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双标：南京的冤魂为何不和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一样被同等对待？

文/胡铁瓜

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原因，我认识了一些西方国家的人（虽然我们表面上关系处得很融洽，但是我真的不想把他们称为朋友）！而且随着对他们了解的越多，我越觉得当年我把德国纳粹当成日本鬼子一样去痛恨真的很幼稚可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英国人，这人平时礼貌得有点刻板，走哪儿都戴着礼帽，哪怕在路边吃个小吃，也得掏出纸巾铺在腿上，规规矩矩用刀叉切着吃，可以说一看就是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那天我俩一起去喝酒，随意聊着天，他突然问我：“你们中国人怎么看纳粹？”

我没直接答，反问了一句：“那你怎么看日本？”

他拿着啤酒罐的手顿了一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日本……是做了不少坏事，但不一样啊，德国当年可是全世界的敌人。”

从小接受系统二战历史教育的他，能流畅说出纳粹的种种罪行，比如奥斯维辛的毒气室、达豪集中营的人体实验，甚至能叫出多名纳粹战犯的名字，可谈及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时，却只剩下“做了不少坏事”这样模糊的表述。我瞬间明白，这种差别对待根本不是偶然疏忽，而是一整套西方主导的历史叙事体系下的必然结果——历史的评判标准，从来不是看谁的罪行更重、谁的受害者更多，而是看你得罪了谁，站在了哪一边。

西方世界对纳粹恨之入骨，本质上是希特勒当年真的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想颠覆英美搭建的那套世界秩序。现在的西方政客天天把“人权”“自由”“正义”挂在嘴边，搞得跟道德圣人似的，可这套说辞从来都是挑着用的，对自己有利的就喊得震天响，不符合利益的就假装看不见。

而现在欧洲政坛不少右翼政党，从施政主旨到选民策略其实就是纳粹，只是人家不叫纳粹。而且只要别公开叫板尤子，人家才不管什么出身，甚至乐意收下当狗。典型的就是欧盟外长卡拉斯（就是那个被咱们外长上了四小时外交政史课，不知道中俄是二战战胜国的那个），她一直说苏联迫害她们家族，但事实是他们家二战时是当地纳粹二鬼子，实现了当地吉普赛人、犹太人的动态清零，直到战后被苏联清算。而且得益于苏联解体，她爸成为了爱沙尼亚首富和总理，她也嫁给了个富豪当花瓶，曾被议员在开会的时候公开嘲讽脑子的思考不及自家养的仓鼠！

所以这些人完全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也不在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这座古城变成了人间炼狱。

2025年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的573件（套）新征集文物中，有一封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写给他父亲的信，是1938年1月8日写的，共4页铅笔手稿，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刺骨的冷漠：“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这种毫无人性的表述，足见侵略者当时已完全泯灭人性，杀人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消遣。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另一批2024年征集到的史料——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上等兵西条荣策的战时日记。他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城外的小河里尸体如山……” 这本日记记录了1937年9月25日至1938年1月8日期间，他目睹的日军屠杀暴行，以及自己参与的罪行，字里行间全是对生命的漠视。同一批征集到的还有324张照片，来自侵华日军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照片里“南京站前被炮火击中的中国房屋残垣”“被侵占后的南京汉中门”“下关火车站的废墟”，每一张都定格了这座城市的苦难，而这个联队正是南京沦陷后参与大屠杀的主力部队之一。

根据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仅集体屠杀后焚尸灭迹的就有19万余人，零星屠杀后经慈善机构收埋的尸体达15万余具，三十多万冤魂的鲜血，把秦淮河都染成了红色，河面上的尸体三天三夜都冲不干净。日本右翼势力多年来一直拿“当时南京人口不足30万”否认大屠杀，可2025年新征集的1937年12月8日法国《卓越报》明确记载，南京沦陷前“尚有百万居民”，这与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东京审判时的证词完全呼应——“战前南京人口大约是100万”“占领时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生解释，当时还有大批参战军人、外地务工者和难民未被户籍统计，这些第三方史料彻底戳穿了右翼的谎言。

可当同样来自加害者的纳粹文件被公之于众时，西方世界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奥斯维辛的解放被塑造成“人类文明的胜利”，相关史料被奉为圭臬，而南京的陷落则长期被涂抹为“亚洲战争的复杂事件”。1945年，纽伦堡审判聚集了全球目光，庭审细节被西方媒体全程直播，德国战犯的名字家喻户晓，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而东京审判却鲜少被同等重视，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居然靠着与美国签订的“镰仓协议”，用活人实验得来的细菌战数据换来了自由。这份1947年在日本镰仓酒馆签署的秘密协议共九条，明确规定“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于追究战犯罪责”“报告对苏联人绝对保密”，石井四郎后来甚至成了美国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顾问，那里的一栋大楼还被命名为“731”，供他继续从事细菌研究。更讽刺的是，731部队的其他成员战后纷纷进入日本医疗界和企业界，绿十字公司等机构里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而他们在中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却在西方的默许中被悄悄掩盖。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谁都听过，可很少有人追问：为何胜利者之间，书写历史的权利居然也不平等？西方世界掌控着国际舆论的麦克风，谁握着这根麦克风，谁就能定义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

2023年，日本全国初中启用的新版教材里，战争加害责任的记叙被大幅弱化。采用率近80%的东京书籍和帝国书院出版社教材，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充满猫腻：帝国书院用“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杀”，只写“在南京，除了士兵，还有很多平民被杀”，压根不提加害者是日军，东京书籍虽在脚注中提及“南京大屠杀”，却声称“受害人数尚无定论，仍在研究中”。关于“慰安妇”问题，两家出版社都刻意回避，只用“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模糊措辞带过，完全不提她们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本质。这一切都源于2021年日本政府的政策调整——内阁会议认定“从军慰安妇”等表述为“不恰当的教科书用语”，文部科学省随后强制要求修改相关教材，哪怕是已发放的课本也不例外。

可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历史篡改，西方主要媒体的报道寥寥无几。我们不妨换位思考，要是有德国教科书敢淡化奥斯维辛的罪行，会引发怎样的国际声浪？恐怕早就被全球舆论批倒批臭了。这种双重标准在国际机构中同样明显：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本该是历史正义的胜利，却遭到日本的强烈抗议，甚至威胁要停缴会费。可同样是记录战争暴行的《安妮·弗兰克日记》申遗时，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压力。当年申报过程一波三折，日本右翼团体向评委寄送联名信，污蔑档案“是捏造的”，多亏中方组织220多位国内外专家联名发声，才顶住压力让史实得到国际认可。如今十年过去，《南京大屠杀档案》已出版20卷中英日译本，2025年7月还首次完整入藏日本立命馆大学，可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度，依然远不及同类西方史料。

话语权的失衡不仅体现在国际机构，更渗入到普通人的日常认知里。问问普通西方民众对二战亚洲战场的了解，多数人的回答可能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原子弹”。哈佛大学做过一项调查，欧美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知晓率普遍低于10%，可对纳粹屠犹的认知率却超过90%。这背后是西方媒体的刻意选择性报道——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其实有不少西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发回真相。美联社记者查尔斯·耶茨·麦克丹尼尔留在南京安全区，亲眼目睹日军暴行后，在《西雅图每日时报》发文直言：“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还是死去的中国人。”《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杜尔丁1938年1月发了整版报道，详细描述日军屠杀男女老少、劫掠全城的惨状。可这些报道在当时的西方媒体上只是昙花一现，二战结束后更是逐渐被边缘化。

2022年，美国典当店老板埃文·凯尔收到一本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相册，把照片传到网上后播放量破千万，无数外国网友留言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学校里从来没教过”。埃文为了捐赠这本相册，在美国遭受了长期的网络暴力和人身威胁，至今还需要定期接受心理治疗。

这种认知上的巨大鸿沟，背后是西方刻意构建的记忆等级制度。在他们主导的历史叙事中，犹太大屠杀被塑造成独一无二的“绝对恶”，这种定位本身没错，却在无意中把其他悲剧都降了格。就连西方内部也是如此，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时发现了约7000名幸存者，可当时苏联媒体的报道根本没特别强调这些受害者是犹太人，直到冷战结束后，犹太人才在大屠杀叙事中占据核心位置。

而南京大屠杀面临的是双重边缘化：在西方视角下，它是遥远的“远东事件”，在日本视角下，它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血淋淋的细节——被刺刀挑起的婴儿、被活埋的平民、被当作细菌实验材料的孩子——都被埋在历史的夹层里，等着我们一次次挖出来，重新告诉世界。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的日记里满是触目惊心的记录：1937年12月24日，他在鼓楼医院看到“一个大约7岁的小男孩的尸体上有4处刺刀伤口，其中一处在胃部，伤口有手指那么长”，还有全身三分之二皮肤被汽油烧伤的渔民，“估计肯定活不过今天”。当时他的住所和办公室里挤了650多名难民，“地上和院子里密密麻麻全是睡觉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巨大的火光映照得血红”。可就是这样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度远不及《安妮·弗兰克日记》，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拉贝是谁。

日本战后的“道歉史”，说穿了就是一门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从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模糊表述，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深刻反省”，再到1995年“村山谈话”的有限忏悔，每一次表态都经过精准计算，既要安抚受害者情绪，又不至于激起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弹。这种策略能行得通，全靠背后西方世界的默许。美国在冷战初期就打定主意，要把日本打造成“亚洲反共堡垒”，历史问题自然就退居次要位置。当年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不仅没有彻底清算战犯，还通过“宣誓释放制度”让大批军国主义分子提前出狱，到1952年8月，日本吉田茂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战犯解除“整肃”，让他们重返政坛，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右翼势力的核心力量。

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里说：“德国人忏悔，是因为他们战败得彻底；日本人不忏悔，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认为自己战败。”这话有道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外部世界对两国忏悔的期待和要求完全不同。德国是被西方彻底打服后重新纳入体系，必须用无休止的忏悔来换取生存空间，而日本是作为工具被保留下来，只要听话好用，历史罪行就能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奉为忏悔的典范，可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西方却只给出礼节性的“失望”表态，连像样的谴责都没有。

八十多年过去，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正在一个个离去。截至2024年12月，当年的见证者只剩下不足百人，仅2024年就有6位幸存者与世长辞。程福保永远记得，父亲被日本兵一枪击中胸部当场死亡，外公因为动作慢被踢进江里遇害，怀有身孕的母亲只能靠洗衣、卖火柴艰难度日。陈桂香躲在茅厕里逃过一劫，可跪地求饶的奶奶却被日本兵一枪打死，她至今忘不了奶奶临终前的“唉吆”声。刘素珍6岁时被日军用开水烫伤右臂，那些躲在地洞里听着飞机轰炸的日子，成了她一生的噩梦。高如琴亲眼看着日军的子弹打穿母亲的腿，击穿外婆的胸口，一家七口只能靠难民所的救济稀饭活命。这些老人的证言，是历史最鲜活的证据，可随着他们的离去，记忆的接力棒必须交到我们手中。

值得欣慰的是，新的证据还在不断浮现。2025年12月5日公布的新征集文物中，有美籍华人鲁照宁捐赠的1937年12月18日美国《新闻与观察家报》，转载了美联社“日军入城后南京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消息，还有28岁的法国小伙马库斯，带着外祖父留下的622张日军侵华照片来到中国捐赠。他的外祖父当年在上海生活，两个孩子都因日军入侵夭折，其中一个疑似喝了日军提供的有毒果汁去世。这些照片背后都有手写注释，有一张标注“黄浦江的游泳者”，其实是外祖父怕孩子害怕，把江面上漂浮的遇难者尸体说成了游泳的人。马库斯说，他做这些只是希望日本能为侵华战争道歉，让更多西方人知道这段被掩盖的历史。

还有日本友人大东仁，多年来一直帮助纪念馆征集史料，2024年他带来的《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调查报告，包含了上海至南京中国军队防空的各种地图、作战概要和警报鸣放记录，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同期征集到的还有反映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珍贵史料，包括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建筑改造图纸、日军在苏州、太原等地设立慰安所的照片，还有一份日军野战医院的体检表格，上面记录着12名中国籍“慰安妇”的信息，最小的只有18岁，最大的36岁，她们的苦难被日军轻飘飘地归为“战地工作”。

可这些珍贵的第三方记录，改变不了一个残酷事实：关于南京的记忆，主要还是靠中国人自己保存和传承。从张纯如冒着生命危险撰写《南京大屠杀》，让西方世界重新关注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到南京记忆数字档案馆的建立，从民间收藏家四处奔走征集文物，到幸存者后代口述历史，这条记忆传递链几乎完全依靠内部力量维系。反观奥斯维辛，它的记忆早已实现国际化。波兰政府、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美国犹太人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记忆联盟，全方位、多角度地向世界讲述这段历史。《辛德勒名单》能拿奥斯卡最佳影片，被奉为反战经典，而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在西方却很难进入主流视野，甚至会被污蔑为“政治宣传”。这种差异根本不是艺术水平的问题，而是话语权的博弈——西方只愿意讲述自己认可的苦难。

日本右翼比谁都清楚，记忆就是战场。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们就系统性地推行“历史修正主义”：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一步步试图重塑集体记忆。更让人不安的是，日本历史教育界人士发现，右翼的策略已经从推动极端右倾教材“扩大采用”，转向推动所有教科书整体右倾。现在日本的中学历史课本，会把1931年至1945年的“日中战争”与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人为割裂，中间插入二战章节，让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整体脉络被切断，给学生造成“日本是被动应战”的错觉。曾在埼玉县任教的芳贺和夫感慨，以前的教材会明确写“日本侵略中国”，现在都被“满洲事变”“日中战争”等说法取代，“这是在模糊战争的本质”。

要改变这种不平等，光靠愤怒的控诉没用，得有冷静的策略。首先得想明白，西方对历史的垄断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优越，而是因为话语权在他们手里。这套体系下，符合他们叙事框架的悲剧就被放大，不符合的就被淡化。打破垄断的第一步，不是收集更多证据——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已经够多了，从加害者的信件日记、第三方的新闻报道，到幸存者的亲身证言、纪念馆里19.4万件（套）藏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而是要学会用世界能理解的语言讲述故事。当德国朋友说“日本不一样”时，我们不需要情绪化的反驳，而是要拿出清晰的事实对比：同样是大规模屠杀，为什么奥斯维辛必须被永远铭记，南京就可以被淡化？同样是战犯，为什么纳粹战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日本战犯却能被供奉、被美化？

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国际有识之士开始行动。美籍华人鲁照宁数十年来一直为纪念馆捐赠史料；日本市民组织“延续南京记忆会”坚持三十多年，邀请幸存者赴日作证。埃文·凯尔回到美国后，即便作品被限流、下架，依然坚持向身边人讲述南京的历史。马库斯也计划在法国成立民间协会，通过那些老照片向欧美世界揭露日军暴行。2025年，“珍爱和平”中日民间交流活动在日本立命馆大学举行，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向该校国际和平博物馆捐赠了完整的《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让这些史料第一次完整进入日本高校。这些努力虽然微小，却在一点点侵蚀那座人为筑起的认知高墙。

教员在《论联合政府》里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前我不懂这话的深意，直到看到西方世界的双重标准，才明白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维护自身利益的谎言。他们教你该怎么记历史、该怎么表达悲伤、该怎么“文明”地宽恕，你要是照着他们的剧本走，你的苦难才配被承认，你要是想自己说话，想为三十万冤魂讨个公道，他们就会给你扣上“民族主义”“情绪化”的帽子。

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相也不会因为被掩盖就消失。村田芳夫的信件、西条荣策的日记、马库斯带来的照片、鲁照宁捐赠的报纸、埃文守护的相册，还有南京纪念馆里那573件新征集的文物，都是铁一般的证据，谁也抹不掉。拉贝日记里的惨状、程福保们的泣血证言、石井四郎的罪恶交易，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相：南京大屠杀不是“历史误会”，而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饶恕的暴行。

当年教员还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建设这个新世界，首先就要打破西方主导的历史叙事，拿回属于我们的话语权。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会遇到很多阻力，但我们绝不会放弃。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对冤魂的告慰，每一次对真相的坚守，都是对和平的守护。

八十多年过去了，三十万冤魂还在等一个公正的答案。我们要告诉西方，告诉全世界：生命没有高低之分，苦难没有地域之别。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不该被遗忘，南京的三十万冤魂也不该被忽视，纳粹的罪行该被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也该被追责。这不是我们的过分要求，而是最基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情绪化表达，而是全人类都该坚守的底线。

我们会一直讲下去，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直到有一天，全世界的小学课本里，讲完奥斯维辛就会接着讲南京，直到有一天，日本右翼再想篡改历史，就会被全世界的人唾弃，直到有一天，南京大屠杀不再是西方语境里的“远东事件”，三十万冤魂能真正安息。

因为我们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真相或许会被掩盖，但终将重见天日。南京的冤魂，必须跟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一样，得到同等的尊重、同等的铭记、同等的公正！这一点，我们绝不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