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张之洞：63岁生了个儿子乐开花，长大后儿子却成著名汉奸

1900年，63岁的张之洞迎来了他的第十三个儿子，老来得子让张之洞非常高兴，他为儿子取名为张仁蠡。

其中的“仁”字，表达的是“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张之洞本人对儿子给予厚望。

但没想到多年后儿子竟成了人人唾弃的大汉奸，那么，张仁蠡为何会走上汉奸道路？他的最终结局如何？

张之洞

张仁蠡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他出身显赫，接受了当时顶尖的教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他的职业生涯起点也算常规，曾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并在河北的大城、武清、丰润等县担任县长，前后长达十年。

如果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民国官僚体系中并不出众的一员，但历史没有如果。

张仁蠡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35年，彼时，在日本侵略者的阴谋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公然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悍然割据冀东二十二县，将国家领土置于敌手掌控。

张仁蠡投身其中，出任伪民政厅长，这是他汉奸生涯的明确开端，促使他迈出这一步的，有时代洪流的裹挟，可能也有其兄长的影响。

日本侵华战争

他的哥哥张仁乐（又名张燕卿）是更早的亲日派，曾在伪满洲国担任要职。

1939年，武汉沦陷后，日军最初属意张仁乐出任伪武汉市长，但因张仁乐在北平有更大政治图谋，他便推荐了弟弟张仁蠡。

就这样，张仁蠡在兄长引荐和日军认可下，于1939年4月20日正式出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

从地方县长到割据政权的厅长，再到沦陷区重要城市的“市长”，张仁蠡的每一次“上位”，都与日本侵略的深入紧密挂钩。

他的选择，不是迫于生计的无奈，而更像是一种在乱世中抓住权势机会的主动投靠，他放弃了父亲“忠良报国恩”的训诫选择了一条与家国利益完全相反的歧路。

张仁蠡

在武汉的四年，是张仁蠡汉奸罪行的集中体现期，他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维持地方秩序的范畴，而是系统性地协助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

为了从精神和生活习惯上切断武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张仁蠡推行了一系列象征性极强的措施。

其中最令人刺目的一招，是下令将武汉的公共时钟按日本东京时间拨快一小时，这看似微小的改动，实则是强硬的殖民信号，企图在时间维度上将武汉纳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秩序之内。

在文化教育上，他强迫武汉的中等学校推行日语教学，并加入日本历史与国情的内容，其领导的伪政府还出面组织“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旨在从思想根源上侵蚀中国青年的民族认同。

另一方面，张仁蠡利用职权大肆敛财自肥，他公然在市内遍设鸦片吸售所，贩卖毒品，毒害人民以牟取暴利。

极具讽刺的是，他本人就是个鸦片瘾君子，烟瘾极大，但他却虚伪地颁布禁令，要求伪市府职员必须戒除鸦片，否则撤职，营造自己廉洁正派的假象。

实际上，他将搜刮所得的财富，悄悄地分批转移至北平，购置房产，为将来做准备。

1943年，当他感觉在武汉地位不稳时，便迅速活动，调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牢牢抓住财政局长这一肥缺，亲自兼任。

在武汉，他还主持修建了“张公祠”，以祭祀父亲张之洞，这或许有他个人的思亲之情，但在其汉奸身份的映衬下，这一行为更像是一种对父亲清誉的玷污和利用。

他试图借用父亲在武汉的威望，来为自己极不光彩的统治涂抹一层合法性，他恐怕从未料到，这座祠堂日后会获得一个完全相反的、光荣的使命。

张仁蠡的堕落，与其家庭教育的特定缺陷有深刻关联，这是一个“父辈荣光”与“子辈失足”的典型案例。

张之洞无疑是重视家风的，他留下“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的遗训，并要求子孙“自视为贫民，为贱卒”，在苦干中磨练自己。

在他的教诲下，长子张权等多数子女品行端正，在各领域有所建树，但问题在于，张之洞于1909年去世时，张仁蠡年仅9岁，他的另一位成为汉奸的哥哥张仁乐也才11岁。

他们最重要的青少年成长期，完全缺失了父亲直接的、强有力的管教与人格引领，此外，张之洞家族庞大，妻妾子女众多，张仁蠡、张仁乐由妾室李氏抚养，而长子张权由正室石氏教育。

这种分散的、标准不一的抚养和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统一、严谨家风的传递效果。

父亲生前的崇高地位和积累的财富，反而可能让幼子在失去管束后，沉溺于优渥生活，更易形成特权意识与利己心态。

学界分析指出，这种“父亲角色缺失”与“家庭教育离散化”，是导致张仁蠡兄弟二人走向历史反面的重要原因。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晚清重臣周馥家族，周馥影响力或不及张之洞，然而他躬亲教导子女，留下“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训诫，彰显深远智慧。

其子孙后代中人才辈出，且无一人背负历史污名，两相对比，可见父辈的显赫功业，并不能自动保证子孙的品行，真正塑造后代的，是持续不懈的、以身作则的言传身教，尤其是在人格定型的关键时期。

周馥家族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张仁蠡先是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判处无期徒刑。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对其罪行进行重新审判，于1951年改判死刑并执行，这是他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必然结局。

而最具历史深意的场景，发生在武汉中山公园，1945年9月18日，就在张仁蠡曾为自己父亲修建的“张公祠”里，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向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呈交了投降书。

这座建筑随即被永久更名为 “受降堂” ，2019年，它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部陈列着受降场景复原和历史资料，向世人昭示着侵略者的最终失败。

从“张公祠”到“受降堂”，地点的功能转换充满了历史的辩证法则，张仁蠡试图在此处寄托对父亲的纪念，并间接美化自己的统治。

但历史，尤其是人民的意志，拥有最强的修正力量，这座建筑最终被赋予了一个完全相反、却无比正义的象征意义：

它不再是某个汉奸追溯个人家族历史的场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洗雪百年屈辱、赢得伟大胜利的神圣见证。

它无声地宣告，任何背叛民族的个人，无论出身如何，终将被历史洪流彻底吞没，而民族的尊严与正气，无论历经多少曲折，终将在这片土地上重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