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主持发掘殷墟，将中国历史向前推千年

在中国考古学界，有这样一位大师：从小就是学霸的他，22岁从清华毕业。

随后的两年里，他依次获得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和社会学硕士学位，更在27岁的年纪就取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他全身心投入考古发掘工作。

他主持发掘了殷墟遗址，不仅让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还改变了国内外对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丰富而深厚的文化遗产。

他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将保护文物为己任，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同时，作为一位教育家，他还培养出了多名中国新一代的考古人才，为中国考古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李济的故事，近距离感受他的辉煌岁月。

01

从小就是学霸，论文启发了大哲学家罗素

1896年，李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一个书香门第。

他的父亲李权从小刻苦用功，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秀才，并担任了县里最大学馆的老师。

李权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为人温和，重视教育。

在李济还是个孩童的时候，李权就开始教其朗读诗歌、弹古琴。

与此同时，李权并没有排斥从西方传入的新知，相反，他还送李济去上新式的小学，接受新式教育。

后来，全家人因父亲留任内务府而搬到北京。

在北京，11岁的李济成功考入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五城中学，并在公元1911年清华学堂首次招生时，成为第一批考入清华的学生之一。

区别于传统学校，当时的清华学堂，不仅有着像“淋浴”“健身操”等西式生活方式，课程内容还以英文、技术等为主。

这些新颖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极大地开阔了李济的视野和思想。

在清华学习期间，品学兼优的李济积极学习海外的观念和知识，他认为这些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

直到1918年，李济对心理学萌发了兴趣，并决定出国求学。

同年，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通过了第八期官费留美考试，进入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三年级课程。

1919年，李济凭借优秀的成绩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

与此同时，在大量阅读中，李济逐渐被人口学这一领域所吸引。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于是次年，他选择转读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生课程。

不过这次尝试却不如人意。

由于研究人口学必须打牢数学基础，这正是李济所欠缺的，而转学人类学更切合他的实际情况。

于是，1920年，笃学不倦的李济在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前往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李济深刻地意识到，人类学的方法理论可以有效地用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基于这样的思考，他专注于研究中国人族群意识的演变，完成了《中国的若干人种学问题》一文，并先后发表在《中国留学生月刊》和《哈佛研究生杂志》。

恰逢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后著《中国问题》一书，他看到李济的这篇文章后深受启发，于是引用部分到他的著作中，这位年轻的东方学子也因此一举成名。

1923年，27岁的李济以出色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这篇论文也成为中国人种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02

创造的田野科学考古法，一直被沿用至今

毕业这年，学有所成的李济收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邀请，本就心系祖国的他毫不犹豫地回国，担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任职期间，李济结识了亦师亦友的丁文江，并参与了河南新郑的实地考察工作，对那里获得的一些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撰写了《新郑的骨》一文。

随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向田野考古。

1925年，李济被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

次年，由美方出资，李济作为主持人，与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考古挖掘。

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项目，成果丰硕，不仅发掘出大量陶片，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而这一发现把蚕丝生产的历史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更令人惊诧的是，李济还创造了“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科学考古方法，这些工作方法至今仍被考古界的学者沿用。

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该所是中国第一个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

同年，李济开启了他考古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段经历——殷墟考古。

他主持开展殷墟第二次考古发掘，并主编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

1930年，34岁的李济带领团队前往山东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开展发掘工作，仅用一个月就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龙山文化”，并主撰《城子崖》一书。

这一重大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谱系，而且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文化并非源自西方。

1931年，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考古发掘在小屯村北和后岗进行，历时51天。

小屯村北发掘出土了782片甲骨，这是小屯以外第一次发现甲骨文。

而后岗发掘发现了殷商、龙山、仰韶三层文化直接叠压的关系，从而确立了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解决了我国考古学上至关重要的问题。

四年后，殷墟第九次发掘由李济主持，发掘范围从小屯扩至侯家庄。

随后，在西北冈发掘了四处墓，获石器千余件，其中不乏精品。

同时，李济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后，获取补助费用，为侯家庄发掘提供经费保障。

03

护送部分文物迁移到台湾，没有一件损毁

谁知，就在考古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了躲避战乱，中央研究所西迁，历经长沙、昆明，最终安定在四川南溪李庄镇。

而中央博物院亦筹备前往昆明。

李济随即派人前往陕西宝鸡、三原等地调查彩陶遗址，并在云南昆明至大理、苍山一带探寻史前遗址。

1948年，李济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而这一年，国内硝烟再起，为了躲避战火，身为中央博物院理事的李济被安排负责护送部分文物至台湾。

实际上，运送文物的船只并不安全，甚至是破旧不堪，加上行程要持续三天，因此不少人都劝说52岁的李济不要同船护送，风险太大。

可李济坚守着“文物在哪里，人在哪里”的信念，执意同船。

正因他全心全意保护文物，上千箱文物竟然都完好无损地被运送到台湾。

在台湾安定下来后，李济担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创立了考古人类学系。

他怀揣着对考古学的热爱，培养了一批像张光直、许倬云等真心为学的学者。

此外，他还对当地的历史遗址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同时不忘继续整理研究之前殷墟考古的工作资料。

尽管随着年龄增长，疾病逐渐增多，但他仍然坚持学术工作。

1973年，古稀之年的他完成了《安阳》一书初稿，书中他对殷墟历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然而，时间无情。

1979年，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只发现上万本藏书，未发现任何私藏文物。

他的高尚人品，可见一斑。

回顾李济的一生，他不畏艰苦，为中国现代考古事业无私奉献。

他身上这种努力有所作为，敢于担当的精神，值得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