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案始末

在一个国家贫困县，山西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可谓创造了腐败的“奇迹”：5年时间敛财近千万元，车辆18台，均以“介绍工作”和做煤矿“保护伞”的名义收受贿赂，敛来的财产多半是“公款行贿”所得。 反思该案之余，让人不得不对“公款行贿”产生警惕。

在山西省和顺县，崔保红曾被人称为“口才好、能力高”的县长，此人表面上很清廉，背后却很腐败。崔的“生财有道”不仅体现在县里各事业单位进人、卖官和充当煤矿保护伞，还在于他热衷于投资——科技公司、美容医院，不一而足，就在离任前，他还把245万元社保资金拿去“办重大事情”。

当年崔保红的落马多少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彼时，检察机关调查该县一笔去向不明的200多万元社保资金，从和顺县劳动局长杨彦荣查到了崔保红头上。检察机关查实，除杨彦荣将11万元用于送礼外，另有245万元被崔、杨二人非法占有，但到底两人如何分配此笔款项，外人无从知晓。

2005年9月3日，已经调任祁县任县长的崔保红被“双规”。纪委的进一步调查表明，崔在担任县长期间受贿300多万元，其中200多万元为当地煤老板所送。

知情人士透露：“崔保红掌管全县煤矿的关停大权，一个本应关闭的煤矿，只要给崔保红送上钱，就可以继续开。” 当时在和顺县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大多数煤老板给崔送钱的标准都是5万元”。

2004年，山西省政府清理整顿煤炭私挖滥采现象，要求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矿井全部关闭，但一个年产量只有5万吨的矿井，在给崔保红送了50万元巨款以后，却一直开着不关，直到崔保红离开和顺。

崔保红掌握着全县各事业单位的进人权。在崔受贿的高峰期，“进一个人5万元”成了全县的明码标价。

2003年中秋节前，和顺县富阳煤业公司董事长闫某为安排其子女工作以及本人工作岗位调整，送给崔保红人民币10万元，崔安排了闫某女儿的工作。

这一年春节和中秋节，和顺县煤管局副局长郝某为得到提拔，两次送给崔保红2万元。是年12月，郝被提为该局书记兼副局长，事后，他再次给崔送上5万元。

按照规定，县长只对属于本级政府管辖的单位具有人事上的决定权，但一些垂直管理的单位负责人为了搞好关系，也向这位县长行贿，大家知道，“直管单位也怕县长刁难”。

2002年春节至2005年3月间，县煤运公司某经理，分8次送给崔保红共计31万元。这位经理承认，虽然自己的公司是直管单位，但他听说崔县长扬言公司如果和县里搞不好关系，就没法工作和生存。

这名经理听到崔保红多次在会议上说：“你们直管单位县里就管不住了吗?我要找你们的毛病看看!”这位经理很伤脑筋，后来只好给崔保红送钱。

记者得到的一份笔录材料上载明，2005年3月的一天上午11时左右，崔保红打电话让前述经理到他办公室，要求给准备10万元钱“活动”。下午，这名经理和副经理商量后，从一个煤矿借了10万元，在当天晚上8时左右用报纸包着送给了崔。

逢年过节，前往崔保红家送礼的人很多，不提要求的送上三五千元表表心意，有要求“进步”、或有事相求的，基本上都在1万元到2万元之间。

起诉书指控，和顺县煤管局局长为让崔在财政资金拨付方面对该局给予关照，分别在2002年、2004年、2005年春节时，给崔保红三次送上人民币3.5万元，该县建设局局长也曾数次送上数额不等的金钱，以期望崔在政府资金拨付时给予关照。

“平时不去请客吃饭，逢年过节不送礼，正常工作就得不到支持啊!”和顺县一名官员说。

司法机关查明，给崔保红送钱的干部竟达近百名，仅正科级以上干部就达61人，为了部门利益和工作需要，下属单位领导将大笔公款行贿给崔保红，并在和顺县形成了“惯例”。

此案的判决书勾勒了崔保红大肆接受下属贿赂的情形，县长的部下——那些大大小小的“头脑”们送钱程序惊人地相似，一是经过班子集体研究，签字画押后交财务核销，有了这道看似“合法”的手续，行贿变得名正言顺起来;二是从管辖范围内的单位借款，卖个顺水人情，拱手进贡给县长大人，此举可大大降低行贿者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

从2001年中秋节到2005年春节，和顺县城建局长为了工程款拨付顺利，先后8次共送给崔保红现金68000元，这些行贿款都是向一个公司经理借的。每次给崔保红送钱前，局长都和单位出纳一起去找这个经理，由出纳打欠条借钱。这名局长说，2001年送钱前，为了一笔工程款下拨问题，他还和崔保红顶过嘴。但开始送钱后，工程款拨付就比以前及时、顺利多了。

和顺县农机局长向有关部门承认，从2001年到2005年1月，分三次给崔保红送过2万元现金。他说，该局经费短缺，外欠取暖费、水电费、煤款等很多，便想找县长要些经费。找过几次未获解决后，有人提醒该局长，“你不给崔县长送上些钱，还能要到经费?”之后，该局长就召开局务会，决定给崔保红送1万元，为此还作了会议记录。送钱后大约过了四五天，崔县长就打招呼给该局下拨6万元经费。

该县财政局长也承认，从2001年春节至2005年春节，他分9次送给崔保红7.5万元，目的是希望得到提拔。但这些钱也都不是这位局长掏私人腰包，其中6.5万元从单位会计培训中心会议费中支付，还有1万元没做账务处理。

受贿之后，崔保红热衷于投资各个行业，开科技公司、借钱给人承包水泥厂、开美容医院，但这种四面开花的投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崔保红主要通过他的小舅子赵某做生意。2002年，他们成立了山西神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只做过一笔生意，但并没有挣到钱。这个公司真正的作用，只是为隐藏崔保红受贿所得。案发后查实，崔所受贿款中，大部分都打到赵某用他人名义所开的公司账户中。

赵某在和顺县还开过几家公司，不过也只做过一笔生意，在崔保红的关照下，卖出过两台机器，让赵获利69.19万元。一位办案人员说，崔保红完全是利用自己的权力让他的企业获利，而且几乎是无本之利。

2005年，崔保红马上让妻子开办了一所美容医院，但最终经营失败，372.6万元投资无望收回，这笔投资就包含杨彦荣给他的245万元社保资金中的一大部分。

2005年，又由赵某出面，崔保红在晋中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一举买下了30亩地，准备建一个煤化工厂，投资款还是来源于崔的受贿款，崔保红案发后，这个厂子还未开始基建即告终结。

对崔保红这种生意经，有人戏谑地称他是“屡败屡战”。

山西省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受贿人民币286万余元案发，被送上法庭。随着庭审和有关部门调查的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浮出水面：给崔保红送钱的干部竟达近百名，仅正科级以上干部就达61人，除纪检、组织部门外，县直单位主要领导无一免“俗”。

此案调查组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调查实录，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干部们向崔保红行贿的原因各不相同，而向县长送钱却是“惯例”!

下面是从这份实录中摘出的纪委与被调查者的对话。

“开始送钱后，工程款拨付顺利了”

(和顺县城建局局长，2001年中秋节开始到2005年春节前，先后分8次送给崔保红现金68000元。)

问：你给崔保红送的钱来源是哪里?

答：全部是向一个公司经理借的。每次给崔保红送钱前，我都和单位出纳一起去找这个经理，由出纳打欠条借钱。直到2005年春节后，我才和出纳将借条合并重新打一个欠条，并盖了单位公章。

问：你给崔保红送钱的目的是什么?

答：近几年我管的领域项目多，投资大，由于县财政状况不好，工程款都由县长点头、签字才能到位。我作为部门负责人，为了工作上得到县长支持，资金能及时拨付到位，就必须与县长保持好关系。所以我逢年过节就给他送点钱表示表示。

问：你开始给崔保红送钱后，他在你个人和工作上帮过什么忙?

答：我个人未求过他办事。在工作方面，2001年送钱前，为了一笔工程款下拨问题，我还和他顶过嘴。但开始送钱后，工程款拨付就比以前及时、顺利了。

“为了争取几万元办公经费，局务会决定送1万元”

(和顺县农机局局长，2001年到2005年1月分三次给崔保红送过合计2万元现金。)

问：你为什么给崔保红送钱?

答：2005年1月，我局没有经费，外欠取暖费、水电费、煤款等很多，想找他要些经费。我找过几次，都没有要上，分管副县长还和财政局长打过招呼，也没有要上。后来我听人说(记不得具体是谁)，“你不给崔县长送上些钱，还能要到经费?”

之后，我就回局里召集两个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开局务会，为了争取到经费，决定给崔保红送1万元，还作了会议记录。

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我就去了崔保红办公室，但没见到人。第二天晚上我拿着钱又去了他办公室，我把钱放在他办公桌上说：“给你这钱，你去买些烟抽抽吧，我单位的经费实在紧张，能不能给我们拨上些经费?”崔保红说：“考虑考虑吧。”之后我就走了。

问：你的1万元钱是从哪里拿的?通过什么手续?

答：钱是从会计手里拿的。我给会计写了张借条，两个副局长都在上面签了字。

问：你给了崔保红钱后，单位的经费拨下来没有?

答：送钱后大约过了四五天，县财政局长就说崔保红已经给他打电话，让给我们下拨6万元经费。

为了让崔保红给我儿子安排工作，前几年我还送给崔保红5000元，办成后又送了5000元表示感谢。

“条管单位也怕县长刁难”

(和顺县煤运公司经理，2002年春节至2005年3月间分8次送给崔保红共计31万元。)

问：为什么给崔保红送钱?

答：指导思想是为了公司的工作能得到崔保红的支持。

我们公司是条管单位，刚来当经理时就听说崔县长讲公司如果和县里搞不好关系，就没法工作和生存。随后崔保红多次在会议上说：“你们条管单位怎样!县里就管不住了吗?我要找你们的毛病看看!”因为这些言语，我曾伤过很多脑筋，后来只好给崔保红送钱，怕他给我出难题，也想得到县长的支持，以便出面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

问：你送给崔保红最多一次多少钱?讲讲经过。

答：10万元。

2005年3月的一天上午11点左右，崔保红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见面后他问我公司今年欠县财政多少钱，我说不欠什么。他说，今年4月份市里要对县里的主要领导进行调整，我问他有何打算，他说还说不上来，现在人家都在做工作，我说“那你也跑跑”。他说：“我就想跑跑，今天叫你来就是说这事的，你给准备10万元钱，我活动一下。”我当时不情愿地应了一声，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当天下午我和副经理商量了一下，先从一个煤矿借了10万元。

我拿上钱后，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给崔保红打电话问他能否出来，他说行。我开车拿钱到了县政府门口，约三四分钟后，崔保红就出来了，我打开后座的门，他上了车。我告诉他，他安排的事我已经办好了，并把报纸包着的钱给了他。

问：你给崔保红的钱都是哪里来、怎么处理的?

答：10万元那次是借的，另一次在上海所送2万元是个人送的，其余都以当年的单位生活费和一些单据分别做了处理。

“我想有机会让他帮忙提拔”

(和顺县财政局局长，2001年春节至2005年春节，分9次送给崔保红累计7.5万元。)

问：每次送钱时，单位有其他人知道么?

答：会计都知道，因为我从他那里拿钱，同时我都要告诉副局长一声，说要去看望一下县领导，但具体多少没告诉他们。

问：你为什么要多次给崔保红送钱?

答：我受崔保红的直接领导，过年过节给他送点钱，可以联系一下感情。此外，有一次崔保红对我说我工作搞得不错，是个老局长了，早就该提拔了，让我好好工作。我想有了机会，让他给帮帮忙，把自己给提拔了。

问：这些钱最后都是谁支付?

答：其中6.5万元我都已经从单位会计培训中心会议费中支付，2005年送的1万元还没做账务处理。

2008年1月，大同市中级法院做出判决：崔保红被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没收赃款184.68万元，现代牌越野车1辆上缴国库，崔当庭表示不服判决，要求上诉。

崔保红案宣判后，北京和山西当地的媒体都只刊登了一则800字的简短消息，这和一年前崔落马时媒体的铺天盖地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位新闻界人士告诉记者，有关此案的报道，依据的是有关部门送来的通稿和规定的“统一口径”。对记者采访此案的要求，大同市中级法院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不方便”介绍案情，连出示判决书也“比较困难”，因为有人“打了招呼”，如要采访报道必须经其上级部门同意。

这种讳莫如深的宣判，让一些关心此案的人士大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其中有什么内幕。

此后，《法制周报》记者辗转得到了此案长达100多页的判决书，大同市中院一名干部私下透露，此案“颇让人看不懂”、“水很深”。该员称，早在2005年，崔保红一案就浮出水面，2006年12月18日，崔保红在大同中院受审。但从那以后消息全无，直至2008年1月15日宣判时才有公开的消息。

“纪委、检察院调查了一年多，法院用了一年审理才敢判决，事后又封锁媒体，没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分析，当地检察院的调查取证非常扎实，当时很多人认为对崔的处罚会相当重，但法院却用了一年时间研究判决，最后以“主动交代”为由，从轻判决其有期徒刑20年。

对于这名县长的出事，当地人议论纷纷，而对其出事后依然神秘莫测的情形，人们更是有了众多疑惑和议论。

当地坊间传言，崔属于高干子弟，其亲人系山西省某高层官员，20年的徒刑，对于受贿数额巨大的崔保红来说实属轻判，人们认为，这样的结果，与崔的高干背景有关。

《法制周报》记者从大同市中院的一名中层干部处得到证实：崔确实属于高干子弟，且其亲人仍属于在职高官。

“这层关系是否会造成轻判?”记者追问。

“你不要问这个，让我们很为难!”该名官员无奈地说。(以上信息来源：新华社 最高检：文峰 刘云伶 宁风)