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打仗“先登”死亡率极高，士兵明知必死，为何抢先

先登上城的人，大多数没回家。也正因为有人把命搭上去，才有家族一夜改朝换代的事发生；也正因为有人冲在最前面，整队人才有机会跟上去。说白了，就是有人死得凶，有人活着捞到了好处，两种结局并存。

把时间往回拉一点看，能把这种现象解释清楚。先登不是随便冲上墙顶那么简单，城墙本身就是防守方的优先利器。古代的砖石城墙又高又滑，外表看着平整，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是守军的武器。攻城队伍要靠云梯，靠搭桥，靠绳索，把人送上去。这时守城会用尽手段：石块砸下、巨木滚落、热油泼下、成片箭矢射来，还有那种可以升降、压制登城者的防御装置，整体组合起来，登城的人常常在半路就被打散，能踩着同伴尸体爬到城头的人已经是极少数。

再往前看，为什么会有人抢着去做这个几乎等于自杀的事？有两个现实原因推动。第一是军功奖励在古代真有分量。早在春秋，一等先登可以得到爵位和大块田宅；到汉代，赏赐更系统化，不只是头衔，还有地、房、奴仆、税免特权，甚至见官不拜的待遇。这样的回报对一个普通士兵家庭来说，相当于一下子把生活从吃不饱变成有底气。历史里也有不少例子能说明这条路是可走的。樊哙本来是屠夫，打了多次先登，后来成了舞阳侯；乐进靠几次先登，成了曹操手下的名将之一。还有楚汉之争里，杨喜因抢到项羽尸体的一块肉，得以建功立业，他的后代因此扬名。这类故事在军中流传，自然会吸引人冒险。

第二个原因来自军法和指挥上的逼迫。史书里虽然没直接写“督战队”四个字，但监军和随军的督察确实存在。唐史里记载监军自置亲兵千人，主要职责就是盯着军队的执行力。更关键的是那种连坐和临阵惩处制度：一旦下令攻城，退缩可能意味着被处决，连带前后队伍互相牵连，这种安排把退路彻底封死。让士兵面对的选择就是两条路：往前冲，可能死，也可能活得有名有利；后退，几乎没有出路，还会拖累战友。人在绝境下，做选择时更倾向于那条至少有希望翻身的路。

再具体说说攻城过程里的细节。发起冲锋那会儿，长号声、雷鸣似的喊杀，士兵们把梯子靠上城墙，第一拨人先被巨石和沸油迎面砸杀，能活着站上去的，往往要在城头顶上一边抵御箭雨，一边拼命撑住缺口，等第二拨人冲上来。守军会把城头的狭窄空间尽量变成杀敌的通道，用滚木把梯子打断，把绊子藏好让人摔下去。先登者一旦站稳，头顶就是全城守军的火力中心，很快会成为众矢之的。史料里多次记录，很多先登队伍几乎全体阵亡，只剩寥寥几人或者无人生还。

说到心理层面，群体效应也起了作用。战鼓一响，大家互相看见同袍往前冲，顾忌和恐惧会被压下去。尤其在那种一营作战、成败相关的氛围里，谁都不想成为退缩的那个。再加上有明确的奖赏挂在眼前，很多人就把赌注押在“冲上去有机会吃大肉”的那一面。还有一点现实：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性低，底层百姓能靠打仗翻身的机会不多，和平时可能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既然生活本来就充满不确定，不如赌一把，哪怕成功几率极低，成功后的回报足以改变一整个家族的命运。

军中纪律和惩罚制度从另一面强化了这种选择。军法严格到连坐的地步：前队怂了，后队就可能遭殃；将领带头后退，可能被斩首示众。把士兵逼到死角，是一种很直接的战术。退路被切断，人的行为出现了“置身死地而后生”的效应：既然不能退，选择拼死一搏算是唯一可行的选项。这个机制虽然残酷，却在历史上多次被用来打破守城方的心理防线。

把视角再拉大一点，先登的意义并不只是个人荣誉。先登改变的是战局节奏。第一个人踏上城头，不只是占了块地，更像是把守军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门打开了。守军看到有人上了城头，心里往往先乱，阵脚一散，防守就可能崩溃。之后进来的部队有了立足点，攻势就能扩大。也正因为如此，古代军功把先登列为重要功勋之一，史书上把它和其它立功方式一起记载，以示重视。

可以想象那场面有多惨烈：泥土飞扬，血染衣甲，云梯被打断，尸体堆成小丘。这样高风险、高回报的机制，把战争变成了一场用生命换未来的赌博。说句不太文雅的话，这就是把命和家族未来一并下注的买卖，既有人赌到家产翻身，也有人赌上性命一无所获。

在时间线上再往前追本溯源，会看到国家对军功的制度性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先登文化。这种安排既是激励机制，也是社会流动的渠道。没有这些制度，普通士兵很难从社会底层跳出来；有了它，哪怕代价极大，一些人还是愿意尝试。于是就出现了那种明知可能死，还要抢着上的尴尬局面。

故事里那些成名者的案例，既是制度效应的产物，也成了后来人冲锋的理由。有人会把它当作家族传承的起点，有人会把它当作最后的搏命一击。无论怎样，先登这个名词，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生与死、机遇与绝望混杂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