫即施”，不到十年就将田产耗尽了。家乡亲友将他视为败类。在世俗舆论的压力下，33岁的吴敬梓变卖了祖产，举家迁往南京，以卖文为生，过着贫困的生活，常常靠典当度日，还断炊挨饿，尝尽了世态炎凉，也让他更清醒地认识了社会。不过在南京吴敬梓结交了不少真才实学的朋友，他们给了吴敬梓很大的影响。

吴敬梓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同时受家庭影响，他也准备以科举仕进。他18岁就考取了秀才，但后来的科考一直不顺。29岁时，因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乡试不中。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也让他对科举制度产生了更深的怀疑。36岁时，他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在经过地方一级的考试后，他借口生病没有进京应试，这表明他不愿意再走科举的道路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首次南巡，在南京征召文人，吴敬梓没有像其他文人一样去献诗，而是“企脚高卧”。乾隆十九年（1754年），吴敬梓到江苏扬州访友痛饮，微醉之中，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在座友人听到吴敬梓朗读此诗都有些诧异。没过几天，即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1754年12月11日），吴烺的同年、诗人王又曾从北京南下，舟停扬州，上岸拜会了他钦迟已久的吴敬梓。当天黄昏，吴敬梓又去舟中回拜，两人畅谈，极为相得。归来之后，酒酣耳热，痰涌气促，救治不及，顷刻辞世。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吴鏊。住在附近的友人金兆燕和王又曾闻讯赶来，协助料理丧事。但检其行囊，“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哭吴敏轩》）。治丧费用无从筹措，王又曾就出面向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请求帮助，卢见曾慨然承担一切丧葬费用，并由金兆燕将他的棺木从水路运到南京，安葬在南京清凉山脚下（一说葬在凤台门）。

《儒林外史》主要作于吴敬梓迁到南京之后，到他49岁时已基本完成。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创作素材，书中的人物原型多数是他的亲友、相知者，所以这部书中有着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个性色彩非常强烈。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从明宪宗成化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书中作者围绕着批判科举制度这个中心，描写了封建时代一群知识分子的形象，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在书中，作者对那些热衷功名的科举迷们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对鄙视功名富贵的文人进行了热情歌颂，而对由科举考试培养出来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进行了狠狠的批判。

《儒林外史》

翻开《儒林外史》，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场辛辣的社会批判盛宴。范进中举后竟疯癫癫狂，周进屡试不第后一头撞钟血肉模糊，这些骇人听闻的情节背后，隐藏着多少士人扭曲的人生？那些口头鄙视功名而暗地拼命钻营的虚伪嘴脸，那些为灯草几两斤斤计较到临终也不得瞑目的吝啬形象，无不令人忍俊不禁又痛心疾首。吴敬梓用他犀利的笔锋，勾勒出科举制度下人性的全面异化，揭示了功名利禄如何将读书人变成精神僵硬的行尸走肉。三百年过去，这部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依然光照千古，警醒世人反思科举之害、探寻人性之真。

讽刺利剑：揭露时弊

《儒林外史》作为清代文学的瑰宝，以它独特的讽刺艺术魅力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吴敬梓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间，身为没落士族的一员，亲身经历了科举考试的挫折与无奈。正是这种切肤之痛，使得他能以一支犀利的笔，直指科举制度的弊端与荒谬。

小说一开篇就点明了创作意图：＂纪当世士人居今之势，讥天下士人尚今之习＂。这句话表明作者的立意高远，旨在直面社会时弊，揭示科举制度对士人精神的扭曲与摧残。与当时多数文人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叙事不同，吴敬梓选择聚焦在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困境上，将读书人在科举桎梏下的挣扎与沉沦展现得淋漓尽致。

《儒林外史》第一回塑造了不受科举制度束缚的王冕形象，并借王冕之口痛斥科举制度，认为是科举让“一代文人有厄”。本着这一批判主旨，在书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科举迷形象，如鲁编修家的小姐、马二先生等人。如周进，一直将科举作为荣身之路，但一直考到60岁，却连个秀才也没考中，只好去偏僻的薛家集当塾师，受尽新进秀才、举人的奚落和侮辱。举人大吃大喝，周进只能在一旁陪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等举人走后，还要扫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后来，他连家庭教师的工作也没了，只好跟着作商人的姐夫去混饭吃。

有一次在省城，他参观贡院，看见号板，不觉眼睛一酸，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大家用水把他弄醒后，他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去，放声大哭，从一号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人们可怜他，要凑钱替他捐个监生，他磕了几个头，表示“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再如范进，考了20多次，到54岁也没中秀才，“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地进了考场。后来因为周进的关系，让他中了秀才又中了举人，最后竟然发了疯，半天才清醒过来。

吴敬梓

吴敬梓对讽刺手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在《儒林外史》中能看到多种讽刺技巧的灵活应用。夸张喜剧手法在书中屡见不鲜，如范进中举后的疯癫表现，周进撞钟时的血肉模糊场景。这些近乎荒诞的描写，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不禁为小说人物的悲惨命运唏嘘不已。

反差对比也是《儒林外史》常用的讽刺手法。比如将温和敦厚的王冕与贪婪奸诈的王惠兄弟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又如周荣表面上鄙视科举，实则暗中拼命钻营，高中后手舞足蹈，喜不自胜，暴露出他虚伪的本质。这种反差对比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让讽刺效果更加深刻。

在这些被科举弄得神魂颠倒的科举迷的身上，展现了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对人精神的摧残。如周进突然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国子监司业之后，曾经奚落过他的秀才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曾经教书的山村也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他写过的对联都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而范进中了举之后，身边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人都开始对他阿谀奉承，他的岳父以前说他长得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夸他品貌好、才学高，是天上的星宿，态度一下转变极大。还有以前不怎么来往的人忙着给他送银子、赠房产，只两三个月的时间，家中奴仆、女佣什么的都有了，范进的母亲甚至因惊喜过大竟一下子死了。

但这些人，一生只忙于八股举业，实际上却是腹内空空、愚昧无知，如当了主考官的范进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不仅是知识分子受到了腐蚀，认为人生除科举外无第二件事可以出头，那些与读书无关的人如屠夫、妓女、小商人都满脑子的功名利禄。还有一些人受科举的毒害，完全丧失了人性，没有了人的情感。如当了三十年秀才的王玉辉，不能中举，进不了官场，但对封建礼教与礼仪深信不疑。守寡的女儿要以死殉夫，他不劝阻，反而鼓励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女儿绝食死了，还大叫“死的好”。

反语讽刺是书中另一种常见手法。吴敬梓往往用看似赞美的言辞，实则暗含讥讽之意。比如称周荣“壮心未已，且喜博览”，实则暗讽他沽名钓誉；又如说严贡生“严家从不占人便宜”，紧接着便写他为一两灯草斤斤计较的丑态，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语讽刺，令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更能体会到作者对这些行为的批判与否定。

《儒林外史》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的讽刺并非仅为取笑而设，而是饱含着作者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吴敬梓通过笔下的一个个鲜活形象，展现了科举制度与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表达了他对士人精神异化的忧虑和不满。在小说中，不管是高中的范进，还是落第的周进，都未能逃脱科举制度的摧残，最终都沦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使得《儒林外史》超越了一般的讽刺小说，成为了一部具有深远思想意义的文学巨著。

在畸变的科举制度下，人的精神受到了摧残，灵魂也发生了扭曲，人性蜕变，毫无道德廉耻之心。

科举之害：人性悲剧

《儒林外史》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精神的异化与戕害。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莫过于范进中举后的精神错乱和周进撞钟的血腥悲剧。

范进的故事可谓科举制度下士人命运的缩影。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举人，苦读三十余年，终于在晚年中了举人。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后，他不是欣喜若狂，而是精神崩溃，疯癫发作。小说中描写范进听闻捷报后的反应：“忽然嗷的一声，往后一交跌倒，眼睛直竖，面皮青紫，喘气呼呼的只是出，再不入了”。接着又写他疯癫后的种种怪异行为：乱捕蝴蝶、以汤沃雪、自称“老爷”等。这些荒唐的举动背后，是一个人在长期科举压力下精神的彻底崩溃。

范进之所以会精神错乱，根源在于科举制度对他的全面异化。三十年如一日的苦读，让他的精神世界变得狭隘而单调，除了科举之外，再无其他精神寄托。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地中举时，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得他无法承受，最终精神崩溃。这一情节生动地揭示了科举制度如何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异化为纯粹追求功名的工具，当工具突然达到目的后，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陷入精神的混乱与空虚。

相比范进的疯癫，周进的故事则更为悲壮。这位寒士为了功名而不惜放弃一切，“撬开了当铺，打破了钱柜，连吃的饭都不要了”。但他屡试不第，每次落榜后都痛不欲生。最后一次赴考前，他已是“头发如彪，面皮似煤，衣裳污秽不堪”，但仍怀着对功名的执着前往考场。当再次落榜后，他万念俱灰，一头撞向号钟，“撞得头破血流，满脸是血”，最终命丧考场。

周进的悲剧命运同样是科举制度导致的精神异化。他将毕生心血都投入到了科举考试中，将功名视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当这一目标彻底幻灭后，他便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血淋淋的悲剧场景，生动地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扭曲，令人触目惊心。

除了范进和周进这两个极端案例外，《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系列被科举异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如王惠兄弟，他们靠科举起家后变得贪婪奸诈；又如马二先生，他虽然精通诗文，却沦为帮人作弊的工具。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共同构成了一幅科举制度下士人精神异化的全景图。

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并非仅停留在对个别现象的揭露上，而是上升到了对整个制度的全面否定。在他看来，科举制度的根本弊端在于它将人才选拔标准限定在八股文章上，使得读书人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花费在钻研八股文的技巧上，而忽视了对实际知识和人格修养的培养。这种选拔机制不仅扼杀了士人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也使他们逐渐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和奴隶。

八股文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所有官私学校必修科目。从童试到乡、会试，皆须学而用之。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获取功名，也就难以进入仕途。而正因其用途只在于应付科举，故而尽管士子无不倾注全力，文章学术价值则另当别论。士子为功利所驱动，不得不揣摩圣贤言行与时文程式。甚至发展到经书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清人徐大椿《道情》云：“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此辈为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多受折磨，所以对其诟病之语不断，深恶痛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甚至放言：“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尽管有些偏执，但绝非无稽。八股文终被废弃，应是历史必然。

通过范进的疯癫和周进的自尽，吴敬梓形象地展示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双重伤害：要么被异化为没有独立思想的行尸走肉，要么被逼上绝路导致生命的终结。这种深刻的批判，使得《儒林外史》成为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对科举制度批判最为尖锐、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

士人扭曲：病态人性

《儒林外史》通过反差对比手法，深刻揭示了士人精神世界在功名利禄与礼教束缚下的全面扭曲，其中尤以周荣和严贡生最为典型，他们的言行反差折射出科举制度对人性的异化与摧残。

周荣的形象可谓士人虚伪本性的集中体现。这位自诩“淡泊名利”的士人，表面上看不起科举，声称“八股取士，非得人之道”，但实际上却比谁都更看重功名。小说中有一段极具讽刺意味的描写：当周荣得知自己高中后，立刻“蹦了起来，把椅子都碰翻了”，随后“满面春风”地到处炫耀。这种表里不一的言行，生动揭示了周荣虚伪夸耀的本质。

尤为可笑的是，周荣平日里经常标榜自己不求功名，只求学问，但当马二先生向他提及功名时，他立即露出真面目：“这几年科目不开，小弟闻得今年要考两榜，我若是大比得出来，就是一个举人了。”这种前后矛盾的表现，暴露了周荣伪君子的本质。吴敬梓通过周荣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形象地揭示了科举如何使士人陷入自我矛盾与精神分裂的困境：他们一方面希望在同辈中保持超然物外的形象，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最终造成人格的扭曲与分裂。

严贡生

严贡生的吝啬刻薄则是另一种典型的士人精神异化。在金钱面前，这位“清高”的读书人露出了最丑陋的一面。小说多处描写了他的吝啬行径，尤以临终前对灯草斤斤计较的场景最令人印象深刻。

书中描写严贡生临终前，丫鬟小兰为他点灯时，他仍念念不忘几两灯草：“用不着那样大爷灯，只点半枝罢了。”甚至在弥留之际，仍然惦记着家中的财物：“书要锁起来，茶叶要锁起来，锁在箱子里，钥匙要靠身带着。”这种“死不瞑目”的吝啬形象，鲜明地揭示了严贡生扭曲的精神世界。

严贡生的吝啬并非个人性格使然，而是科举制度与封建礼教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自幼接受的教育使他将功名视为人生唯一目标，而功名之路又充满了物质上的考验。这使得严贡生养成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一方面要争夺功名，一方面又要极力节约开支。这种双重压力下，他逐渐异化为一个精神空虚、灵魂扭曲的“钱奴”。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对士人精神异化的揭示并非仅限于周荣和严贡生两个典型，而是通过多个人物展现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全方位扭曲。如马二先生，本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却沦为帮人作弊的工具；又如王惠，靠科举起家后变得贪婪无度，最终因罪恶滔天被抄家灭族。这些形象各异但本质相通的人物命运，共同构成了科举制度下士人精神异化的全景图。

《儒林外史》还通过胡屠户等世俗人物，揭示了科举导致的社会风气病态。胡屠户代表了势利眼的典型：范进落魄时，他不屑一顾；范进高中后，他立即谄媚奉承。书中描写胡屠户见到中举后的范进时，“磕头如捣蒜”，极尽谄媚之能事，形成与之前态度的鲜明对比。这种趋炎附势的丑态，反映了科举制度如何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使人情冷暖变得赤裸裸地与功名利禄挂钩。

《儒林外史》

通过周荣虚伪夸耀、严贡生吝啬刻薄等形象的塑造，《儒林外史》深刻揭示了科举和礼教对士人的双重异化：科举让他们将毕生精力用于争夺功名，无暇关注社会民生；礼教则以僵化教条禁锢人性，让他们丧失独立人格。在这双重压迫下，士人们逐渐异化为精神空虚、灵魂扭曲的畸形人。吴敬梓正是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对科举制度下的病态社会风气进行了无情解剖和深刻批判。

历史回响：深远影响

《儒林外史》问世以来，凭借其独特的讽刺艺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带有开创意义的杰作。在它之前中国文学中就已经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而《儒林外史》的开创性意义在于：以现实主义作为底色，以讽刺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它与稍后出现的《红楼梦》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小说的又一高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林外史》奠定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后来的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清代出现了以《儒林外史》为发端的一大批谴责小说，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形成了一股批判封建社会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

《儒林外史》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开创性地将讽刺艺术与小说叙事相结合，使中国讽刺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此之前，中国小说多局限于世情风俗的写实再现，即使有讽刺成分，也往往停留在表面的嘲弄调侃上，鲜有如《儒林外史》这般尖锐深刻的批判精神。吴敬梓运用夸张、对比、影射等多种讽刺手法，既幽默风趣，又辛辣犀利，极大增强了小说揭示社会矛盾、剖析人性深层的能力，使讽刺小说真正成为“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有力武器。

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儒林外史》：“始为讽刺之作，实空前绝后”。这句话精辟地指出了《儒林外史》在中国讽刺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儒林外史》的讽刺不同于一般的调侃嘲弄，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对人性本质的洞察之上，因而具有穿透力和持久的艺术魅力。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尤为深远。从晚清到民国，一大批优秀作家都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启发，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和发扬了吴敬梓的讽刺精神和艺术方法。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等讽刺小说在人物塑造和讽刺手法上都能看到《儒林外史》的影子；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中对北京市民生活的细腻描写，也与《儒林外史》对市井生活的关注一脉相承。这些作品继承了《儒林外史》直面现实、揭示矛盾、批判时弊的精神，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方法也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吴敬梓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展现人物性格，通过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人物内心，这种细腻入微的创作方法被后世作家广泛借鉴。例如，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老舍笔下祥子的心理变化，都运用了类似的细节刻画方法。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还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和理想追求，彰显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吴敬梓在小说中不仅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异化，也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他笔下的王冕、杜少卿等形象，虽身处黑暗社会，却能保持独立人格，不随波逐流，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光辉的赞美和对理想人格的向往。这种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人文精神，对于后世文学创作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已有近三百年历史，但其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至今仍令人叹服。它为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人们反思教育制度对人性的影响，思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些思考对于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正如鲁迅所说：“头角峥嵘，卓立千古，此老遗著中所最使后人心折者。”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限制，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及了人性的深处，揭示了永恒的人生命题。无论是范进的疯癫，还是周荣的虚伪，或者严贡生的吝啬，都不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是反映了人性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扭曲。这种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和揭示，使得《儒林外史》具有了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