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信阳事件真相大白：死了多少人，罪魁祸首下场如何

信阳市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市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

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患上浮肿病去世，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1958年秋征还未完成，遂平县喳蚜山卫星公社就出现缺粮现象。1959年初，因春季旱灾，信阳地区普遍发生粮荒。

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地委电话会议上也承认：“除了少数社队对社员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外，绝大多数地区生活没有得到安排。而且最近几天，全区不断出现了闹粮食问题”。

但面对全地区普遍缺粮的严峻情形，路宪文却一方面大抓生铁生产，另一方面催促粮食征购任务，批判右倾思想，继续大放卫星，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认为缺粮是假象，是思想问题，是农民不愿把粮食卖给国家。

为了搞到粮食，地委决定在全区清查私藏粮食的小仓库。截至1月22日，全区查出小仓库的私藏粮食1亿多斤。

地委认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光山县“大搞思想运动，大搞群众运动”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被全区推广。

1959年春，信阳粮荒加重。地委仍然认为是思想问题，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反而掀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到处挖粮，结果把农民仅存的一点点救命粮也给挖走了。于是，饿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

地委、县委对此不仅视而不见，而且还百般阻挠群众向中央反映灾情。

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78个食堂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百余人患上浮肿病去世。

家住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看到家乡的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专署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

3月5日和9日，许学富到县邮政局两次向周总理发加急电报，但电报却被送到了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的办公室。

王汉卿大怒，说许学富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并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后台，捉拿许学富”。

后王汉卿惧怕“扣压给周总理电报”的事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让县邮政局将电报发出去。

总理办公室收到电报后，周恩来亲自批示：“请河南省人委查处回报”。

3月28日，接总理办公室电话后，河南省人委回复说：“省里边对全省的粮食情况是知道的”，“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粮食问题，省里不了解，将立即告商城县查处”。

3月31日，河南省人委办公厅将信阳地区的反馈情况第二次复电总理办公室：

“商城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所以有部分人还有意见。专区已派人到该地进行了解处理”。

对于周总理的电话催促，省委、地委、县委竭力隐瞒或淡化商城断粮饿死人的严重情况，甚至认为向上级反映问题是因为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

4月2日，即中央调查人员到达信阳前夕，信阳地委才写了《关于商城越美公社观庙团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

通报里承认许学富所说基本属实，并检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征了过头粮，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害怕戴右倾帽子不敢反映缺粮实情。

4月3日，中央调查人员到达信阳，指示地委、县委“落实和解决粮食问题”、“保证公共食堂粮食供给，杜绝再发生死人现象”后，地委、县委才认真调查此事，承认发生了死人事件，下拨粮食。

由于1959年秋季发生旱灾，当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的情况更加恶化，饥饿遍布全区，浮肿病人迅速增加，农民大量因此去世。

据时任信阳地区专员的张树藩回忆：

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

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路宪文在省委的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

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查处。

地委对于反映灾情的群众进行打压，对地级干部也不例外。

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张树藩就是因为反映了他蹲点的西平、遂平县的实际灾情并私自开仓放粮而被地委常委会作为批斗对象的，秘书余德鸿也受牵连被撤职挨批斗。

张树藩还曾向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反映淮滨县饿死人的惨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地委并没有采取措施，也不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

张树藩的妻子、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向路宪文写报告，反映信阳县鸡公山公社缺粮的事情并要求调粮21万斤。

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前去调查，王秉林向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认为“王秉林也动摇了”。

10月中旬至12月底，这正是信阳地区浮肿病患者去世最多的时候，省委、地委及各县县委对此是知情的，但没有采取救济措施，仍然是掩盖灾情。

1959年12月2日，省委财贸书记宋致和在省委电话会议和12月26日在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些都是个别地方，不需要大惊小怪的去惊慌。”

而在路宪文的讲话中，更是看不到灾情，一方面“形势一片大好”，另一方面催促粮棉油征购任务。

11月5日，路宪文在地委电话会议上大讲全地区的粮棉油征购情况，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征购任务完成差的县，路宪文认为“是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区，也是资本主义思想最严重的地区，敌人活动最多的地区”。

11月19日，路宪文在九县县委书记碰头会上说：“目前我区革命形势整体不错”，“主要问题是部分地区粮棉油征购任务完成的不好”。

路宪文认为，这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在粮、棉、油征购工作上的表现。他表示，一定要扭转在粮、棉、油征购中的被动局面，要求各县11月份结束征购工作。

1959年12月，信阳地区已经是饿舜遍野，而路宪文在9日的地委电话会议上依然催促征购任务，并认为“信阳专区绝大多数地区收成很好，是丰收或大丰收”。

各县县委更是想方设法防止民众向外透露灾情。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

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

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还有官职更高的人反映信阳灾情，但也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尤太忠少将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很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光山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

不过，仍有不少人冒死上书中央，信件不能从信阳地区寄出，群众就趁黑夜走野地到邻近专区邮寄信件。

1960年4月8日，河南纪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向中央监委报告了信阳饿死人的情况。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将情况汇报给了中央书记处。

4月12日，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由李坚、李振海等人组成的调查组到河南信阳调查了三个月。调查的结果是因浮肿病去世的人数为70多万人。

这一情况汇报给中央监委和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感到事情严重，向毛泽东谈了信阳的情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成立了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的中央工作组，深入信阳作进一步调查。

面对中央的调查，吴芝圃仍想稳住路宪文，对他说：“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7月20日，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

杨蔚屏说：“信阳地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对全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作风上犯了一些错误，造成了一些工作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组织上不会处理。”

会议决定“丢车保帅”：三个县委书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被点名批判。

9月，省委全会上，路宪文作了检查。吴芝圃却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思想认识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上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腰干工作。”

9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铭榜再次来到信阳，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10月，中央监委的李坚带领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三人到信阳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得出结论：信阳地区患浮肿病去世人数是110万。

10月21日，他们写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李富春又转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60年11月起，中央从各部委抽调700人到信阳地区帮助整社救灾，省委也组织了千余人到信阳搞整风整社，派出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等。

1961年1月30日至2月12日，在中南局书记陶铸和副书记王任重的参与下，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的错误。

吴芝圃作了几次检讨后，调离河南，后到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而地委、县委干部大都受到沉重打击：

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被判刑三年，9个地委常委仅留下两个。逮捕的县级干部有12名，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被判死刑(xxx说我还没杀过县委书记，改为死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