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影响作用

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件石破天惊的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几个经济特区横空出世，试图为中国经济开辟一条新路来。按照当时的设想，深圳和珠海毗邻港澳，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汕头在东南亚有很多侨胞，国家对这几个城市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借此吸引境外投资和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可是时过境迁，四十年的栉风沐雨后，只有深圳杀出重围，成为一个比肩北京上海的庞然大物，人口接近两千万，GDP3.6万亿元，可谓遥遥领先，而其他城市大多“小而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并不复杂，你不妨花几秒钟想想，这几个经济特区都位于哪里，有什么样的区位条件。厦门和汕头，是出了脚下，就面临茫茫大海，珠海隔壁有个澳门，但主要搞旅游和博彩，这三个城市“对岸”的经济体，要么相隔十万八千里，要么产业单一体量太小，辐射作用都比较弱。唯独深圳的对岸有一个香港。通过陆路接壤，深港之间形成了一小时生活圈。所以，深圳能够无缝接收到香港的产业转移、技术移植以及金融扶持。
我们以产业辐射为例。半个世纪前的香港，可不是什么产业空心化的经济体，作为亚洲四小龙，当时香港承接了第三次全球产业大转移，纺织、服装、电子及玩具等制造业空前繁荣。后来由于土地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恰逢内地打开大门，香港的制造业就大量北移到深圳，而总部留在香港，跟深圳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给深圳带来了“泼天富贵”。
你可能不知道，在1997年，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所创造的GDP，能占到中国内地18%的超高份额。作为东西方的十字路口，香港有着“超级联系人”的枢纽作用，内地通过香港走出去，海外通过香港走进来，在这样一个超级城市的辐射带动下，深圳想不腾飞都很难。只要深圳不瞎折腾，大城市的形态早晚会手到擒来。
所以，有些时候，地理区位就能决定一个城市的终极宿命。以至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曾经提出过有名的“地理决定论”。一个地方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无不受到地理环境及其气候状况的影响。尽管人类的科技已经进步到足以登月，可以在一个芯片上刻下数百亿晶体管，但人世间的建设，依旧摆脱不了地理的影响。你发现没有，今天的南北分化极为显眼。1978年，北方在前十大城市当中占了六个席位，南方相对较弱。但是到了今天，前十大城市里头就只剩下北京一座北方城市了。 而且，我还在书中统计了2021年南北方各自前十大城市的状况，结果发现了中国经济版图上非常稀奇的一幕，就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南方前十大城市的GDP都是对应北方前十大城市的两倍左右。这个现象直到今天仍存在，像南方第二的深圳，2024年是北方第二天津的2.04倍，南方第五的成都，是北方第五济南的2.2倍，南方第七的杭州，是北方第七烟台的2.03倍，南方第十的宁波，是北方第十大连的1.91倍……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巨大的分化呢？这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呢？我不知道你平常到一个陌生城市旅游，有没有去河边走走的习惯。如果你观察得够仔细，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现象，重庆、武汉、南京这一类南方城市的河流上经常是舳舻千里，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繁忙，而在西安、郑州、济南、这些北方城市，船只却很少。“河道上有没有船”，不仅是南北方城市一个泾渭分明的分歧点，同时也隐藏着南北方规模分化的答案。众所周知，中国有七大水系，其中长江和珠江都位于南方，这两条都是大江大河，使得流域里的诸多城市能够通江达海。相比公路和铁路运输来说，水运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运量大，一艘万吨船舶的载重量相当于两三百个车皮，分摊到每一吨货物上，运费就很低。有测算显示，水运成本是铁路运输成本的1/2，公路运输成本的1/5，航空运输成本的1/20。
发达的内河航运体系，让南方的城市即便深居内陆，也能够找到一条最低的运输动脉融入全球分工链，进而成长为超大特大城市。这一点，美国芝加哥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芝加哥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也要1100公里，但是借助于五大湖以及四通八达的河流体系，它依旧可以自由进出大西洋、墨西哥湾以及纽约港，一跃成为世界上深入内陆的最大“海港”。这种地理区位，也奠定了芝加哥作为全美工业中心的地位。可以说，芝加哥的故事完美地阐释了一句话，河运其实就是国家内部的“海权”。
反过来，我们来看北方的水系都有哪些，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相比长江珠江来说，北方河流的航运功能其实是聊胜于无的。这一点，极大阻碍了北方内陆城市的发展壮大。这里，我们以黄河为例展开讲讲。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中国前十大城市，除了北京之外几乎都诞生在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而黄河却一个都没有呢？明明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流，流域面积高达75.2万平方公里，抚育了无数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这些城市就是挤不入前十呢？原因有二：水量小，河道浅。尽管是世界十大长河之一，但是黄河的年均天然径流量只有500多亿立方米左右，列世界大江大河100位之外。其径流量连松花江、淮河都比不上，更别说与9857亿立方米的长江相提并论了。

由于流量过小，加之上游开垦砍伐水土流失的影响，多年来，黄河平均年输沙量达16亿吨左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这些沙子并没有全部被冲刷入海，而是逐步淤积在中下游。从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开始，直到东营入海口，河道里堆积了大量泥沙，河底要比地面高出数米，以至于出现了“人在河底走，抬头见帆船”的人间奇观。沿岸就算想要修建码头港口，也无从下手。水量小，河道浅，通航条件不好，严重制约了通行船舶的大小，载重量不过区区百来吨。加之出海口淤泥太多基本断航，整条大河航运价值聊胜于无。在这种条件下，我看，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开拓出海口比较艰难。
对比了重庆、陕西的情况，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一点。2018年陕西水运周转量只有0.52亿吨公里，占全部货运周转量的0.01%。而同样是西部地区，重庆每年走水运的货物周转量却高达2238多亿吨公里，是陕西的4000多倍，甚至比山东、河北这些北方沿海省份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陕西在黄河流域，而重庆在长江流域啊。放眼整个大西北，最便宜的出海大动脉基本是没有的。这也是大西北经济发展逊色于大西南的原因之一。当然，东北地区同样不太乐观。辽河因为泥沙堵塞航道，下游基本断航。
整个北方的水运系统，相比南方来讲不够发达，进而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在上一轮全球产业大转移中，中国承接的多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赚的多是代工费，利润很薄，对运输成本极为敏感。北方内陆城市长期以来十分依赖铁路和公路出海，同等条件下运输成本要高过于南方城市，使得整个片区受到外资青睐相对较少。而南方则因为通江达海的条件，顺利发展起加工贸易，深度参与了全球的产业分工。后来，东部沿海崛起，国内发生产业梯度转移，大量中低端产业也是优先转移到运费更低的南方省市。北方错失了两次大风口。
第二，航运体系的缺失，会把一些特定的产业投资给吓跑了。比如说石化工业，它是一个典型的原料和成品大进大出的产业，非常依赖港口和水运。所以，地理条件也就成为评估石化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标杆。一个北方内陆城市，如果不是靠近原料供应地或者有管道运输，很难成为化工重地。第三，水资源跟内河发达程度，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北方河运不发达，跟降水量也有关系。越往“秦岭—淮河”以北走，降水量就越少，因此，凡是高耗水的企业就难以在北方落户扎根，产业选择面受限。
刚才说的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北方内陆城市的经济体量，从一出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天花板。而且，腹地-港口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内陆城市不强盛，也会让前端的港口城市受到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北方从内地到沿海，整体都比南方经济体量要小一些的缘故。
总而言之，好的区位条件，可以让一个城市的发展事半功倍。反而，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当然，为了突破地理屏障，有的城市也会修建一系列高等级交通基础设施，用人为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地理条件”，进而逆天改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