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不再为“资历”买单：新导演如何接棒？

文｜33

今年电影市场的一个显著趋势是：资深导演作品频频遇冷。

《封神第二部》《红海行动》《射雕英雄传》《你行！你上！》《东极岛》等备受期待的大制作，票房均未达预期。这反映出观众不再单纯为“资历”买单，也不再轻易接受那些与当下脱节的叙事与价值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新导演的作品正持续带来惊喜。无论是暑期档的《捕风追影》，还是国庆档的《毕正明的证明》《震耳欲聋》等，均在故事内核、影像语言或是情感共鸣上给观众带来全新体验。

这一切也印证了：电影市场呼唤新鲜血液，需要真正与当下接轨的价值观、富有生命力的故事，以及不设限的创意来重新激活。

而“海纳国际青年导演发展计划”便是这样一个平台。在第七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一场聚焦“海外青年导演的市场路径”的海纳圆桌对话再度展开。然而，在整体行业气氛低迷、增长乏力的当下，即便越来越多在海外学成的青年导演陆续回归，也往往难以找到施展才华的空间与路径。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他们究竟还能如何突围？他们的未来又可能指向何方？

青年导演第一课：别自嗨，要共鸣

在当下的华语电影圈，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在国外一流电影院校学习过的年轻导演，正选择回来拍电影。

他们带回了国际上最新的讲故事的方法、技术上的高标准，以及对电影产业的全球视野，个个都充满热情，想在国内大展拳脚。不过，这条路走起来并不轻松。很多人回来之后新鲜感还没过，就碰上了现实的难题：他们在国外学的那套“国际语言”，怎么才能跟国内观众真实的生活、文化的根，还有不断变化的喜好对话？

这不仅仅是技术或美学的融合，更是一个根本性的创作意识问题：青年导演究竟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以及以什么样的意识去拍？

大麦娱乐总裁李捷分享了一个例子：一位年轻导演拿着一个精心打磨多年的剧本寻求支持，故事讲述中国留学生与一位非洲裔朋友在纽约相识，因共同想去非洲从事公益而产生分歧，最终分道扬镳。李捷看完后坦言：“这确实太难让国内观众代入了，基本上每一个点都是国内不熟悉的场景。”

他还从投资与宣发的角度点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很多观众甚至是从简介开始就放弃了一部电影。

“就是那么100个字。你可能拍了五年，花了很多的钱，但是100个字就把你的命运决定了。”

知名电影编剧李媛进一步指出了当下观众心理的深刻变化：“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可能更多会期待你的电影是怎么来服务于‘我’。‘我’会提前判断‘我’能从你这里面获得什么，如果‘我’找不到那个点，就不会去看。”

凡此种种，构成了摆在青年导演们面前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双重挑战：一是跨文化背景下的创作定位与深度融合，二是建立起一种强烈的“服务观众”的创作意识——你的故事是否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呼吸相关、情感相通？

电影学者、监制、制片人焦雄屏对第一重挑战看得很透。她说，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把国外的东西照搬过来，而是一件需要智慧和耐心的事。“并不是你一回来，立刻就能在产业生根，或者是理解当今的市场。”她以当年杨德昌导演引入新的布光理念却遭遇团队抵制的例子说明，即便是一个技术选择，也需要找到与本土工业习惯沟通的路径。

焦雄屏接着提到了导演李安的路子。她觉得，李安擅于用国际化的创作手段，去深挖或连接本土的文化情感与生命经验。“他很聪明，用西方叙事讲了一个中国的故事。故事里头装的，是非常中国、非常个人的情感和家庭难题。”诸如此类的实践表明，融合的核心，是让技术服务于对本土经验深刻而独特的表达。

而真正完成这种表达，还意味着必须面对第二重现实挑战：如何与观众建立有效连接，让故事真正被看见、被感受。李媛给出了一个务实的建议：“我觉得新导演的第一、第二部长片，最好不要做自己的原创故事。”

她特别提到，在国外待久了的导演，生活根基需要时间才能和国内大多数观众的现实接上头，如果一开始就拍非常个人化的原创故事，很容易让观众觉得有距离感。

但这不意味着导演不该有原创，而是指出了一条更稳当的路：先借用一个已经扎根于本土的好故事（比如改编或者有人委托的项目），来慢慢理解、适应国内观众的情感节奏和叙事习惯，等摸清了门道，再把自己的作者风格注入进去。

海纳青年导演傅尚斌的跨学科经历，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这两重挑战。他从经济学跨界，通过摄影切入行业，他的体会是：“导演最简单要具备的是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那种共鸣和敏感度是非常重要的。”

这意味着，无论技术多么精湛，背景如何多元，导演最终的功课依然是理解人、理解时代，并提炼出能引发广泛共情的故事内核。这种对生活的洞察力，才是跨越文化差异、连接观众内心的真正桥梁。

产业托底，青年演员才能“冒头”

电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个青年导演的成长，固然需要个人的才华、坚持与清醒的创作意识，但如果没有来自电影产业本身的系统性支持与清晰的角色分工，再好的苗子也可能在复杂的工业体系中迷失方向，或是在市场的初次碰壁后沉寂下去。

因此，当我们将目光从导演个人的创作挑战移开，投向更广阔的产业环境时，一个同样关键的问题浮现出来：当前的华语电影产业，究竟该如何搭建一套有效的培养体系，来托举这些新生力量？

首先，一个长期被模糊却又至关重要的角色亟待“正名”——监制。在当下的行业语境里，“监制”一词似乎被赋予了过多且含混的职责。那么，一个理想的、能切实帮助青年导演的监制应该做什么？

焦雄屏以自己担任监制的经验给出了答案：“监制的职责，包括寻找资金与合作对象，找到最合适的导演、编剧、剪辑、摄影，组成一个制作团队。影片完成后的行销、卖片以及去电影节，都是监制的责任，而不是现在这样，变成一种荣誉性的头衔。”

换言之，真正的监制是项目的“总工程师”和“第一责任人”，不仅要在创意层面为项目把握方向、定位调性，更要在执行层面整合所有资源，搭建团队，并负责将作品推向市场。对于经验尚浅的青年导演而言，一位具备这种全方位能力的监制，能帮助他们在创作与市场的双重风险中稳定方向。

李捷也表示：“未来海纳青年导演的电影长片，我们都要找一个好的监制，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大制片人，也可能是优秀的大导演，让他真正能带着年轻导演拍一部好的作品。”

其次，在电影人才培养的路径上，我们正逐渐看到一种趋势：从以往注重培养“细分人才”，转向越来越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塑造。这不仅仅关系到导演、编剧等个体创作者的能力结构，更深刻影响着未来电影工业化团队的整体协作效率。

在这方面，海纳国际青年导演发展计划项目海外发展顾问郑非所分享的南加大经验，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作为北美最早成立的电影学院之一，南加大自创立起便基于好莱坞的产业需求，将电影视作一门系统化的工业进行教学与实践。

郑非具体解释道，南加大的学生入学后并不急于细分专业，而是先接受全面的电影制作训练，直到高年级才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导演、编剧、制片等方向。这种“先通后专”的培养模式，带来两大显著优势：其一，学生未来无论从事哪个具体工种，都能深刻理解其他环节的工作逻辑与挑战，“不会出现部门之间因为不够了解而协作不畅的情况”；其二，它自然培养出许多具备跨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等一个年轻的创作者成长起来，他既可以做编剧，也可以做制片人”。

郑非进一步指出，这种强调融通与协作的培养思路，在AI技术持续渗透并重塑创作流程的今天，显得尤为必要和珍贵。

再者，体系化的扶持平台与计划，是连接个体潜能与产业资源的“基础设施”。如同“海纳国际青年导演发展计划”所实践的，这类平台的价值在于提供一条清晰、可持续的成长阶梯。它不止于资金支持，更是一套“组合式”解决方案：通过开放IP库降低创作启动门槛；通过安排进入头部项目担任B组导演，积累实战经验与行业信用；通过创投评审与专项孵化，为优质项目精准匹配资源，搭建从蓝图到成品的桥梁。

郑非认为，这种聚焦于特定群体（例如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青年导演）的精准扶持，具有独特的价值。这种系统性的支撑，能显著降低青年导演在事业早期独自摸索所产生的高昂试错成本，让他们更能专注于创作本身。

小结

电影的生命力，根植于持续创新与真诚表达。但“真诚”不等于自我封闭。正如论坛中谈到的，许多年轻导演的“个人表达”，因其经验过于独特，往往难以与观众建立连接。真正的真诚，是一种试图让个人经验被广泛理解的努力。

这也正是海纳计划明确扶持商业片导演的初衷——培养像曾国祥、许宏宇等导演那样的商业片导演，让深刻的表达通过精湛的叙事赢得大众共鸣。

同时，创新是电影进化的核心动力。它不仅是技术与形式的革新，更是叙事视角与情感维度的拓展。在技术变革与观众习惯快速迭代的今天，电影必须通过创新来保持其不可替代的沉浸体验与情感深度。

行业的未来，始终取决于能否持续吸引并帮助兼具真诚内核与创新勇气的创作人才。电影的持久力，正是在这一代代创作者对连接观众的追求与不竭的探索中，得以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