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夯土到窗花：辽宁民间技艺里，藏着半部“边墙”史

有些地方，去得多了，便不再只是地理上的所在，而成了一种心绪的投射。这几年，我在辽宁的行走，渐渐就变成了这样——起初是为了散心看风景，后来，却总被一些地表上沉默的“凸起”或“凹陷”所吸引。

它们太不起眼了。在锦州北部的一片高粱地边，一道长长的土垄与田埂平行蔓延，若不是表土中偶尔裸露出的、与周边截然不同的夯层断面，它几乎就是大地本身。在朝阳某处山坳的果园里，几块巨大的顽石以一种难以解释的线性排列，半陷在泥土中，石头上不见雕琢，只有风雨。当地老人说，那是“老边墙”的根。

“边墙”。这个词像一把钥匙。我后来在许多地方都听到它，有时指代山脊上那些带有垛口形象的明代砖楼，有时，就像上面提到的，指的仅仅是田野里一道莫名的土脊。它没有统一的形貌，却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这个名字，以及它所指代的那道模糊而巨大的存在，似乎已经渗入了这片土地的方言和记忆里。

最让我着迷的，是这道“边墙”如何从物理的防御，瓦解、流淌，进入了日常生活的纹理。在建平的一个冬日，我因避雪躲入一户农家。火炕温热，主家老太太正用红纸剪窗花。她剪的不是寻常的花鸟，而是一种连绵的、带着锯齿状的图案，古朴而刚硬。“这是老辈传下来的‘城墙花’，”她笑着说，“贴在窗上，守家。”那一刻，窗外是沉寂的远山与可能存在的古老遗迹，窗内是剪刀下鲜红的、象征守护的仪式。历史的重量，在那一刻，轻盈成了一片红纸。

类似的转换，我还在别处见过。在阜新一位玛瑙匠人的作坊里，他指着一块红缟玛瑙的原石切片，上面天然的红白纹理如地貌般层叠。“你看，这多像我们这的山和墙，”他说。他的作品里，常有这种利用天然层理雕出的“山河”意象，他称之为“石的记忆”。在辽西观看一场乡村秧歌时，我被其中几个领舞者大幅度的顿挫步伐与昂首姿态所震撼，旁人告知，那可能模拟了古时戍卒瞭望、巡边的动作。是真是假，已难考证，但它让我相信，有些身体的姿态，会像基因一样在集体的狂欢中传递。

这些碎片般的相遇，逐渐拼凑起我个人的认知地图。我意识到，我不断寻找的那些“痕迹”，与其说是在定位一道墙，不如说是在感知一种“交界”的状态。这道巨大的、历时漫长的“交界”，塑造了此地物质的风景——山脉的险峻处往往有敌楼，平缓的河谷则发育出村落；更塑造了非物质的风景——一种处于通道之上特有的混杂与生动，一种对“外来”与“本土”界限的豁达，一种在艺术与劳作中无意识保留的、关于守护与穿越的古老记忆。

如今，当朋友问起我在辽宁看到了什么，我很少再提及具体的朝代或里程。我会说起那道田埂边的土垄，那幅炕头上的红色窗花，那块玛瑙中如疆界般的天然纹理。这些才是“痕迹”最终抵达的地方：它不再是史书中宏大的叙事，而是民间记忆里一个模糊而坚韧的称谓，是手艺人刀下无意识的灵感，是节日狂欢中身体的古老律动。

这道“痕”，最终刻在了生活里。而这，或许才是它穿越时间，真正得以存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