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2025年度十大人物揭晓，梁文锋、杜梦然等人上榜！

《自然》年度十大人物（Nature’s 10）每年从全球的重大科学事件中评选出十位人物。

《自然》年度十大人物榜单集中了今年的科学里程碑以及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十位人物和他们的同事一起做出了了不起的发现并提醒公众关注至关紧要的问题。《自然》十大人物不是一个奖项或排名。这十位人物由《自然》的编辑选出，他们的故事代表了今年发生的重要科学事件。

Susan Monarez

公共卫生守护者

这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上任仅一个月即遭解职。

当Susan Monarez宣誓领导美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机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时，这个国家的众多研究人员都松了口气。

Monarez是一位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近20年来都是政府的无党派科学家。她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时，意外地无人提出质疑。但在8月，Monarez仅就任不到一个月便遭免职。在9月一次气氛紧张的国会听证会中，她作证说：“我因坚持科学诚信原则而遭解雇。”

在这一年里，美国官员取消了数千项科研拨款，解雇了数以百计的政府研究人员，冻结高校资金，并史无前例地削减了经费规模。

“Susan一直坚持用证据服务国家，并认为这高于一切。”流行病学家、美国布朗大学流行病中心主任Jennifer Nuzzo说，“Susan做的是所有自尊的科学家都会做的事。没有哪位自重的科学家会不审查科学证据，只把自己当作橡皮图章。”

美国疾控中心的掌舵者未定，前途不明，但Monarez真挚祝福下一任领导者。这个岗位有“内在的政治性，但不意味着它必须服从于政治。”Monarez 在10月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自然》，“疾控中心太过重要，不能轻言放弃。”

Achal Agrawal

撤稿侦探

这位科学家不惜付出个人代价，勇于揭露印度大学的撤稿率。

在Achal Agrawal的一次讲座中，一位学生在和他讨论研究计划时讲到自己曾用软件改写已发表的论文。Agrawal指出这属于剽窃行为，但学生拒不承认，表示他最后的论文通过了大学的查重。“我太震惊了。”现为印度一名自由数据科学家的Agrawal说道。

2022年末的这次遭遇让Agrawal 意识到学术不端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也坚定了他解决问题的决心。一个月后，他从大学离职，并致力于提升印度社会对违反科研诚信的认识。这份无偿工作把他推到了印度学术激励机制的议论中心。

今年，Agrawal等人的努力推动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政策变化。印度的国家高等教育机构排名框架（NIRF）每年对高校开展评估，这能影响学校获得的资助。8月，印度政府宣布将对撤稿过多的机构实施处罚。这一举措在该体系中尚属首次。

以往排名只奖励发表数量，而不顾质量。“他致力于证明当前关注的指标是错的。”英国萨里大学的生物医学科学家Matt Spick说。但这些进展也让Agrawal付出了高昂代价。他找不到工作，并面临一所私立大学对7名IRW成员的诉讼。但他仍在坚持，并从今年开始为高校举办提高科研诚信意识的研讨会。他指出，最终目标是推动问责制，帮助机构采取行动。

Tony Tyson

望远镜先驱

这位物理学家是新启用的薇拉·鲁宾天文台的背后“先知”。

今年早些时候，Tony Tyson得以一窥智利全新的薇拉·鲁宾天文台拍摄的首批图像——这是他从30多年前就开始构想的项目。在他和团队耗费数月排除望远镜的软硬件故障后，数以千计的星系清晰显现。“知道设备正常运转是一回事，但亲眼所见又是另一回事，”他说，“看到图像的时候我‘哇’地叫了出来。”

薇拉·鲁宾天文台坐落于安第斯山脉，很快将用全球最大的数字相机对南天球拍摄连续影像。它将绘制宇宙不可见暗物质的3D分布图，探测数以百万计的脉冲或爆发恒星，并发现可能威胁地球的小行星。

这个天文台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设计，造价高达8.1亿美元，无异于一场豪赌。就职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物理学家Tyson 说：“这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我们愿意冒这个险。” 英国爱丁堡大学天体物理学家、苏格兰皇家天文学会的Catherine Heymans说：“如果不是他的远见卓识和排除万难的决心，就不会有今天的鲁宾天文台。”

2000年，Tyson成为首批使用‘弱引力透镜’技术揭示暗物质存在的科学家。1990年代初，他与他当时的博士后、物理学家Gary Bernstein打造的数字相机安装在智利的一台美国望远镜上，成为1998年发现暗能量的重要工具。此时Tyson便有了鲁宾天文台的概念，并在2000年首次提案主导该项目，直至主镜完工。

如今，年届85的Tyson仍未放缓脚步。他期待这台望远镜能对宇宙进行最大规模的弱引力透镜观测，更预言它将揭示惊人发现：“大概率会带来颠覆我们认知的宇宙奥秘。”

Precious Matsoso

疫情谈判家

首个全球大流行病协议——和缔造它的女性。

2025年的很多时刻，世界仿佛就要分崩离析。但在4月16日凌晨2点的日内瓦，却出现了一丝团结的曙光。世卫组织190多个成员国就首份全球大流行病协议的草案达成了共识。这一成果历经三年多的艰苦谈判，为全球如何预防、准备和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制定了指导原则。“我非常激动，欣喜不胜。”担任谈判机构联合主席的Precious Matsoso当天早晨说。

谈判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制定比应对COVID-19大流行更公平的方案。SARS-CoV-2病毒传播与变异样本及数据的开放共享，促进了救命疗法和药物的研发，但这些获益并未在各国间公平分享。低收入国家被迫苦苦等待救命药物，而高收入国家被指过度囤积。

作为全球卫生领域的资深专家，Matsoso尽职尽责地引导时而激烈的谈判。她运筹帷幄，推动各方妥协，亦为谈判注入温情与独创性。她曾为与会代表演唱披头士乐队的歌曲“All you need is love”。她说：“我使出浑身解数，只为了最终达成协议。”

这场谈判感觉“就像全程冲刺地跑完马拉松”，Matsoso说。我们背负着艰巨的任务，而且要尽快抵达终点。尽管没有人想再经历疫情，但一旦危机来临，Matsoso乐观地认为世界会比上一次应对得更好。“我希望几十年后人们回头来看时会说，‘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

Sarah Tabrizi

亨廷顿病的幕后英雄

这位神经学家领导的临床研究能救治这一毁灭性的大脑疾病。

9月初的一次视频会议上，伦敦大学学院亨廷顿病研究中心主任Sarah Tabrizi第一次见到了她和其他亨廷顿病研究者追逐数十年的数据。翔实的证据表明，一种靶向基因的疗法可以延缓这种神经退行性脑部疾病的持续恶化。她说，看到数据前，“我还在担心，也许症状出现时已错过了治疗时机。”但这些证据有力证实了治疗这一罕见遗传病的窗口仍未关闭，从而有机会进行有实质意义的疾病修饰干预。

Tabrizi是该试验的首席科学顾问。这一基因疗法名为AMT-130，由荷兰生物技术公司uniQure研发，利用一种无害病毒将基因片段递送到受损脑区，关闭异常突变亨廷顿蛋白的合成通道——这种蛋白会逐渐摧毁脑细胞。

该临床数据组不大，只有12名患者接受了高剂量治疗。治疗也是侵入性的，需要长时间的脑部手术。但结果相当惊人。治疗将衰退速度延缓了75%，分子证据也印证了临床获益：受试者脑脊液中与死亡脑细胞有关的一种蛋白的水平下降，与典型的疾病进展表现正相反。

AMT-130如今被视为亨廷顿病治疗的希望，尽管监管机构可能还要更多数据才能评估其上市许可，但人们对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兴趣高涨。Tabrizi的关注点不仅在于治疗亨廷顿病，她还在研究如何预防亨廷顿病。1月她的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希望能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R. I. Scahill

et al. Nature Med.

杜梦然

深渊勇士

一名中国研究员发现了地球上最深处的动物生态系统。

从海面下逾9公里的“奋斗者”号潜水器向外望，杜梦然知道她正见证着新的科学纪录。“奋斗者”号照亮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生态系统，在这里，幽灵般的毛足虫“徜徉”在血红的管状蠕虫群落中。

杜梦然和她的同事探索的是“海斗深渊”（hadal zone）——深度超过6公里的海洋最底层。在千岛-堪察加海沟底部，杜梦然和她的团队在2024年的深潜任务中发现了地球上已知最深的动物生态系统，相关论文于今年发表（X. Peng et al. Nature645, 679–685; 2025）。

“作为一名深潜科学家，我对深渊海沟的未知世界充满好奇，”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地球科学家杜梦然说道，“了解未知的最佳方式是亲自前往，用心体验和感受，并亲眼看看海底世界。”

“梦然为这些探险做出了卓越贡献，”随行下潜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彭晓彤表示，杜梦然的海岸研究经历，让她能在物种不离开海底化学合成群落的情况下鉴定它们，这个重要技能可以确定发现的意义。“她对深海科研抱有极大热情，这也是我们能在海底发现如此神奇景象的原因之一。”

杜梦然希望能更多地潜入这个黑暗世界，发现它的秘密。潜水器的狭小空间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幽闭恐惧，但杜梦然总是迫不及待，并把它比作一个“能带你进入不同大门，通往新世界”的时间机器。

Luciano Moreira

养蚊人

这位科学家正在培育亿万只蚊子，只为对抗巴西的疾病。

巴西库里蒂巴工业园区的一家大型工厂里有一个恒温房间，房间里的网笼培育着数百万只埃及伊蚊。这个工厂每周能生产逾8000万只蚊子卵。这项工作由Luciano Moreira领导，这位轻声细语的农业工程师和昆虫学家在7月开设了这家工厂，以抗击巴西国内的蚊媒疾病。

这家工厂的蚊子感染了沃尔巴克氏菌，这种细菌能遏制有害人类病原体的传播。它们的后代在巴西各城市被释放，以控制登革热的扩散——登革热是一种主要由埃及伊蚊传播的致命病毒性疾病。

“他的成就不仅在于学术研究和用实验证明模型的有效性，还在于说服政治官员采用这项技术。”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分子昆虫学家Pedro Lagerblad de Oliveira说，“这种本事不是任何科学家都具备的。”

这家蚊子工厂每周需要70升以上的人类和动物血液，其目标为每年培育50亿只感染了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Moreira说。他婉拒了其他国家的请求，全力满足巴西城市的需求，这里去年有6300多人死于登革热。这家工厂现有75名员工。“他们都很尽职，因为我们的理念一致，就是努力改善人类健康，”Moreira说，“我很高兴看到我的追求能乘以75。”

梁文锋

技术破局者

在投资界一举成名后，这位中国金融奇才成立了DeepSeek，并发布了一款颠覆性的AI推理模型。

今年1月，来自中国的一则消息震惊了AI界。DeepSeek公司一夜之间推出了其强大但平价的R1模型——即刻证明了美国在AI领域并非许多专业人士所认为的那样领先。这一爆炸性消息的背后是40岁的梁文锋，这位前金融分析师被认为利用AI算法从股票市场挣得了数百万美元，并在2023年运用这笔资金在杭州成立了DeepSeek公司。

梁文锋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村镇家庭，父母都是小学老师。2010年在浙江大学取得了工程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设计算法跟踪视频中的物体。他很快将他对AI的热爱应用于金融市场，并于2015年联合创立了幻方（High-Flyer）量化基金公司，该公司2023年“孵化”出了DeepSeek。

当时，中国的大语言模型（LLM）开发正遇到瓶颈。美国出口管控禁止中国企业向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采购图形处理器（GPU），这是一类用于训练LLM的强大计算芯片。但梁文锋早有准备。前十年里，他出于好奇心购买了１万张英伟达（NVIDIA）的GPU，想看看这些芯片能如何用于研究。他曾在采访中将此比喻为家里买钢琴：“一来买得起，二来是因为有一群急于在上面弹奏乐曲的人。”

为了体现对透明度的坚持，DeepSeek在9月发表了构建和训练R1的过程，使该模型成为首个接受同行评审的大型LLM（D. Guo et al. Nature645, 633–638; 2025）。通过公布这一“配方”，DeepSeek教会了其他AI研究人员如何训练一个推理模型。

DeepSeek公司在招人时更看重个人潜力，而不是经验值（DeepSeek R1论文的一位作者还在上高中），公司内部也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研究人员可以决定自己想做什么。梁文锋等中国科技从业者认为，DeepSeek已成为中国从“模仿”向“原创创新”转型的一个标志。

Yifat Merbl

抗菌肽探员

这名科学家在细胞垃圾中发现了免疫系统的一个新机制。

侦探总是能从垃圾堆中找到重要线索——系统生物学家Yifat Merbl也从这种方法中受益匪浅。当她和团队在研究名为蛋白酶体的细胞回收中心时，意外发现了免疫系统的一个新的成分。“以前我们之所以没能发现它，”Merbl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翻细胞的垃圾桶。”

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她举起了一个蛋白酶体的蓝色塑料模型。这是一个空心的圆柱结构，其功能看似简单：蛋白质进入腔内后被粉碎，再以较小的肽段离开。但这种机制却异常精密。这个空心结构由20多个蛋白质亚单位组成，且与许多调节帽有关联。如果最终目的只是切割蛋白质，Merbl问道，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Merbl和团队通过质谱分析在许多细胞内发现了蛋白酶体产生的肽。他们随后利用公开数据库将这些肽的序列与已知功能的肽段进行对比。他们发现，许多与已知能消灭细菌的肽段相符。团队根据一个算法鉴定出其他含有抗菌性序列的肽段。

当Merbl和同事用计算机模型将全部人类蛋白质切割成所有可能的肽段时，他们发现了超过27万个可能的抗菌肽。该团队找到了一种看似全新的免疫防御机制。进一步实验显示，当细胞感染细菌后，蛋白酶体会将其调节帽换成能促进抗菌肽生成的那一种。这是第一道防线，Merbl说，其运作独立于免疫细胞的激活。

研究结果于3月发表（K. Goldberg et al. Nature639, 1032–1041; 2025），耶鲁医学院的免疫学家Ruslan Medzhitov说，“有些事情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很了解了，但突然间，有人从中做出了完全意想不到和令人振奋的发现。”

KJ Muldoon

奇迹宝贝

仅6个月大的KJ Muldoon尝试了首个高度个性化的CRISPR基因编辑疗法。

对于力图挽救KJ Muldoon生命的科学团队来说，这个宝宝的最初代号是“病人Eta”。短短几个月里，KJ就成了接受基于个性化CRISPR基因组编辑疗法的第一人，他的名字和可爱笑容也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报刊和电视。

2024年8月出生后不久，医生就发现KJ睡得太多、吃得太少。经过各种测试，他们确定KJ得了一种超罕见的遗传病，名为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CPS1）缺陷症，这种疾病会破坏身体处理蛋白质的能力。

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Rebecca Ahrens-Nicklas是KJ的医生，她在考虑另一种办法——修改KJ肝内的缺陷酶。她和美国佩雷尔曼医学院的心脏病学家Kiran Musunuru有一个大胆计划：将根据独特DNA序列定制的基因编辑疗法用于治疗罕见遗传病患儿。而KJ成了他们的第一位病人。

团队使用了CRISPR基因组编辑的分支——碱基编辑——来靶向并纠正这个致病突变（K. Musunuru et al. N. Engl. J. Med.392, 2235–2243; 2025）。这种高度个性化的编辑疗法从未如此迅速地问世；KJ在身体被氨击垮前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

最终，一支大型产学团队让一切成为可能。尽管可爱的KJ“迷倒”了所有医护人员，但Musunuru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却不愿了解他的任何个人信息，就连他的真名也不想知道。“我们肯定会遇到‘做还是不做’的关键时刻，”Musunuru说，“我们必须对数据保持绝对客观。”

出生后住了307天医院的KJ终于在6月回家了。KJ出院后继续突破多个发育大关：吃辅食、学走路。“他总是笑盈盈的，”他的妈妈Nicole Aaron说道。

附注

现代科学研究是由团队——且往往是大型团队——合作完成的，然而科研世界也充满了个人发挥影响的故事。《自然》年度十大人物（Nature’s 10）并非一个奖项，也不是全球前十排行榜，它是对今年重要科学进展、事件以及其中一些关键人物和他们同事的记录。十大人物由《自然》编辑选出，集中了影响2025年一些最重要科学事件的个人。

原文以Nature’s 10:Ten people who helped shape science in 2025标题发表在2025年12月8日《自然》的新闻版块上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5-03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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